才情人生-乔冠华-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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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阴谋家们的指点、支持下，没过多久，首都北京便掀起了一股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浪潮 ，其中， 首当其冲的就是外交部长陈毅。就在所谓反击“十一月黑风”的恶浪刚一掀起，周 恩来立即站出来， 挺身挡住一颗颗射向陈毅的炮弹，竭力保护患难与共的战友。
1966年，外事口的“革命”、“造反”不断升级。北京外 语学院的两派红卫兵，一派“造反兵团”， 坚决要“打倒陈（毅）、姬（鹏飞）、乔（冠华 ）”，大字报一直贴到外交部大门外，在乔冠华住处（报房胡 同）也刷了“打倒乔冠华”， “打倒龚澎”的大标语。另一派“红旗大队”，则主张对陈毅“一批二保 ”，不要打倒姬鹏 飞、乔冠华，后来他们中有些人又抛出乔冠华，要保陈毅、姬鹏飞。从此，乔冠华 成了两派 造反派重点揪 斗对象，他每天要向造反派写“思想汇报”，还要把自己的“检讨”写成大字 报贴出去，自 己的家也被抄了几次。
乔冠华在外交部有一位同事，叫张彤，他正担任第一亚洲司司长。因为他曾有过驻印度武 官的经历， 在处理中印边界军事冲突的外交折冲中置身帷幄，协助周恩来、陈毅工作。有一 次，巴基斯坦外交部 长布托来北京访问，周恩来会见了他，在谈到中国将向巴基斯坦派出新 任大使的时候，周恩来说，他 已经注意到布托先生很年轻，因此，“我要派一个年轻有为的 大使到巴基斯坦去”。这个新人选就是 张彤。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张彤对这场浩 劫从心底感到厌烦，对“造反派”冲击外交部领 导，造成外交部工作半瘫痪的状况极为不满 。他是当时外交部著名的“九十一人大字报”事件的参与 者，力保陈毅等同志，反对荒唐的 “造反”行为。
为此，张彤受到冲击，先后被“审查”4个月之久。事后，周恩来见到张彤的时候询问，“ 九十一人大 字报”是怎么一回事？张彤坦率地说，他确实参与此事，“大字报的第一、第二稿是我起草的，到第三稿的时候由 乔冠华接 过去写了”。
《精品丛书》编委会编：《共和国外交实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6月版 ，第165～166页。
在周恩来总理的干预下，张彤较早获得了解脱，于1969年夏就任驻巴基斯坦大使。他到巴 基斯坦不久 ，中国和美国领导人之间的秘密交往开始了。当然，这是后话。
第六部分第17节 荒诞岁月（2）
进入1967年，形势逼人紧。“文革”运动的恶浪席卷全国，许多人成天价喊着“革命无 罪！造反有理！ ”口号声震得人们耳膜发疼发胀。
1967年，上海发生了“一月风暴”造反派直接向各级党政机关夺取权力。领导干部或 靠边 站、或被 揪斗，党政机关，甚至一些公检法部门亦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即使个别领导干 部暂时未被打倒， 也处在软弱无力岌岌可危的状态，根本无法正常地开展工作。
一时间，几乎整个社会处在无组织、无纪律状态，无政府主义呈恶性膨胀趋势。到了1967年 的7、8、9 三个月，当时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亦有人感到这样混乱的政治局面已驾驭不 了，有些“失控”了。
“革命的大批判”并未促进“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相反使 本部门群众之间的派别斗争（亦不 乏被坏人利用）都被当作“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 线”的斗争。这一场斗争更趋向白热化，各地 造反派纷纷抢夺军警或者军火库里的枪 支弹药把自己武装起来，“炮轰！”“火烧！”“血洗！”和 “砸烂×××”的狂潮裹袭全 国 ，流血事件时有发生。加之，“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任意给一些组织 戴上“革命组织”、“ 造反派”等表示“进步”的桂冠；而给另一些与他们观点不同的组织扣上“保 皇派”、“保 守组织”等“落后”、甚至是“反革命”的帽子。这种亲一派，疏一派，拉一派，打一 派的 做 法无疑是火上加油，使派别间的矛盾更加尖锐复杂起来，真可说是达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 活的程度。
《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的作者铁竹伟，上世纪八十年代曾访问过乔冠华。那时，乔冠华大 病初愈。 谈及“文化大革命”时，他百感交集，几次提起自己那本“语录”中留下的“二、 七、海”三个蝇头 小楷……1967年2月7日早晨，乔冠华接到陈毅的电话，找上宦乡（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研究室主任 ），一起乘 车来到中南海陈毅家中。为备忘，他在“语录本”一角，记下了“二、七、海” 3个字。“哦，你们已经到了！”刚刚散步回来的陈毅与乔冠华、宦乡二人握握手，亲热地说：“今天请二位笔杆子来，有件重要事情商量。桌上的电报，你们先翻一翻，我去吃点早饭， 马上回来 ！”文件、电报在乔冠华手中停留片刻，一一传到宦乡手中。大部分材料他在部里都看过了。
这些外交史 上闻所未闻的荒唐举止，令人痛心疾首，绝难淡忘。驻×国使馆造反派，在大街上散发“造反有理”的传单，在使馆附近墙上张贴“无产阶级文 化大革命 胜利万岁”大字标语。东道国提出抗议；驻×国使馆造反派要在使馆屋顶上，用霓虹灯制成“四个伟大”的标语，并向提出质询的当 地官员自 豪地宣称，要让这里的人民看到金光四射的毛泽东思想；去×国援建的工程人员中的造反派，要在工地上竖起一块“社会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的巨幅标 语，当局不同意，他们集会抗议，与警方发生冲突，造成流血事件；驻非洲×国使馆的造反派，在公共汽车里朗读毛主席语录，在街头向来往行人硬塞“红宝书 ”和毛主 席像章，对拒绝接受的群众挥拳辱骂，引起群众愤怒；驻×国使馆造反派更是滑天下之大稽，拦住蒙黑色面纱的伊斯兰妇女，宣传“解放思想”； 钻进穆斯 林信徒的帐篷，宣传无神论、游击战，被人家连推带搡轰出帐门……对这些荒谬的行为，稍具外交常识的同志，都觉得反感。可是除了周恩来、陈毅尚能提出 批评，别人 谁敢讲？不久前，外交部向驻各国使馆发出“经中央批准，驻外使馆不搞罢官夺 权”的电文后，驻× 国使馆竟立即拍回电报质问：是哪个中央批准的？……“怎么样，看完了吗？”陈毅进来问道，“唉，多少年艰辛努力，因此一举，付之东流！不 过，今天 找你们来，不是为发牢骚、骂娘的。”陈毅双手抱在胸前，在办公室里踱了个来回 ，然后说：“这两天，我查了一些资料，历来的国家关系，都是内外有别的。国内搞运动，不能把外国 人牵上。 你们看噢，我们根据惯例。采取军委的方法，也来规定几条，怎么样？比如说，不 得把外国人拉来批 斗，不得强迫人家接受你的宣传品，不得强迫人家背语录，等等。无论如 何，我们要想方设法，使我 国的对外关系，不要受这次运动的冲击和破坏。”
乔冠华略显迟疑地点点头。他何尝不希望纠正外交工作中的种种错误作法！可用中央名义发 出的电报 ，造反派尚且怀疑，几个靠边站的“当权派”订出几条发下去，还不是对牛弹琴？ “老乔，你担心订出的是一纸空文吧！”陈毅一语道破：“我请你们来，是想依据国际公法 ， 细细推 敲、琢磨，订出几条无懈可击的规定，送中央，请主席批一下，再发往驻外使馆， 照章执行！前两天， 军委制定的八条命令，我们就是采取这个办法。”听说要请毛泽东批准，乔冠华与宦乡相对一笑，顿觉希望倍增。
“时间紧迫，你俩人先打个草稿，我们再商量。你们早出晚归，就在我家吃午饭，免 得造反派纠缠， 误事。”乔冠华对铁竹伟谈到这里，眼睛潮润，声音也有些暗哑了：
“那时陈总被夺了权，部里大小事他都无权作主，都要请示周总理。有时总理太忙，他就 守 坐在总理 办公室等到夜半三更，周总理曾几次对我讲过，看见陈总这样，他心里很难过。可 是，就在这样困难 的情况下，他仍然千方百计想使‘文革’运动不要破坏我国的对外关系， 不要使世界各国对我国产生 不应有的坏印象。
“我们每天一早就去。开始两天，陈总与我们还有说有笑，可后来他只同我们打个招呼，便 独自坐在 桌旁沉思，或者推门出去，在寒风里踱步。
“当时，我觉得奇怪，对老宦说：‘为什么陈总心情这样沉重，过去他是爱讲话的？……’ ” 参见铁竹伟：《陈毅元帅的最后岁月》，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7年3月版，第173页 。
1967年4月5日，外语学院“造反兵团”开进外交部安营扎寨，将姬鹏飞、乔冠华揪去，关进 地下室批 斗。
这年的纪念“八？一”招待会，有外国使节参加，中央通知乔冠华出席，造反派就是不放人 ，还是周恩 来出面找造反派，乔冠华才得以出席。后来批斗活动少了，外事口的造反派又分 配乔冠华去王府井百 货大楼前卖造反派的小报。乔冠华和造反派商量：“我还是代表中国政 府的外交部副部长，这样抛头 露面，在热闹的市中心出卖打倒自己的小报，有失国体呀！能 不能让我到僻静些的背街后巷去卖？”
造反派不答应。开头两天，有造反战士押着乔冠华沿街去卖小报，后来造反战士嫌麻烦，将 他押送到 王府井，把一摞小报交给他，要他卖完后自己回去报告并交款，这下他可以自由了 。乔冠华每天将小 报点了点份数，按每份两分钱算出总价，待到押送他来的造反战士离去， 他就把一摞小报丢在地上， 自己溜之大吉，找一家僻静的小酒馆喝啤酒去了，过一两个时辰 ，他慢慢踱回部里，将自己用一元钞 票从小酒馆换来的角票、分票，上交造反派，说是卖小 报所得，而且每次都多上交几角钱，造反派讽 刺他说：“你这个修正主义分子，倒会卖报 赚钱！”“乔冠华王府井卖小报”的故事不胫而走。乔冠华的老友冯亦代在他的回忆文章中写到，“ 十年动乱 中，他曾在王府井卖小报。有次我远远看见他形销骨立的样子，心里颇为不平，但 只能将不平之气藏 在心头罢了”。
《冯亦代文集（散文卷）》（1），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1999年3月版，148页。重庆“二流堂”的积极分子唐瑜，更是将自己与乔冠华喻为“两个老报贩”。他说：
日子过得清闲，也过得快，也越过越好。得到革命群众的信任，我终于出 外逍遥了我被派到王府井 卖“革命小报”。如果你从电影上的卖报童那里学到一点伎俩，你手上的报便很快可以卖光。我一路走，一路 把重要题 目叫喊一遍，未到东安市场，报纸已卖掉一半了。王府井几乎整一段街都是报摊， 卖报的几乎一律都是中年以上的老头子。我忽然眼睛一亮，发现乔冠华也摆了一个报摊。他面前摆着一大堆报 ，似乎买 卖不佳。我说，咱们一起卖。我在他旁边挤进去，把两种报重要题目都吆喝一下，果然很快就 卖掉了不 少。
他卖的是外交部造反派的报，里面有没有批他的我记不清了。看到别人都在收拾，我们当然 也跟着收兵。我的家只要走几步便到了，我邀他进去休息，喝水。他说，他还得回到外交部交帐，等下次 吧。这个下次，一等十年之久，就是我在史家胡同遇见他那一回。
唐瑜：《二流堂纪事》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26页。
外事口造反派的少数人，策划演出了火烧英国代办处，先后砸缅甸、印尼、印度驻华使馆 等一连串严 重败坏新中国外交声誉的荒唐事件，特别是从印尼归国的所谓“红色外交家”姚 登山，他打着革命造 反派的旗号，私自召集全体驻外使节和外交部司局长开会，夺了外交部 的大权，引起了毛泽东的震怒 ，下令将姚登山逮捕法办，这让外交部的上上下下人心大快， 在姚登山押走时，龚澎上去狠狠打了他 一记耳光。翻开新中国的外交史，人们不难发现，1967年5月至8月间，是我国外交工作的一 段“非常时期”。我 国同已与我建交的亚洲、非洲、欧洲的十几个国家频繁发生外交冲突， 双 边关系一下处于十分紧张的 状态。其中不乏周恩来、陈毅担任外长时期致力于建立起良好睦 邻关系的一些周边国家。尽管这时的乔冠华处境十分困难，但他还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1967年7月初，乔 冠华就康生在 6月的一次会议上给外交部扣上“三降一灭”的帽子（三降一灭，即投降帝国主 义、修正主义、各国反 动派，扑灭人民革命运动），请示周总理：康生的提法到底指什么？ 周总理想了一阵后说：“三降一灭 ”不通。1971年5月底，周总理在外事工作会议上谈到 对建国后外交工作的评价时又提到：“我不同意 那种极左思潮的说法，更不能同意‘5？16 ’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我国外交也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因为毛主席一直关心这条战线， 亲自抓、亲自领导这条战线”。
吴庆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