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人生-乔冠华-第6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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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仲：明天走了，从心底里祝你好，放宽心。我会记住当前所经历的一切 ，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当 然，即使如此，也会闲话不少的。但这是必然的，阶级斗争吗！ ？我心坦然，请你放心。热烈地握手 。
老乔28/973寥寥数语，乔冠华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从局外人看，乔冠华当时正处于外交生涯的光辉顶 峰，中国 进入了联合国，他是毛主席、周总理亲自点将的中国代表团第一任团长。离京时， 毛主席指示要全体 政治局委员在机场欢送。红旗招展，锣鼓齐鸣。数千名群众摆成方阵，气 氛热烈。此后，中美会谈， 他在毛主席、周总理领导下担任了主要谈判，并与基辛格共同起 草《上海公报》。在党的十大上，他 又当选中央委员。
在这无比灿烂的光环下，谁又能理解乔冠华彼时的困惑心情？谁又能懂得他在1973年9 月28日写给仲曦 东的这个短笺中所饱含的复杂情感？不过我们仍可以从这张便条看出，乔冠华当时的心情是相当沉重的。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 工作情绪 ，到了“联大”会场，他照常神采奕奕，谈笑风生，充分展示了一个外交家的政治 风度。
会上，乔冠华同苏联代表团长马利克就裁军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他批评苏联假裁军真扩 军，讥讽 说：“苏联最后还利用发展中国家要求发展经济的迫切愿望，又鼓吹安理会5个常 任理事国削减10％的 军事预算，并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主张。这是苏 联的自鸣得意的主张。……他 至今没有告诉我们，苏联真实的军事预算到底是多少。弄清楚 这个问题，恐怕要花好几年时间。要真 正按照苏联的建议，把军费减下来，更不知道要等到 何年何月。”“苏联这个伟大的计划，用中国的 成语说，叫作画饼充饥。如真的是要让发展 中国家等待这批援助，岂不是要‘索我于枯鱼之肆'？”
乔冠华还说：“石油武器打开了经济领域内反殖、反帝、反霸斗争的新局面……有人指责石 油输出国 组织是一种垄断组织，一种卡特尔。”“他们为什么不想一想，卡特尔、托拉斯、 跨国公司是工业大 国首先发展的，并且至今还沉重地压在发展中国家的头上呢？”乔冠华这 时提高嗓门，并用手指向会 场的上空，有点激动地说：“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 灯’吗？”他还用“前门拒虎，后门 进狼”的生动比喻，形容当时两个超级大国的争夺，诚 恳呼吁：亚非拉国家对此要提高警惕。乔冠华 的发言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会场先是活跃 ，接着响起了笑声和掌声。事后，他仿陆游的《三月十 七日夜醉中作》，写了一首《联大三 年》的诗，诗云：前年来此射长蛟，白浪如山意气豪。去年来此风稍静，归时但见天山高。今年来此意颇懒，谁知遇敌犹能叫。虎子不易得，虎穴须常捣，地球尚年青，人生惜易老。帝修未灭心未平，青眼高歌望尔曹。
1973年10月30日，告别纽约同志章含之回忆：“七十年代，我和冠华最高兴的时候是在国外开会或访问。那高兴不是为 了去买‘大件 ’或其他洋货。当时我们一个人只有十美元的零用钱，上下平等，从部长到厨 师都一样。除此之外， 一点额外补贴都没有。可以想见，这十美元只能到纽约廉价超级市场 买点针头线脑的小玩意儿。冠华 要我替他买的永远是地图，他酷爱收集地图。新的地图很贵 ，我就到伯恩斯？诺贝尔斯书店的旧书部去 买旧的，旧书可以便宜很多。剩下的那几块钱几 乎都被我用在冰激凌和炸土豆片、玉米片上了。但无 论是买地图还是吃冰激凌，都不足以使 我和冠华在国外流连忘返。我们真正想在国外多呆些日子的原 因是出了国，住在使馆内像是 个自由自在的天地，不必像在北京那样提心吊胆怕上面又出什么风波， 怕部里有人打小报告 ，怕得罪了通天人物。在国外，我们不必扮演我们并不情愿的角色，冠华可以比 较放手地施 展他的外交才华。记得1974年，那次出席联大后我们途经巴黎回国，住在大使官邸。
中 午 曾涛大使和驻法使馆的外交官同冠华聚餐，冠华喝酒过量了，饭后回到房间倒头就睡。我 睡不着，跑 去找曾大使的夫人朱黎青同志玩牌。这在那时是极为难得的空闲。我一边玩牌一 边说我和老乔真希望 能有机会外派一任大使。出国工作，至少还有劳有逸。可是老乔想去华 盛顿当联络处主任，主席不同 意，说他要留在国内，每年的联大是他的事。我们玩了还不到 半小时，冠华突然闯了进来，他酒意未 消，带着满脸的不悦冲我说：‘你玩什么牌嘛？！这 种事很无聊。你应该休息！’曾大使夫妇很尴尬 ，他们和冠华是老友，只觉得他是醉了。
我很窘，只好道歉，拉冠华回房间。回到房里，我非常生气 ，嚷嚷说他太无理，凭什么这样 粗暴！此时，冠华似乎清醒了一些，坐在床上突然落泪了。我还是以 为他是酒疯，我说不跟 醉汉打交道，说完就往外走。冠华下床拉住我，伤感地说：‘我的酒醒了，刚 才的事对不起 。我也不知为什么很怕你离开我。我醒来，屋子里黑极了，找不到你。我很怕孤独。我 真怕 有一天，所有人都离开我，你也离开我！’我愣住了。许久，我叹息地说：‘你胡思乱想什 么， 我怎么会离开你呢？！’他说他也说不清，但总有一种预感他迟早会倒霉。他说好不容 易在国外可以 不去想国内那些复杂的事，他不愿我离开他。我被他说得也感慨起来。这场小 小的风波过去了，但我 知道他和我心里都不轻松。”章含之：《风雨情》，上海文 艺出版社1994年12月第1版，第175～177页。
1973年的国际形势也不太平。这年发生了中东战争，联合国安理会会议很紧张。乔冠华 最喜欢这种国 际风云的大风大浪。凡是联大平静的年会，他都觉得这些会很无聊，凡是碰上 国际上出大事，安理会 剧烈辩论的年头，乔冠华就精神百倍，可谓“斗志昂扬”。章含之看 到他对斗争那样投入，尽管紧张 繁忙却心情激奋，真希望他能永远不受干扰地投身他倾心的 外交事业。乔冠华他们预定10月中旬回国，因为基辛格11月上旬要到北京与周总理、乔冠华会谈。 一想到回北京 可能又要卷入复杂的环境，章含之感到不寒而栗。于是她就给乔冠华出了个主 意，要他发个电报回北 京，就说今年安理会辩论剧烈，他有必要多停留一段时间，请示国内 是否同意他不参加基辛格访华的 谈判。乔冠华很犹豫，说总理会不高兴。中美会谈的事，周总理是交给他承担的。
章含之说：“我总有点不祥之感，不知基辛格访华又会闯出什么错误。我们还是为自己想想 吧，反正 你是副部长，从名义上也可以不参加。躲开中美会谈这种风险大的事也许可以保个 平安！”在章含之的反复劝说下，乔冠华发了这个电报。不出他所料，回电传达了周总理严厉的批评 ，说乔冠 华不应把安理会辩论放在中美会谈之上，令他必须按原计划回国。乔冠华说，都是章含之出的馊主意，惹得总理发火了。章含之说，我猜周总理懂得乔冠华不想回去参加中美谈判的真实原因，但愿他能谅解。
就这样，乔冠华和章含之按时回到了北京，并按原计划参加了中美会谈。11月10日至14日，基辛格来华访问。
周恩来、叶剑英和乔冠华等一起与基辛格就中美关系、台湾问题及其他有关问题举行多次会 谈。基辛 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在此基础上坦率、真诚、有远 见的态度又进一步 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 题。”周恩来说：“你过誉 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得 不够。你认为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 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12 日，乔冠华等陪同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在谈到 台湾问题时，毛泽东提出：应把美国跟我们 的关系，我们跟台湾的关系分开。
不幸而被章含之言中的是，就在基辛格离开北京之后，一场真正的政治灾难终于发生了，一 直延伸到 第二年的春天的“批林批孔”运动，整个中国大地又一次动荡不安；它也最终导致 了周总理癌症恶性 发作，住院手术后再也没能回到西华厅会议室召集那令乔冠华、章含之熟 悉和怀念的长夜工作会议。 因为这一系列的外交谈判活动，自然引起了江青一伙的极大不满，他们蓄意挑起事端。要人 到毛泽东 处“吹风”，说周恩来、叶剑英与美国领导人会谈有“错误”。11月17日，毛泽东因为听了两位翻译不太准确的汇报，误认为 周总理在同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的谈判中 说了错话，屈从于美方，要政治局开会批评负责对美 事务的周总理和叶剑英。当天“周恩来和外交部 负责人及其他有关人员到毛泽东处开会 。毛泽东谈了对不久前中美会谈的一些看法，提议中央政治局 开会，讨论他的意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第632页。
结果从11月下旬到12月中 旬，政治局连续开会，批评周总理和叶剑英。这是一件大事。当晚，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指示，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中美会谈的意见 ，并介绍 同基辛格会谈的情况。会上，江青斥责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起而与 之争辩。会后，周 恩来两次向毛泽东书面报告政治局会议情况，表示自己在此次中美会谈中 “做得不够”。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王洪文主持下，连续开会 批评周恩来和叶 剑英的所谓“错误”。会上，江青等人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此 次中美会谈是“丧权辱国 ”、“右倾投降主义”。周恩来依据事实加以反驳，同时违心地作 了检查。江青、姚文元批判“中美会谈”的调子越来越高，继续“上纲上线”，并提到“第十一次路 线斗争” 的高度，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毛泽东，阴 谋将其打倒。有一次开会，叶剑英坐在后面，江青大声叫他坐到前头来。叶帅回答：“坐前头就前头，怕 什么！” 以示抗议。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
12月9日，毛泽东先后同周恩来、王洪文等谈话，提出：这次会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 两句话，一 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 及待”。总理不是迫 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对于江青所提增补常委的意见，毛泽 东表示：增补常委，不要。对毛泽东的这次谈话，事后王海容、唐闻生回忆：1973年11月，在政治局批评周总理同基辛格会谈中犯错误的会议上，江青 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 争”，姚文元也跟着这样说。江青还指责周总理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主席。12月9 日，毛泽东在会见 尼泊尔国王后，曾分三批先后同周总理、王洪文和我们谈了话。主席对我们说：这次会开 得好，很好 ，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 总理 迫不及待。
他（指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自己（指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总理后来告诉我们，主席也 跟他讲了这两 条。王洪文也承认主席那次对他讲了，不同意十一次路线斗争的提法。 引自邬吉成、王凡：《红色警卫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邬吉成回忆录》，当代中 国出版社2003年1月版 ，第317页。
周恩来和叶剑英、乔冠华等就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为中国外交开创了一个新纪元。为维 护中国在 国际上的尊严和形象，他们忍辱负重，鞠躬尽瘁！乔冠华、章含之也被指令参加上述一系列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章含之回忆说，“外交部姬 、乔、黄 、仲以及我和罗旭被毛主席点名列席。王、唐是这次会议的毛主席联络员，一切‘ 指示’由她们传达 。关于这次会议的是是非非多有评论，近年来也有一些不完全属实的叙 述。作为当时参加会议者之一 ，我自然明白会议的全过程。但是我宁愿把这段历史留给局外 人去分析研究，让后人得出符合历史真 实的结论。这次会议不仅仅暴露了‘四人帮’对周恩 来的积怨，也揭示了形形色色人们的灵魂。事实 是，大多数人都按‘联络员’的传达说过批 判周恩来的话。也许客观地说，这是当时政治形势下求生 存的必需。”章含之：《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文汇出版社2002年7月版，第295页。
乔冠华、章含之在会上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对此，章含之后来曾经作过深刻地剖析，她说：回首往事，在七十年代的沉浮中，我犯过两次大的错误。那错误都是为了 生存。第一次就是这1973年的深秋。就在京城萧瑟落叶的时节，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厅堂里进行着一场无情的较量。除去 那些本性 邪恶的一小撮之外，卷入其中的每个人都在经受着一场严峻的考验，是挺身而出维 护正义与公正还是 为了自己的生存妥协退让，随波逐流。几年后，当有人不顾当年的事实企 图把不切实际的罪名强加在 我们头上时，我曾经为自己和冠华辩护说那是时代造成的悲剧， 我们既没有参与策划也没有陷害他人 。
然而，二十年后的今天，在回顾自己走过的路时，我 愿按冠华说的“严于律己，宽于待人”去剖析 自己。尽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没有一个 被卷入的人能够蔑视权威，主张公道，但毕竟作为自我 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