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早晨(周而复)-第17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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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云程拉着他的手,跟着梅佐贤和钟珮文一同走。梅佐贤拿着通知书,嘻着嘴,感激地对钟珮文说:
“党对我们太好了,像我这样的人也当上了民改代表。”他歪过头来,对他们说,“刚才钟珮文同志说,下午杨部长还有会哩,他在党支部办公室,我们快去吧。”
“不,郭主任肚子饿了,还是先去吃饭吧。”
梅佐贤奇怪韩云程为啥忽然改变了主意,可是又不好当着钟珮文的面问他。钟珮文任务完成了,轻松地说:
“那你们吃饭去吧,我走了。”梅佐贤无可奈何地跟着他们走进饭堂,心里十分纳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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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佐贤转过身去,轻轻把厂长办公室的门关好,回过头来走到窗口,看看外边的动静;运动场上静悄悄的,路上也没人往来。他轻轻走到徐义德面前,弯着腰小声地说:
“杨部长他们连影子也看不见,大概又忙着开会了。”
“那当然,现在他们的会还会少!”徐义德斜躺在长沙发上,深深吸了一口烟,接着张开嘴,吐出一个圆圆的烟圈。他望着那个烟圈慢慢扩大,四散开去,过了一会,说,“现在看起来,民改也是一关。这一关很不好过!”
“民改也是关?”梅佐贤困惑地问,“不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事吗?”
“工人阶级内部的事,嗨嗨,”徐义德冷笑了两声,叹了一口气,说,“唉,你看见代表大会上那副对联吗?‘千年的苦根要挖,万年的苦水要诉’。”
“我看见了。还有两条标语哩:‘看看现在地位,想想过去痛苦’。”
“这就对了。共产党杨部长要他们吐尽苦水挖净苦根,能和我们资本家没有关系吗?”
“这个……”
“你注意余静在职工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吗?”
“我仔细听了,一句也没拉下,她不是检讨了?”
“她怎么说的?”徐总经理望了他一眼。
“她说开始搞工会工作没信心,觉得自己年轻,没有经验,没有能力,文化也低,怕搞不好工作给大家骂。不做也不好,她后来变成任务观点,搞一任再说,改选后就好了。经过‘五反’运动,认识工会工作十分重要,过去观点不正确,没有把工作做好,很不对,以后要改正错误,克服缺点,安心工作,好好努力……”
他还要一句不漏的背下去,给徐义德打断了,说道:
“你的记性很好,特别是最后那四句话,一点也不错。现在不比刚解放那辰光,”徐义德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说,“不,连‘五反’初期也不能比,余静这个黄毛丫头精明了,她再改正错误,克服缺点,我们更吃不消了。”
“这个……”梅佐贤恍然大悟,眼睛里立刻流露出十分钦佩的光芒,不断地点头称是,说,“总经理的眼光高明,非常敏锐,啥事体也瞒不过你的眼睛,啥人讲话也经不起你的分析。你一分析,像是透视一般,啥都看得清清楚楚的。要不是总经理的指点,我虽说记住余静的话,可是话中的意思,却一点也不理会。”
徐义德抽了一口烟,把眼睛闭上,凝神在思索。梅佐贤望他那种神情,回想刚才总经理的话,猜测他一定是在担忧余静,小声地说:
“余静这黄毛丫头,门槛越来越精了。看样子,经过这次民改,她要变得更精了。我们沪江,就是给这些人弄糟了,以后的事,更不好办了。”
他说完,接连唉唉地叹息了几声,对总经理的担忧表示无限的同情,对沪江的前途流露出无可奈何的焦虑。梅佐贤感到今后的担子一天比一天沉重,总经理不大到厂里来,一切的事体都落在他的肩胛上,说不定啥辰光再来个“五反”,“六反”,他可承担不起。总经理对余静都说“吃不消”,那么,梅佐贤在余静面前谈也不要谈了。他担心地站在徐义德旁边,弯下腰去,求援似的,说:
“对这个黄毛丫头,总经理,你得想点办法对付她。我可没有能力对付她!”
“你对付不了那个丫头?”
“那还用说,我的能力比总经理差远了!”他皱起眉头,说,“难,难啊!”
“更厉害的人还在她后面哩!”
“哦!”他惊慌地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差一点踩了徐义德的脚。
徐义德看他一摊泥一样的躺在沙发上,头有点抬不起来,心中不禁好笑,但是没有表露出来,只是进一步问他:
“就是这样听人家摆布吗?”
“那要看总经理的了。”
“其实这个黄毛丫头也不难对付,就是我们许多事体不晓得,等到事体发展,再想办法应付,就来不及了。”
“这倒是的。”
“阿毛最近怎么没有音讯?”徐总经理说话的声音忽然放得很低,他刚才想了很久没有得到解答的问题,现在提到梅佐贤面前来了。
“上次不是报告总经理,他说过民改这一关要特别小心。他又说现在厂里流言很多,说民主改革要拉下工钿;要从八岁谈起;如果发现问题,就不准享受劳保。现在叫你们诉苦,控诉旧社会,将来改工资,就叫大家服服帖帖。说交代问题,卸下包袱,等于自己套绳子,套上了,就再也解不开了。二六轰炸的谣言,现在厂里又流行了;我们工人有力量,电灯不会亮,机器不会响,背了铺盖回家乡,老蒋回来再开厂。听说有些工人想回家了……”
“这是工人方面的情形,”徐义德听到这些消息暗自高兴,工人方面有问题,正好隔岸观火。他关心的是另外一方面,说,“关于资本家方面听到啥消息?”
梅佐贤歪着头想了想,好像要从他的脑海里挖点啥出来,挖了半天,啥也没有,他耸一耸肩膀。
“这两天碰到他没有?”徐义德问。
“白从厂里发生中毒事件,就不容易找到他。昨天我还和他通了电话,他说民改委员会开过会以后,有的车间里诉开苦了。许多人心里紧张,怕有问题让党晓得了。照他说,只要狠狠咬紧牙关,多大的事体也可以顶过去,共产党这阵民改风刮不了多久的。”
徐义德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他眉头皱起,不知道工人究竟诉的啥苦,担心工人诉到他的头上来。他想知道,可是谁告诉他呢?他问梅佐贤:
“工人诉苦的情形,你有没有办法了解?”
梅佐贤在徐义德面前从来不说啥事体办不到,他要想尽一切办法给徐义德办到。这回他却感到有些为难了。他歪着头,想了半晌,也有了办法:“有办法了解,阿毛会告诉我。我听说韩工程师要求参加小组诉苦,要是他能参加,我也可以向他了解。”
徐总经理听到这儿,猛地站了起来,打断他的话,怀疑自己的耳朵是不是听错了,惊诧地问道:
“你说啥?”
“韩工程师要求参加小组诉苦,我也可以向他了解……”
徐义德不再怀疑自己的耳朵了,他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压抑不住胸中的怒火!
“韩云程太对不起人了!徐某人哪一点亏待了他?‘五反’挖了我的墙脚,‘民改’又想拆我的台,他也要参加诉苦,不是分明和我过不去吗?佐贤,你马上给我把他找来,我要当面问他!”
梅佐贤很少看到徐义德这样激动。他当时心里有点吓丝丝,既不敢违抗徐义德的命令,又不敢把韩云程叫来,那马上会出事的。他走到窗口有意向外边张望了一下,回转身来,紧站在徐义德身旁,附着他的耳朵,压低嗓子,说:
“这个地方谈话不方便,要不要约到你府上去谈?”“也好,”徐总经理余怒未消,愤愤地说,“告诉他,无论如何今天晚上要到我家去,——就是有天大的事也要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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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辆红色的公共汽车远远驶来,一进入漕阳新邨,就降低了速度,煤碴路上发出沙沙的音响,路边两排柳树上的枝条在夜晚的热风里前仰后合。车子在大门口那儿停了下来,汤阿英跳下车子,手里提着一个藤包,慢慢走着,路灯的灯光把她的影子照在路上,越照越长,移动得越来越慢了。
她顺着煤碴路踽踽地走着,没有回家,朝右边转去,不知不觉走到了桥上。她扶着木栏杆,低着头,默默地望着桥下的流水,潺潺地在夜色中流去。她心中在盘算一个问题,怎么也拿不定主意。她看着水向一个方面流,流得那么舒畅,她真希望流水能够讲话,告诉她应该奔向那个方向。
她想起杨健的话:千年的苦根要挖,万年的苦水要吐,觉得很有道理。她认为刚才在车上的考虑,是多余的。这个问题像桥下流水一样的清澈见底,还有啥犹豫的呢?
她慢慢移动脚步,向桥下走去,打算把积聚在心头的多年来的苦水尽情地倾吐。她信步走去,突然看到一座建筑物,它外表的轮廓溶化在茫茫的夜色中,但从屋子里透出来的电灯光芒,又清清楚楚可以看到操场上的滑梯和跳板。这是漕阳小学。巧珠现在已经是这个学校里的优秀生了。她顿时想到巧珠,大概已在奶奶的爱抚之下沉沉酣睡了。张学海也早已回到家里,说不定已经睡着了。可能只有奶奶一个人,坐在灯下缝补。想到这里,她踌躇了,步子迈不动了,干脆站在路边,手扶着柳树,眼睛望着静悄悄的小学。
她想:如果把那些苦水诉了,巧珠怎么有脸见人?小孩子们一定看她不起,也一定不肯和她玩,说不定老师对她会另眼相看。巧珠在小学里受了这样的冷遇,会回来躲在妈妈的怀里哭诉,怎么对他们讲呢?在厂里那些姊妹们面前也抬不起头来。汤阿英,变成谁也不理的人了。她在厂里当然蹲不下去了,细纱间也不能去了,只好回到漕阳新村。不在沪江做工,能在漕阳新邨住下去吗?一定不能够,还得搬回那个草棚棚里,任风吹雨打,任里弄里的人讪笑:“汤阿英哪能又搬回来了,她做了啥坏事体呀?”那她一辈子蹲在草棚棚里,给张学海管家务带孩子。到啥地方去?到别的厂?人家肯要吗?回无锡,种地,爸爸会骂她:你这个小丫头,在上海过得蛮好的,为啥要回来呢?她仿佛已经看到自己孤零零一个人,没有人同情她,没有人帮助她,也没有人告诉她今后该怎么办。她好像走进死弄堂,眼前没有路了。
她下决心不诉苦,心头舒畅了,如同放下了千重担,步子也轻快了。她离开小学,转过身来,往回家的路上走去。走到桥上,她望着那潺潺的流水,杨部长在职工代表大会报告的声音在她耳边萦绕:
“有问题的人,像是背了包袱。背了包袱走路,你说,多么吃力啊!为啥不把旧社会的苦水诉尽,放下包袱,那多么轻松愉快啊……”
她认为杨部长的话蛮有道理。她现在不去诉苦,难道说永远把苦水藏在心里,背一辈子的包袱吗?张小玲经常劝她:不但把生活做好,厂里的活动也应该参加;提高政治觉悟,青年团员凡事要带头。这不但是张小玲个人对她的期望,余静有时候也这样鼓励她,可见组织上对她十分关心。难道说,在民改这样重大的关头,汤阿英这个青年团员甘心落后吗?那不是辜负了组织对她的期望吗?你不诉苦,她不诉苦,大家都不诉苦,谁诉苦呢?民主改革怎么进行呢?
小学里的灯光灭了,合作社那边的灯光灭了,一幢幢房子里的灯光也逐渐熄灭了。她应该回去了,奶奶等门一定等得心焦了。她顺着煤碴路悄悄走去,快到自家门口,她发现秦妈妈房里的灯光还亮着,她心上忽然也亮堂了。她独自喃喃地:
“为啥不找秦妈妈商量商量呢?是呀?怎么把她忘记呢?”
她一跨进秦妈妈的卧室,抬头一看,马上愣住了。谭招弟坐在秦妈妈对面,两个人在谈啥严肃的事体。秦妈妈站起来招呼道:
“刚从厂里回来?”
她含含糊糊地“唔”了一声。在谭招弟面前,她避免谈自己的事,把话引到谭招弟身上:“招弟,你啥辰光来的?”
谭招弟脸上的表情有点尴尬,好像正在做一件不愿让人知道的事,偏偏给人家撞见,既不想告诉人家,又没法隐瞒。
谭招弟不知道怎么回答。秦妈妈代谭招弟回答道:
“来了好久了,我们两个人正在斗争哩!”
“斗争?”汤阿英不解地望着秦妈妈。
“没啥,秦妈妈给你开玩笑的。”谭招弟企图掩盖。“开啥玩笑?”秦妈妈严肃地说,“这是大事体呀,我说给阿英听听。”
谭招弟的脸上微微泛红了。她一方面怕秦妈妈暴露秘密,一方面觉得这桩事体没有先和汤阿英商量,有点对汤阿英不住。她进沪江纱厂是汤阿英介绍的啊!一会,她又原谅自己:秦妈妈是党员,知道的事情多;汤阿英不是,许多事连汤阿英也不知道,找她商量派啥用场?不过,她怕秦妈妈再说下去,使她处境为难,便站了起来,说:
“不早了,我该回去了。”
“事体没谈完,哪能好走?辰光还早,谈完了再走!”秦妈妈右手一把抓住她的左手不放。
“你们谈吧,别耽误你们的事,我回家去……”汤阿英说。
秦妈妈的左手抓住汤阿英的手说:
“你来的正好,我们一道谈……”
“别走,一道谈吧。”谭招弟连忙补了一句。
汤阿英没有吭声。秦妈妈和谭招弟面对面坐下,汤阿英坐在当中,一张八仙桌正好各人坐在一方。一盏电灯吊在当中,照着谭招弟的面孔,红里泛白。大家相互觑着,谁也不说话。秦妈妈望了谭招弟一眼,耐心地说:
“刚才没讲完,把你的道理都说出来吧。”
谭招弟的眼光盯着汤阿英,抱歉地说:
“本来,我打算来找你们两个人一道商量的,谁知道你下班到啥地方去啦,就先和秦妈妈谈起来啦。”
“有点事体,回来迟了。你们先谈也是一样。秦妈妈有经验,啥事体都比我们了解的清爽。”
谭招弟心中的疙瘩给汤阿英几句话解开了。她微微一笑,说:
“那是啊,秦妈妈走的桥比我们走的路还多啊。”“别把我恭维死了,”秦妈妈眯起眼睛说,“我不过比你们多吃了几年饭罢了,别的也没啥。”
“你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