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出发-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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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些人盾，大部分伊拉克人都非常尊敬他们。在我们住的地方，早上我们会在餐厅里碰到他们，可以看到酒店的工作人员和他们已经非常地熟悉，对他们的服务也特别地热情。我还记得经过一晚的轰炸，酒店的服务员问一个来自美国的人盾感觉怎样，这个已经满头白发的美国人笑笑说：“我把这些声音当成狗叫。”不过，也有伊拉克人觉得，如果他们真的要做人盾，他们就应该到军队里面去，到发电厂去，到那些最有可能被轰炸的地方去，而不应该呆在酒店里。伊拉克政府显然还是欢迎这些人盾的，因为在即将开战的前夕，伊拉克的签证控制得非常严，但是如果以人盾的身份进入的话，就要容易得多。于是，有的西方记者因为拿不到记者签证，干脆用人盾的身份进入，然后再进行采访工作，但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就有几个记者因为这样，在巴格达被当局拘押了起来，虽然没有生命危险，还是担惊受怕了一场，最终也被驱逐出境。对于伊拉克当局来说，很难保证这些人盾里面没有从事其他工作的人，这也就是当局并不愿意让这些人盾到重要场所去的原因。
看到这些人盾，我想到的却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西方人当人盾已经不足为奇，可是这次，来自日本的人盾特别多，就引起了我的注意。这些日本人盾里面，有很多已经是进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原本应该享受着自己的退休生活，游历欧洲国家，但是他们却选择到了巴格达，即使轰炸已经开始，他们还是选择留了下来。我和摄影师讨论这个问题，得出的结论是，日本的经济发展真的已经到了世界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又提升了一个层次，包括环境、人的权利、国际正义等等。同样也是这个原因，在巴格达的亚洲记者里面，来自日本的最多，虽然他们都是以自由撰稿人或者是兼职的身份为日本的各大媒体工作，但是至少显示出日本媒体对于国际事务的关注和重视程度。在巴格达如此，在阿富汗同样也是，亚洲国家里面，日本的媒体队伍规模之大，和西方的大媒体不相上下。
轰炸结束，美军进入巴格达，有的人盾完成了使命离开了这里，但也有人留了下来，从事义务工作，为伊拉克的平民争取战争赔偿。
就在我第二次到巴格达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会讲中文的日本年轻人。那天，在巴勒斯坦酒店门口，一个戴着眼镜的东方男孩走了过来，用中国话问我，你是中国来的吗？
我说是的，不过我想你应该不是中国人吧。
他说不是，我是日本人。
我们聊了起来，他叫江川，曾经在上海复旦大学学习中文，所以他还会讲上海话！没有想到，我居然在巴格达遇到一个外国校友，还能讲家乡的语言。他说他在约旦的安曼，看到一个慈善组织征求义工，帮助在安曼的伊拉克人搜集给巴格达亲人的信件，因为没有通讯设施，大家都非常担心在巴格达的家人的安危。而他们把信从安曼送到巴格达，然后在当地人的协助下，一家一家地送信，现在他们已经送了二百多封。
在天堂广场，我看到了他的几个义工伙伴，其中一个女孩子也是日本人，不过是在荷兰旅居的。天气很热，中午的时候烈日当空，他们拉了一条横幅，告诉当地人可以把信交给他们。也就是几个小时，在他们准备的袋子里面，已经有了几十封信件。那个日本女孩子说，虽然非常辛苦，而且给这么多当地人围着，还都是男性，一开始是有点害怕，不过现在她觉得非常高兴，因为她感受到别人感激的眼神。
就在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一个伊拉克人拿着几朵在路边摘的野花递给我们，然后用英文说，谢谢你们。
拿着那朵花，我的心里面有点惭愧。我觉得，和这些不计名利的义工比较，他们才真的是在帮助这里的人。这些义工非常年轻，江川才二十五岁。他们在巴格达住在教堂里面，一天只有早晚两顿简单的饭吃，但是他们没有因为这样的艰苦和危险而退缩。可能，在很大程度上，他们不过是希望得到更多的生活体验，但是和很多他们的同龄人相比，他们选择的这种体验，真的会让他们更了解生命的真谛，让他们更快地成长。
在翻译家吃过午餐，我特地为他们准备了食物和饮料，江川看到我和我手上的食物，高兴得整个人躺在地上。看着江川，我想，如果我们中国的年轻人也会想到做这些，那该是多么令人高兴的事情。
前几天，我在网上读到一篇复旦学生写的文章。他说，在深圳的一家报社实习之后，他明白了，在繁荣的景象后面，那些普通人为了生存在挣扎，正是因为这样，他学会了尊重每一个人。现在他不会站在宿舍的窗前，大声地吆喝楼下送水的工人送水，而是会用一个请字。看完之后我真的非常感动，不知道为什么，我马上想起了江川，这个日本的年轻人。我想，只有去经历一些艰苦的事情，才能体会到安稳的生活、繁华的生活的可贵，才能够懂得去尊重每一个人的劳动。我自己也是这样，记得我还在大学读书的时候，很会嫌弃这个嫌弃那个，有的时候还非常挑剔，但是现在，当我走的国家越多，见到的人越多，经历的事情越多之后，我反而学会了不挑剔，学会了去欣赏别人，真正理解了人人平等的含意。
当炸弹在头顶飞过 第一次到巴格达，第一次听到炸弹的声音，是在凌晨。因为距离比较远，加上当地人的那种镇定，总是让我觉得这些轰炸声，和我没有多大的关系。
真正让我觉得震撼，是在新闻中心的那天。
之前的夜晚，美军的轰炸相当密集。一大早，酒店的工作人员告诉我，美军炸了伊拉克电视台，没有电视节目可看了，美军还炸了通讯中心，整个城市已经打不通电话。
来到新闻中心，站在二楼的平台，可以看到远处被炸的伊拉克电视台冒出的浓烟。伴随着不时传来的轰炸声，我并不感到，这个上午和之前有什么两样。而当我和同行边谈论着这些天的感受，边为马上就要开始的卫星联机做准备的时候，忽然从头顶传来一阵呼啸声。我们只是对望了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马上冲出了工作棚，想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在我还没有找到方向的时候，一声巨响，我只觉得自己的心脏停顿了好几秒。等我回过神来，赶紧和摄影师一起找爆炸的方向，才发现，爆炸就在距离我们二三百米的地方——过后知道，那里是伊拉克电视台的一个演播室。
平时听惯了四周的炸弹声，大家从来不会因为轰炸而停下手里的工作，但是这一次却不一样。大家都站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默默地走回自己刚才工作的地方。
谁也没有说害怕，也没有人提到轰炸两个字，好像这件事情根本没有发生，但是我知道，每个人的心里都能感受到，情况越来越紧急，战争越来越严酷。
在巴格达的那些天，我从来没有想过害怕。晚上，当轰炸开始的时候，望着被炸弹照成红色的天空，心里面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有担心，想自己住的地方会不会被炸弹误袭，但也只是一闪而过。不过这一瞬间，却让我真的感受到，我面对的是战争，面对的是自己没有办法控制的东西。
因为担心我们的安全，在公司的要求下，我们在巴格达呆了五天之后决定离开。
我觉得事情总是这样，当你准备好行囊，放松了一些自己，即将要离开这个危险之地的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
这一夜，美军的轰炸每隔半小时就来一次。从我们住的地方的露台，可以拍摄到爆炸之后，冒出的浓浓黑烟。因为近距离的关系，躺在床上，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大楼被震得不停摇晃。
第二次到巴格达，美军已经进驻，我们不用再担心被炸弹炸到的问题，但是在这里，几乎每一个当地人都有枪，而且我们也知道，还有不少萨达姆的支持者，枪战代替了第一次的轰炸声。
在一名曾经当过兵的英国人的指点下，我开始可以用耳朵辨认出哪些是AK…47 的枪声，哪些声音是美军在开枪。每次的枪战，总是在AK…47 的几声枪击之后，紧接着美军的连串反击。每次的枪战总是持续大约十五分钟，枪战过后，便可以听到美军的坦克车开过的声音。
战争进行的时候，虽然担心电力供应随时可能中断，但是结果没有我们想像得那么糟糕。反而是当我们第二次回到巴格达，也就是美军进驻巴格达之后，因为发电厂的系统被破坏，加上也没有人上班，整个城市到了夜晚就沉入深深的黑暗中了。
有钱人可以自己用发电机发电，但是大部分的人只能够忍受无边的黑暗。每天天黑之后，总是会在不同的角落，传来枪声。距离我们最近的一次，站在露台上，可以闻到硝烟的味道，然后感觉到子弹在我们的周围，但是又不能够判断出准确的方位。
这次的枪战实在太靠近我们，原本靠着发电机发电的酒店，很快停止了供电，于是我们和周围的大厦一样，静静地站在黑暗里面。我和蔡晓江站在露台上，他拿着摄影机，纪录着枪弹划过黑暗夜空的路线，他看上去非常镇定，不过我还是建议，我们尽量蹲下来，让露台成为我们的掩体，因为很难保证，流弹会不会打向我们这一边。这场枪战持续了二十多分钟，坐在客厅里面，晓江告诉我，他看到我们楼下的当地人，拿起枪也开始射击，不过那个人看来并没有目标，或许只是为了壮胆。
可能是为了壮胆，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庆祝，开枪已成为当地人的一个习惯。一天下午，我们到翻译的家里吃饭。他们家有一个花园，下午的阳光照下来的时候，我喜欢在他自己做的吊椅上坐一会儿。那天下午，我坐在那里，正好一个朋友打来电话，就在我们聊天的时候，隔壁传来枪声，连我在电话那一端的朋友都听得到，他着急地让我快点躲到安全的地方，虽然一开始我还坚持说，没有关系，这很平常，但是枪声越来越密集，翻译冲出屋子，把我拖进了屋内。我们坐在餐桌旁，等着枪声的结束。
大约十分钟过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我们的翻译到他的邻居那里打探了一下，原来这些枪声，是他的邻居庆祝在没有了电力供应半个月之后终于有电了。
开枪成为不少巴格达人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战争进行的时候，我问的每一个伊拉克人都说，他们的家里面有枪，他们会拿起武器和美国人战斗。虽然我不能够去论证这到底是不是真的，不过在巴格达，要拥有一件武器真的非常容易。在不同的露天市场，AK…47 和其他的商品一样普通，民众只要付上十几美元，就可以拥有。为了测试这件货品的性能，在付钱之前，需要向天开枪试一试。在嘈杂拥挤的市场里面，这样的情景随时可见。在没有政府、没有警察的情况下，他们只能够通过这样的方法来进行自救，但是在自救的同时，武器的泛滥，也对别人产生了威胁。
虽然发生在巴格达的大部分抢掠行为并不是过于暴力，但是在巴格达的医院里，我们还是看到不少伤者，是因为暴徒的枪击而受伤。当武器变得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我总是担心，人们会因此变得暴力起来，从原来的自卫，慢慢变成攻击，于是整个社会变得越发动荡不安。
巴格达的海德公园 巴勒斯坦酒店门前的天堂广场肯定会成为历史的一页，因为通过电视，在全世界的注视下，萨达姆的铜像在这里被美军拉倒。
望着电视屏幕，虽然我告诉自己，电视画面只是告诉大家真相的一部分，只是现场的一个被聚焦的角落而已，但是，我还是无可救药地为这样的电视画面感到震撼。似乎，整个伊拉克，整个巴格达，都在为铜像的倒塌而欢呼。
重回巴格达的第一天，我们就来到天堂广场。虽然第一次来巴格达的时候，我们就住在距离广场不到一百米的地方，但是因为这个广场实在太小，加上当时到处都是萨达姆的雕像，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特别留意过它。现在，这个广场成为巴格达的一个标志。萨达姆的铜像已经被搬走，广场上聚集着一大群一大群的伊拉克人。
一看到我们的摄影机，就会有人走过来，然后用流利或者是不流利的英文对我们说，我要说话，我要表达我的意见。而我的手里面已经有了大大小小的传单，每一张都是不同的伊拉克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的看法。不同的团体，也在这里集会，高举着标语，喊着口号，大致的意思，就是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伊拉克政府。
我忽然觉得，我可以把这里称为巴格达的海德公园。伦敦的海德公园，有一个让不同政见的人发表演说的角落，没有想到，在巴格达也出现了同样的地方。不过，这样的情景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很快，广场变得空空荡荡——激情过后，人们开始要面对实实在在的问题，那就是如何解决温饱。
其实对于这些习惯了专制统治的伊拉克人来说，民主这个概念真的是非常抽象。
我问过很多伊拉克人，到底什么是民主和自由，大部分人觉得，能够让他们讲自己想说的话，那就是民主和自由。但是很快，这些伊拉克人发现，光是言论自由，对于他们的生活来说，没有一丝帮助。整个城市没有电，没有水，不断发生抢劫事件，枪声充斥着全城，这个时候，人们开始从空谈民主自由的热情中醒过来，他们开始要求有人为他们负责。
天堂广场很快又热闹了起来，每天都有大批的伊拉克人来到这里举行反美示威，他们的口号非常简单，那就是“No Saddam ， No Bush”。 很多时候，我会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在这个国家，民主来得是不是太快，太匆忙。当人们还没有明白什么是真正的民主的时候，民主可能会变成一种变相的放纵。没有了政府的强制管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结果却可能无意当中伤害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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