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2005年第3期-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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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赵煦敕包绶做了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张氏不幸早逝，崔氏再次主婚，让包绶与文彦博的小女儿文氏结为夫妻。
待这一切都办妥当了，崔氏就派人到开封一带去寻找包绶生身母亲孙氏的下落。最后把孙氏接到合肥，让包绶母子骨肉团聚。
崔氏还注意到族亲的侄子包永年先后失去父母，无依无靠。她把包永年收养下来，作为死去的丈夫包和自己的继子，一直将他培养成人。
崔氏在包氏家族中和社会上，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在庐州一带流传甚广的“长嫂当母”的这句民谚，便由此而来。后来宋哲宗又下诏加封她为永嘉郡君。嘉奖的诏书便是当时著名大文豪苏东坡所撰。
敕崔氏，汝甲族之遗孤，大臣之冢妇，夫亡子夭，茕然无归。而汝能誓死不嫁，抚养孤弱，使我嘉名臣之后，有立于世，惟汝之功。苦已世子已死，其姜自誓，诗人歌之；韩愈幼孤，养于嫂郑，愈丧之期，若崔氏者可谓兼之矣。其改赐汤沐，表异其所居，所以风晓郡国，使薄于孝悌者有所愧焉。
诏书中所谓“表异其所居”，就是在包公的家门口为崔氏筑一座巍巍高台，台上再建一个气宇轩昂的门楼子，人称“节妇台”，以显示崔氏与众不同，享有皇上表彰的殊誉。
当年的那座“节妇台”，虽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烟云之中，但苏东坡为宋哲宗代写的这个嘉奖诏书，却被后人收入《东坡全集·故枢副包拯男妻崔氏封永嘉郡君制》。
崔氏于绍圣元年，也就是一〇九四年去世，活了六十二岁。生前，包绶像对母亲一样地孝顺她。她去世的时候，包绶正在开封最高学府里担任国子监丞，闻讯之后，悲痛欲绝，连夜奔丧回到合肥，用对亲生母亲一样的礼节，披麻戴孝，为崔氏办了丧事。
比享有皇帝表彰更荣光的是，《宋史》为崔氏立了传。她的名字和包拯一样照耀史册。公公和儿媳，同时被写进了国史的，这在中国五千多年的历史之中，也是绝无仅有的。可以这样说，是包公的精神感染了崔氏，而崔氏的风范又为包公增添了异彩，于是同垂青史。
当然，没有崔氏，可能便不会有今天遍布天下的包氏后裔！
第十章包公的临终遗嘱
位于墓地中轴线前下方左起第二座坟茔，被编为“四号墓”，清理后知道，这是包公的长孙，也就是被崔氏收养的螟蛉儿子包永年之墓。
土坑木棺，未曾扰动，棺骨大都腐烂。随葬的器物极其一般，除去宋墓常见的那种影青印花瓷钵、黑釉瓷碗、铜镜和铜钱而外，最显眼的，就是两边刻有缠枝卷叶图案的“宋宣教郎包公墓志”了。
从墓志上看，包永年在幼年时就遭遇父亲去世、母亲改嫁的不幸，孤苦伶仃的包永年是由崔氏一手抚养成人的，他对崔氏，如同儿子对母亲。
元丰年间，宋神宗赵顼追念包拯忠心赤胆，辅佐朝廷，下令把包拯的画像挂在太庙里面，即便是皇帝祭祀时也要有他的一炷香火，同时对包拯的后代给予妥善照顾。这以后，包永年被恩准参加考试，由于成绩优秀，就破格做了巢县主簿。可是，正当包永年准备赴任时，惊闻崔氏病故，于是他“杜门终丧，哀毁尽礼，乡闾皆称其孝”。他闭门三年，直到守孝期满，才到开封府咸平县（今河南省通许县）上任。
咸平当时是个很大的县城，商贾云集，市场繁荣。包永年到任后持身廉洁，尽心尽职，受到吏民一致的拥戴。后来调任袁州（今江西省宜春市）分宜县尉，负责维持地方的治安。由于他对县令图谋私利异常气愤，不甘心和这样的赃官同流合污，便毅然辞去职务，回家当了老百姓。
在这期间，包永年生母肖氏改嫁后的丈夫也去世。本来他们已经断绝了母子之情，但听说肖氏又孑然一身，生活无着，生性慈孝的包永年就又主动把肖氏接回家中，“晨昏侍奉，益敦子职”。包永年赋闲在家的六年之后，朝廷再次起用他为处州（今浙江丽水市）遂昌县令。就任只有一年，生母去世，他从遂昌县赶回合肥，“居丧如礼”，服除以后，才外出任职。
因为包永年才能出众，又为人谦和，同僚们棘手的难题，都请他出主意。他也总是有求必应。三年任满，临走的时候，全州的老百姓依依不舍，攀着他的车子，拦着他的去路，都想看一看这位名臣之后、人人赞叹不绝的好官。
政和八年，包永年晋升为七品宣教郎，去鄂州（今湖北省武汉）任崇阳县知事。由于长期过度的劳累，任期未满就患病请假回乡，去世时只有四十一岁。
他为官在外，不论在何处都保持着“孝肃家风”，从不贪求苛得，只知勤奋工作，去世之后，在他的衣柜里竟没有发现一点积蓄。
他先后娶过三个妻子，都是官宦之家的千金小姐，三人都在包永年之前病故。留下一子包完，尚小；三个女儿，两个出嫁，一个尚幼。正因为儿小女幼，家中贫困，包永年的丧事还是两个堂弟，也就是包绶的儿子包耆年和包景年凑钱给办理的。
今天墓室里清理出来的那一只瓷钵、两个瓷碗、一面铜镜和几枚铜钱，可以说是官至七品宣教郎的包永年生前的全部家当！
“五号墓”被掘开后，随葬器物竟同包永年的“四号墓”一样，也是清贫得惊人。除当时日常使用的铜镜、铜钱、瓷碗而外，似乎也只比“四号墓”多了一枚铜印、两件水晶珠和一方砚台。
从“五号墓”出土的墓志铭上确认，这是包公次子包绶和次媳文氏的合葬墓。包绶夫妻合葬墓的清理，让世上知道了包公身前身后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故事。
嘉七年，即一〇六二年的五月十三日，包公正在枢密院处理军政要事，突然发病，从此卧床不起。包公心里明白，自己已是凶多吉少，来日无多。他把包绶（当时乳名还叫包）唤到床前。望着只有五岁还是个顽童的包绶，包公不觉连声叹息。
他心里十分清楚，他死后，儿子包绶会受到“荫补”，继续在朝中为官。正因如此，他才格外地放心不下。于是他拿起笔，写出了自己最想说的几句话，也算是自己的一份书面遗嘱了：
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仰珙刑石，竖于堂屋东壁，以照后世。
他告诫包绶以及后世子孙，一定要以廉洁为本，绝不允许去干那种贪赃枉法的勾当。如有了不肖子孙，不准他进包家大门，死后也不准埋在他的墓园之中。
遗嘱可谓写出了包公的性格。他还担心一纸遗书容易损坏丢失，又明确交代，要把遗嘱一字一句地刻在石头上，然后砌到堂屋的墙壁上去，让世世代代的人都知道，都来监督包家子孙的一言一行。谁违背了他的遗愿，就不是他包拯的后人。
包公卒于嘉七年庚午，即公元一〇六二年五月二十四日的夜晚。
包公逝世的消息，惊动了宋仁宗，宋仁宗亲自前往吊唁。当宋仁宗看到灵前的包绶只是个小娃娃，衣着打扮极其一般，环顾家中的陈设也与包公的身份相去甚远，禁不住一阵心酸，好久说不出话来。为了照顾包公的后代，当时赐给包绶很多钱物，还交代左右敕封给包绶一个“太常寺太祝”的官衔，并记录在案。
这以后包绶就随着家人回到合肥，在官府的帮助下，请了一位学问高、德行好的老先生做他的启蒙老师，开始读书识字。八岁时，逢上朝廷三年一次的祭祀盛典，百官照例晋升一级，包绶也由“太常寺太祝”转为“大理评事”。小小的年纪，便已取得当年包公考中进士后才取得的同等职位。不久，又加为“承事郎”，就是说，包绶还是童稚之年，就具有了八品官的身份。这显然是完全违背包公生前意愿的，因为包公一直就反对不分才智高低贡献大小，论资排辈地加官晋爵，以及为照顾重臣子弟的太多太滥的规定。但是他的这些意见也一直没有被朝廷采纳，不合理的规章制度依然在沿袭，便使得包绶成了一个受益者。
不过，包绶还是挺有志气的。他没有在温室里萎缩退化，而是更加自强，奋进。他虚心好学，知书达理，遇事爱动脑筋，不大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他严以律己，又爱憎分明，时时刻刻把包公的遗言作为座右铭，一举一动，酷似包拯。
他第一次做官，是担任濠州（今安徽省凤阳县）团练判官。处世严峻，办事认真，奉公守法，不贪图财利，即便是对濠州知州也不含糊。知州见包绶身为名门之后，却从不以势位自居，又在群众中有极高的威信，遇到事情就总要先听一听包绶的意见。包绶就对知州直言不讳，因此二人相处甚好，团结一致给濠州黎民百姓办了许多好事。三年期满，离开濠州时，包绶博得一个“廉洁勤政”的好名声。
包绶以后调至京城，提升为七品宣义郎，分配做少府监丞，负责管理制造皇帝用的服装、车驾、宝册、符印、旌旗、标准度量衡，以及祭祀、朝令所需要的各种杂什。工作虽然千头万绪，却被包绶料理得井井有条。他把所有能工巧匠的积极性都调动了起来，赢得朝廷大臣一片赞许声，纷纷上书推荐他。尤其是包拯的同僚好友、当朝宰相文彦博的推荐书写得更为恳切，说：“故枢密副使包拯身备忠孝，秉节清劲，直道立朝，中外严惮，先帝以其德望之重，擢为辅臣，未尽其才，不久薨谢。”并指出，“包拯之后，惟绶一身，孤立不倚”，“能世其家，恬静自守，不苟求进。”
文彦博不仅倾力举荐，还把自己心爱的小女儿许配给包绶为妻。
由于受到朝廷的器重，这以后，包绶先是被调到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任国子监丞；继而进为宣德郎，主管宫宝、城郭、桥梁、舟车等的营造与修缮。在宣德郎任上，他通过认真调查研究，用现在的说法，就是把责权利结合在一起，大胆采用承包的办法，使得各项工程做到花钱少，进度快，质量又高，为大家所称道。
在提升为六品的通直郎不久，朝廷就任命包绶为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县）通判。汝州是个地瘦民贫之地，横行其间的豪绅恶吏为非作歹，弄得民不聊生，年轻人被迫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境内极不平静。包绶到了汝州，为官清正，严惩奸商恶霸，打击贪官污吏。被迫走上山寨的人，纷纷回家务业，改邪归正，很快，汝州便呈现出一片平和安详的景象。
当包绶被晋升为正六品朝奉郎，调离汝州的时候，汝州的百姓扶老携幼，争先恐后想看一看他的风采，为他送行。赞叹不绝地夸赞他：“不愧是包公之后，难怪有这样的好官啊！”
崇宁四年，一一〇五年的金秋十月，包绶调任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通判。赴任的时候，途经合肥，他安排好家事，便乘船沿南淝河进巢湖，然后入长江，溯江而上。
谁曾想，正值年富力强，前程似锦之时，包绶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路。在途中，他身染重病，船只开到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县）附近，便不治身亡，年仅四十七岁。
后来人们打开了他随身的箱子，发现除去诰命、书籍、著述、文具外，竟找不出一件值钱的东西，在场的人都惊呆了。
八岁就被皇上赐为“大理评事”，以后又掌管过皇室那么多的奇珍异宝，主管过宫廷里那么多工程的营造和修缮，还先后当过濠州团练判官与汝州通判，已是仕至六品的达官贵人，与世长辞时衣袋里居然只找出四十六枚铜钱！
于是，人们猜测：他的死，是连病带饿致死。
包绶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是包拯的门生，做过庐州知州的张田的女儿，张氏早年去世，包绶后又与文彦博的小女儿结了婚。相门出身的文氏，并不是一位雍容华贵的娇小姐。她恬静寡欲，生活俭朴，待人和善，从不以势自居，见人有急难，还乐于慷慨接济。她经常吃素，曾与包绶一道接受过道教的洗礼，把荣耀富贵只看作是蚊虫从眼前飞过。这也难怪，这时的北宋，已与包拯所处的时代大不相同，世风日下，官场也更加腐败，而他们却又严守父命，看重节操，不愿随波逐流与世浮沉，故而只能从道教求得心灵上的慰藉。
文氏也只活了三十多岁，比包绶早四年去世。
包绶和张氏共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儿子分别叫包康年、包耆年、包彭年、包景年。三个女儿没留下姓名，但从墓志和家谱上得知，大女儿和小女儿也都在包绶生前夭折；包康年和包彭年也在包绶死后不久相继死去。
在研究墓志和家谱中意外地发现：包绶的一家共有十人，其中七人是在幼年和青年过世的。数包绶的年龄最长，也才四十七岁。想必包绶儿女众多，俸禄低微，却又为官清正，不贪不占，日子过得并不宽裕吧？
包绶死时，儿女们均未成人，一家老小只有依靠姑父文效和官府的接济度日，甚至没有能力将包绶的灵柩从黄州运回合肥。直到十六年后，包耆年、包景年都已安家立业，经济状况稍有好转了，这才把父亲的棺骨从湖北运回，葬入合肥大兴集包氏“大茔”，算是叶落归根。
包绶和文氏的合葬墓紧挨在包公墓的左下侧，棺木直接埋入土里，跟普通平民的葬式没有两样。包绶墓穴的随葬品，大都是他到潭州赴任时随身携带的日用品。如果没有墓志作证，谁能知道在这儿长眠的就是包拯的儿子呢？
包绶墓出土的几件文物中，最引人注意的，就是那方带有碎锭残墨的砚台了。砚台长十七厘米，宽十点八厘米，高二厘米，长方形的砚台水池却是椭圆的，造型十分精美，底部还斜刻着瓦形图案，于高雅之中显出几分古朴。
这是一种“抄手砚”，是由唐朝“箕形砚”发展变化而来，多见于宋墓中。当时各产砚地区都生产“抄手砚”，成为宋代的一种典型器物。
从包绶墓出土的这方石砚，经专家鉴定，系皖南歙州生产，通常被称作“歙砚”。这种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