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6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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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上总主席在市政协做了报告，这些问题大体都谈了，区里没有传达吗？”她在思索他提的一些问题。
“还没有。”
她把上海总工会主席报告的内容扼要地告诉了他。他一边用右手的肥肥中指敲着太阳穴，一边分析报告内容的措词，眼睛里忽然发出光来，兴奋地说：
“这些地方就显出民建的作用来了。”
“和民建有啥关系？”
“关系可大哩！”
他卖了一个关子，不说下去。她睁大眼睛，在注视着他。
他停了停，慢吞吞说：
“民建和工商联应该成立临时机构，在运动过程中，发现问题，能解决的，把它解决；须要反映的，马上反映。树立了威信，又抓了会员，正是活动的好机会。你应该写信告诉史步老，要他赶快回来，好抓这个工作。大好机会不可错过。
我也好给史步老效犬马之劳。”
她微微笑了笑，没有马上回答她。她内心越发爱他的才干，许多问题别人没想到，总是他先想到了。他参加了民建，的确是史步老一个得力帮手。她对他望了一下，冷静地质问道：
“你要民建和工商联同上总唱对台戏吗？”
“这个，……”他没想到她会提出这个问题，看她那严肃神情，顿时陷入尴尬的境地，叫他回答不上来。等了等，他眼睛一动，放下笑脸，说，“‘五反’后，哪个敢和上总唱对台戏，民建和工商联成立临时机构，不过是配合政府宣传政策罢了，民主改革当然是工会方面领导。”
“看你那个紧张劲头，‘五反’的余惊还没有完全消逝哩！”
她忍不住噗哧一笑。
“我在你面前怕啥？”他嘻着嘴说。
她向他撇一撇嘴。
“照你刚才那么说，民主改革是工人的事，我们当然不想去领导，也没啥好怕的。‘三反’整干部，‘五反’整老板，民改整工人，是我们看他们的戏了。”他得意地吃着冰激凌，仿佛正在欣赏这出戏。
“你忘记资方也要参加哩。”她有意在他头上浇冷水。
“这个……”得意的神情马上从他脸上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想起早一会她谈上总主席的报告，里面确实提到资方，一时高兴，竟然给忘了。他说，“资方自然参加，那么，我们是不是也要参加诉苦？”
“资方诉苦？”她莫名其妙。
“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也受三大敌人的压迫，如果叫我们吐吐苦水，也可以提高提高阶级觉悟啊！”
他说得一本正经。她听的差点要把嘴里的冰激凌喷了出来，格格地大笑道：
“你不要揽七念三，忘记了资产阶级是剥削工人，压迫工人的。资产阶级再提高阶级的觉悟，工人不哇哇叫才怪哩！义德，你想的倒精哩，幸亏是给我说，要是叫工人听见了，一定要斗你哩！这回民改，小心工人诉苦诉到资本家的头上！”
“啊！”他调皮地把舌头伸了出来，马上又缩回去，说，“在别人面前我也不说了。”
“民主改革主要是废除不合理的旧制度，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
“为啥要资方参加呢？”
“有些事体，和资方有关啊。”
“唔。”现在对民主改革他虽然了解一些，可是许许多多的事，还是摸不清楚。给她一说，他心里充满了喜悦和恐惧：怕的是运动发展下去，会不会又整到自己头上？一想到“五反”的“大场面”，他心里又惴惴不安了。他疑虑地皱着眉头说：
“我看，民主改革好比开西瓜，甜不甜，事先不晓得。”
“你这个比喻倒蛮有趣。”她看到浦东那边的夜雾越来越浓，像是给一层巨大无比的轻纱覆盖着，一切建筑物的轮廓都消逝在茫茫的夜雾里，连灯光也有点儿模糊了。江面的夜雾慢慢浓了起来，一只轮船闪着红灯，不时呜呜地鸣着汽笛，划破静静的夜空，慢慢向吴淞方面驶去。她说，“我们在雾里。”
“是啊！”他会意地叹了一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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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党支部大会开完了。出席会议的同志陆陆续续地走了。办公室里留下了党支部委员和叶月芳。赵得宝说道：
“现在讨论一下中毒的事吧。”
早几天，杨健带民改工作队到了沪江纱厂，了解一下全厂的情况，在党支部书记余静的领导下，民主改革的准备工作做的细致，周密。赵得宝他们到区上学习回来，取了不少“经”，起了示范作用。比较差的是材料工作，在现支部掌握的政治情况，一类的有一百二十一个，二类的有七十三个，三类的有八个，四类的一个也没有①。从沪江厂的过去情况看，显然材料掌握的还不完全，需要进一步努力搜集。根据一般运动的规律，现在材料的一般比例是适当的，运动展开以后，还会陆续发现新的材料。他考虑到准备阶段的工作差不多了，可以正式展开，放手进行。刚才开了整整一个下午的会，先在党内进一步发动，准备明天召开职工代表会议，并且选举民主改革委员会，在党外全面展开。他认为赵得宝提出的中毒问题须要认真地讨论一下。他向赵得宝说：
①这是民主改革的政治情况排队，四类指现行反革命分子。
“这个问题很重要。”
余静他们到医院第二天早上，赵得宝说啥也不愿意在医院里待下去了，一个劲向刘医生唠叨，要出院。刘医生笑了笑，问他是不是忘记了余静同志的话。他还是要求，并且在病房里走来走去给刘医生看，仿佛不给他出院便是刘医生的错误。他告诉刘医生，厂里出了这么大的事，他是工会副主席，能安心在医院里住下去吗？何况厂里还要进行民主改革哩，怎么好把这么重的担子放在余静一个人的肩胛上？他的病没有好，也就算了；现在身体已经好了，为啥不让他出院呢？刘医生要他身体复原再出去，不然，回到厂里饮食不小心，又会送到医院里来的。赵得宝在刘医生面前忽然变得像个小孩子，为了要出院，刘医生的要求他都接受。他答应出院好好养身体，不乱吃东西，回到厂里还吃刘医生的药，如果出院真正不行，一定马上回到医院来。刘医生听到最后，不禁笑了。因为像赵得宝这样一天闲不下来的工人同志，出了院，会自动进医院，谁相信呢？刘医生觉得他倒的确恢复的快，就同意他办出院手续。当时他欢喜得跳了起来，左手紧紧抓住刘医生，不断地说：“你真是好人，你真是好人！”刘医生有意“将”了他一“军”：“余静同志查问起来，我可不负责呀！”他用左手拍拍胸口：“有我！”刘医生讲完了，走出大病房，又给别的病人请了回来，提出同样的要求。这可难住刘医生。幸好赵得宝说话了，要他们听刘医生的话，经过检查，同意了才行。赵得宝那股要求出院工作的劲头，感染了病院里的兄弟姊妹。他们过了没两天，都由刘医生批准出院了，最后一个出院的是钟珮文。赵得宝一出院，就帮助余静准备民主改革工作。今天，他和余静谈起了这件事。余静已经从医院那儿得到消息，肯定病人是食物中毒，饭菜中化验出来有葡萄球菌和别的菌。医院不能确定是青菜中原有的，还是有意放的毒。这两种可能都存在。赵得宝急着要讨论怎样能够追查出原因来。余静同意在支委会上讨论。
“杨部长，这个问题很复杂啊。”余静沉思地说。
“确实很复杂呀！”杨健点点头。
党支部办公室里很肃静，只听见外边传来有节奏的啌窿啌窿的机器声，和后面苏州河上小火轮的汽笛声不时划过长空。叶月芳打破沉默，插上来说：
“医院里为啥不能确定是菜里原有的菌还是人放的毒？”
“应该首先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余静说。
赵得宝的眼光望着叶月芳，认为她提的对。叶月芳却以为他在欣赏她胸前别的那具北京玉石做的和平鸽。这是最近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的同志到北京开会带来送给她的。她相信全上海只有这一个漂亮的徽章，谁见到了都要望一眼。
“要快点追查清楚……”赵得宝说。
“孤立地追查，不一定马上找到头绪。老赵，你忘记民改工作要纯洁我们工人阶级的队伍，通过民改，发动了群众，这些事体一定会暴露出来的。那辰光，中毒的事自然弄清楚了。”
余静问杨健，“你说，对不对？”
“完全对。支部书记的话我当然赞成。”杨健说。“不，现在你是我们的支书了。你认为不对，我可以放弃。”
杨健认为余静这样处理也好，没有其他的意见。他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就凭这件事，可以断定我们厂里一定有四类分子，恐怕还不止一个！不过，现在我们不必打草惊蛇，可以慢慢收集材料，不动声色，好一网打尽！”
余静走过去机警地把办公室的门关上，低低地说：
“我看陶阿毛行迹可疑。”
杨健点了点头说：
“对，看上去他的行迹确实可疑。‘五反’的辰光，我就觉得他与众不同。看来，最近有了发展。好在饭堂里已有了布置，同中毒事件有关系的人也在调查，我们先把陶阿毛搁在一边，让他多暴露一些。如果是他，等一阵子下手也不迟，现在先把情况向区里公安分局汇报一下，作为专案处理。”
赵得宝听他们两人议论，他的眉头扬了起来，觉得余静真有办法，许多地方比他看的深透。他和她一样，整天和这些人在一道，为啥就没引起自己的注意呢？他高兴得使劲把右胳臂一甩，得意地说：
“这个办法好！”
他用力过猛，把那只受过伤的胳臂甩痛了。他竭力忍住，没有叫出声来。
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在余静身上。余静得到杨健的支持，觉得更有把握。刚才杨健的话比她考虑的又深了一层，也看得更远一些。她感到和杨健一道工作，自己的进步就快一些。如果能够常常和杨健在一道工作，那多好呀。戚宝珍过世以后，杨健英俊的影子常常在她的脑海中出现。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就想从他那儿得到指示和力量；工作顺利，也想到他给自己的帮助；工作告一个段落，或者一项工作完成了，更想向他汇报。她希望看到他，仿佛有许许多多的话要和他谈，每一次见了面，要谈的话又忘得干干净净，谈了一点工作，便离开了。分别以后，她又觉得有很多话没有跟他说。自己安慰自己：留在下一次谈吧。到了下一次，她又忘了。她一个人从厂里回家，想到杨健家里没人照顾，常想绕到他家，去看看他的小孩，想帮他料理料理。但怕去了次数太多，引起别人的议论，快走到宿舍的门口，甚至已经看到宿舍里的灯光了，她的步子趑趄不前了，徘徊了一阵，怕有人看到，迅速回到家里。她一个人寂寞地对着灯光。他的影子在她眼前闪来闪去，纵然闭上眼睛，他幽默的语言和爽朗的笑声也在她的耳边萦绕。她低下头去，慵懒地慢慢躺到床上，羞涩地用被子把头整个蒙了起来，不让任何人瞧见她。最近他带着民改工作队又到了厂里。她满心说不出来的欢喜，不但在思想上和工作上可以得到他的帮助，而且天天可以和他接近，可以向他学习。她说：
“杨部长见多识广，虽说好久没有到我们厂里来了，对我们厂里的事，了解的可清楚哩！”
“这还用说！”赵得宝的眼睛里露出钦佩的光芒。
“你就不必着急了，有杨部长亲自到我们厂里来，中毒的事还怕查不出来吗？”余静对赵得宝说。
“还有个问题，我们应该再研究一下。”杨健的话引起大家的注意，他说，“刚才钟珮文同志在会上反映资方和高级职员都有点紧张……”
钟珮文以为杨健怀疑他的反映，不等杨健说完，连忙插上来说：
“我没有一句假话，他们确实紧张。”
“紧张是可以预料到的。不紧张，才是奇怪哩。”杨健说，“余静同志，你看应该怎么办呢？”
“我？”她凝神想了一想，慢慢说道，“这件事我有责任。过去不了解在民改中对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的政策，只想到这是我们工人阶级内部的事。你没来以前，我们从来没给徐义德、梅佐贤他们谈起这些事。一些会议，别说他们，连一般工人同志们也不大清楚。本来，我还以为保密工作做的好哩，刚才在会上听你这么一说，发现我们保密有点过头了。徐义德他们在厂里总会听到一些风声，可是详细情况不晓得，党的民改政策没有和他们见面，哪能不紧张？”
“你分析的对，应该把党的政策和群众见面，不但可以打消一切顾虑，更重要的是会把群众发动起来。说群众完全不晓得，那也不一定。市委统战部早在这方面做了工作，市政协和市工商联都开过会了。徐义德不是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的会可能参加了，至少听了传达。民改这么大的事体，你说他能不关心？他不过不说罢了，冷眼旁观，看厂里怎么办。”
“厂里怎么办，这个底他还摸不透，就惊惶了。徐义德很世故，他不会表露出来，梅佐贤、郭鹏和韩云程他们紧张，正说明徐义德也紧张。你说，杨部长，是不是？”
杨健听了余静的分析，暗暗点头。杨健在思索，赵得宝开口了：
“余静同志的眼光真准，我赞成她的看法。资本家和高级职员穿一条裤子，他们紧张，徐义德不紧张才怪哩！”“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余静立刻插上来，解释说，“资本家和高级职员原来是穿一条裤子的，经过‘五反’，他们开始分化了，韩云程不是归队了吗？他们当中，要区别对待。如果资本家和资方代理人穿一条裤子，那倒是的。当然，也得看他们的利害关系，有辰光穿一条裤子，有辰光穿两条裤子。
在民主改革这个问题上，徐义德和梅佐贤是一致的。”
“我不会分析，肚里明白，嘴上说不清爽。”赵得宝修改他的意见，说，“我赞你的成。”
他最后一句话，引得大家哈哈大笑起来，只有余静脸上没有一丝笑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