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公共关系艺术-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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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不是向殖民主义斗争以取得独立，而是要同像美国那样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
于是，本来就紧张起来的空气，现在更紧张了。许多熟悉联合国情况的人愈来愈担心：这个会议会像联合国大会那样陷入无休无止的争论而不能在短短的七天会期以内得到什么样结果。
下午，在叙利亚、泰国、土耳其代表相继发言后，主席宣布：“我现在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发言。”
会场顿时爆发出暴风雨般的掌声。人们都希望听听中国讲什么。
周恩来首先声明要把他的发言稿印发给大家，不再宣读了，但是在听了许多代表团团长的发言之后，他还愿意补充说几句话。
“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周恩来的第一句话就扣住了全场的人心，人们感到会上的气氛马上变了。
然后，周恩来说：
“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
“中国代表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在我们中间有无求同的基础呢？有的。那就是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而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这是我们大家都承认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进会场的人越来越多了。最靠边的人很多站在椅子上。
精彩演讲动人心弦（3）
周恩来接着说：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意五国总理茂物会议所宣布的关于亚非会议的四项目的，而不另提建议。”
“本来中国代表团很可以提议会议讨论美国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也很可以提议讨论承认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的问题。但是中国代表团没有这样做，因为它不想使会议陷入对这些问题的争论而得不到解决。”
开会以来，时常可以感到有一只黑手想把会议拖向相反的方向跑，现在，另外一只更强有力的手把它轻轻推开了。
会场鸦雀无声，安静得连翻纸的声音都可以听见。大家静听周恩来讲下去：
“我们的会议应该求同而存异。同时，会议应将这些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我们中间的主要问题。我们并不要求各人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反映。但是不应该使它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还应在共同的基础上来互相了解和重视彼此不同的见解。”
会场上的许多人在点头。
接着，周恩来谈到两天来会议上有人提出的一些问题。
首先，他谈到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问题。他指出：在亚非国家中是存在有两类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类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一类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国家。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求同和团结。他说：
“我们这两类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并且还在继续为完全独立而奋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呢？我们亚非会议既不要排斥任何人，为什么我们自己反倒不能互相了解，不能友好合作呢？”
其次，他说到宗教信仰的问题。他说：我们共产党人尊重有宗教信仰的人。我们希望有宗教信仰的人也应该尊重无宗教信仰的人。中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国家，它不仅有七百万共产党员，并且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回教徒和佛教徒，以百万计的基督徒和天主教徒。中国代表团中就有虔诚的伊斯兰教的阿訇。这些情况并不妨碍中国内部的团结。为什么在亚非国家的大家庭中不能将有宗教信仰的和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团结在一起呢？
再次，他谈到所谓颠覆活动的问题。他说，中国人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下受的苦难是数不尽的，经过一百多年的斗争，最后才选择了这个国家制度和现在的政府。中国古话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反对外来干涉，为什么我们会去干涉别人的内政呢？有人说，中国在国内有一千多万华侨，可能利用他们的双重国籍来进行颠覆活动。但是，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却准备与有关各国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我们现在准备在坚守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亚非各国、乃至世界各国，首先是我们的邻邦建立正常关系。
然后，周恩来说：
“我们是容许不知真相的人怀疑的。中国俗话说：‘百闻不如一见’。我们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到中国去参观，你们什么时候去都可以。我们没有竹幕，倒是别人要在我们之间施放烟幕。”
这就是中国政府人民对待一切怀疑以及诽谤的态度。听着这些话，似乎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心与心之间的距离都在缩短。
最后，周恩来用洪亮的声音说：
“十六万万的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
会场上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
结果，在与会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亚非会议绕过明山暗礁，达成一致协议，通过独立、反殖、和平、合作公报，为当时以及以后第三世界国家团结合作共同发展的事业，开阔了新的航道。而周恩来的万隆会议演讲，也载入了史册。
周恩来曾经说：口头宣讲要力求普遍、通俗和扼要。他的演讲便具有这样的特点。
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3月9日，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到达灾区。当天，他在隆尧县慰问灾区人民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演讲。
周恩来首先向大家表示了慰问之情，然后说：
“这次地震来得很突然。你们这个地方从邢家湾到耿庄桥是地震的中心。二十年前，在抗日战争中，你们也受了损失，那是和民族敌人做斗争。这次是和地底下的‘敌人’做斗争。每个村庄，每个家庭都有很大损失。付出了代价，也取得了经验。”
他的这一段话，使灾民们联想到在抗日战争中受过的损失，情绪迅速从悲痛中安定下来。
接着，周恩来指出：“你们这个地方是洼地，过去改造得不错，现在要战胜地震灾害，重建家园。”
怎么样重建家园呢？周恩来说：
“重建家园光靠你们的力量还不够。你们县西部有好多没有受灾的庄子，巨鹿、宁晋，任县都有些没有受灾的庄子，可以来帮助你们。互相支援，过去打日本就是这样。重建庄子要建得分散一点，房子要矮一点。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要带头抗震救灾。你们组织起来，办法一定会有的。国家当然要支援你们。你们这个地方有三十个公社、三十四万人受灾，现在已开进解放军两万多人，〖JP2〗地方上的工作队和医疗队一万多人，共三万多人，十个人就有一个人帮助。真是一个有困难，大家来相帮，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JP〗
他鼓励大家说：
“你们不是学过《愚公移山》吗？愚公能够移山，我们对现在的困难也一定能够战胜。死了人当然难过，但是不要低头。大家一定要团结起来，团结就是力量！老年人家里没有人，我们要照顾他们，娃娃没有人带，我们要帮着带，这些都要靠青年壮年去做。”
周恩来要求白家寨的群众把党中央、毛主席的关怀和他讲的这些话传给别的庄子。他用恳切有力的语气说：中国人民是有志气的。“恢复了生产，恢复了力量，就对得起死去的人。”大家听了，顿时觉得身上增添了力量。
最后，周恩来带领大家一起呼口号：
奋发图强！
自力更生！
发展生产！
重建家园！
他喊一句，群众跟着呼一句。会场上，激昂的口号震天响，沸腾的人群如潮涌，大家决心发展生产，化悲痛为力量，重建家园。
周恩来的演讲，就是充满着如此神奇动力的力量。
巧言应答妙语生辉（1）
在公关活动中，随时随地会遇到各种提问。能否对各种提问应答如流，常常决定着公关活动的成败。
周恩来是20世纪中国会见人接见人最多的主要政治家。他的应答艺术，精巧绝伦，高超无比，可谓空前绝后。
1938年9月29日，柯棣华、巴苏等人组成的印度援华医疗队到达汉口。10月7日，周恩来会见了他们。巴苏大夫在当天的日记写道：“我们去看望周恩来同志，他正在办公室里举行记者招待会，屋里挤满了新闻记者，大多数是外国人。我们在一个角落里坐下，倾听他透彻地分析中国的军政局势，以及阐明怎样通过发动群众抗敌人。……他侃侃而谈，精力充沛、学识渊博，长着一对机灵、谨慎的眼睛，还有中国少见的浓眉。”10月10日，在爪哇支队举行的盛大宴会上，巴苏再次见到周恩来。他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安娜同志说，二十年后，我们将会为曾与他相识感到骄傲。我补充说：‘干吗这么晚？此刻我们就感到骄傲。’”确实，周恩来是一位一经相识，人人都会为他的雄辩口才和应答艺术所折服的政治家。
1938年，在蒋介石主持的武汉军事会议上，特务头子戴笠赤臂上阵向周恩来发难，诬蔑说：“武汉局势动荡不安，人心纷乱，政府无治，军事委员会没有统一军令、统一训令，你们共产党不能不说起了不良作用！”
周恩来立即对闹着鼻炎只能瓮声瓮气说话的戴笠反驳道：
“戴先生，俗话说，军中无戏言，我们共产党最重视客观实际。要论武汉局势，我认为恰恰是大好的，好就好在工、民、商、学、兵等人民群众已经行动起来，实行全民抗日救国运动！至于说谈到政府无治、令行不止，就恰是贵党在国共合作问题上，没有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训，没有执行两党共同颁布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所引起的！”
“请你也讲具体事实。”气急败坏的戴笠几乎是喊着说。
“好！”周恩来沉着地回答。他说：“大敌当前，人民抗日，而你们却暗地调查群众组织，你们强行解散抗日团体，逮捕反对贩运日货的爱国青年、工人与学生，你们还用重金收买坏人，散发诬蔑共产党，中伤国共关系的宣传品！”
周恩来一气呵成，气势千钧，搞得戴笠张口结舌，无言以对。
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政府撕毁政协决议，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16日，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中共代表团驻地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周恩来痛斥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阐述中共谋求实现真正和平的立场，并严正声明坚决不承认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伪国大。
周恩来声明后，南京《中央日报》和《扫荡报》记者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他当即作了巧妙的回答。
《中央日报》记者问：“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可以在国民党地区重庆、桂林、南京出版，为什么《中央日报》不能到延安出版呢？是不是你们共产党还不及国民党民主？”
周恩来说：“这事你们《中央日报》领导人也曾对我提过。我曾对他们说：‘你们想到延安出《中央日报》我们很欢迎。不过我们在延安出《解放日报》的机器是拆成了一块一块才带到延安装起来印报纸的，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够出版的，在延安纸张也很困难，我们没有白报纸，只能用当地灰黑色的土纸来印报。你们如果要到延安去出《中央日报》，你们必须先把机器运去，把纸张运去，因为我们是无法替你们解决的。而且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即报纸是要人看的，我们延安的人看惯了《解放日报》，不一定习惯看你们的《中央日报》，所以你们要预备亏本，你们要预备花了资金收不回来。’他们一想的确是这样，所以就不想去延安办报了。”
《扫荡报》记者更险恶地问：“我们《扫荡报》上天天说苏北有很多难民大量逃过长江来，大家非常痛苦，有的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他们都说是你们共产党在苏北杀人放火造成的，不知有没有这种事实？”
周恩来笑一笑说：“有的，在苏北我们共产党地区的确有这样的事，但是我们杀的人都是那种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罪大恶极的土豪、劣绅、恶霸地主，而苏北人民都拥护我们这样做的，关于放火，我们共产党并不提倡，因为房屋大家可以用嘛；但是由于人民对反动派，对恶霸地主，土豪非常痛恨，往往要将他们的房子放一把火烧掉，这也是人之常情，因为压迫他们的人为人民所痛恨。这样可以出一口气。我们共产党虽不提倡放火，但是也不能阻止他们，让他们在愤怒时好出一口气。”
当时在场的许多人都认为周恩来说得很有理，无不作会心的微笑，而《中央日报》、《扫荡报》记者只得灰溜溜地先走了。
新中国建立后，周恩来有一次接见外国记者，有个不怀好意的西方记者挑衅地问：“总理阁下，你们中国人为什么把人走的路叫马路？”
周恩来机智而且自豪地说：“我们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路，简称就叫马路。”
这位记者不死心，又想出一个难题：“总理阁下，西方人都是仰着头走路，而你们中国人为什么低着头走路呢？这又怎么解释呢？”
周恩来笑着说：“这不奇怪，问题很简单嘛！你们走的是下坡路，当然要仰着头走路了，我们中国人走的上坡路，当然是低着头走了。”
西方记者又提了一个意在讥笑中国贫穷，同时涉及国家机密的挑衅性问题：“请问总理阁下，中国人民银行有多少资金？”
周恩来看了一眼这位记者，从容地笑了笑，幽默地说：
“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资金嘛，有18元8角8分。”
这一回答使全体在场记者为之愕然！场内鸦雀无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