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反腐经历-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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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媒体却颇善于将一条表面上看起来很次要的消息炒作成重大新闻。有一次，我和埃尔夫旗下一个国外分公司的领导进行了一次谈话，在谈话中，这个人几乎只是顺带地对前总理埃迪特。克勒松的一个公司批评了几句。这次问询很晚才结束，我们没有制作任何的笔录复印件。塞尔日。隆日尔将笔录原件放进了保险箱，只有他才知道密码。
没想到第二天下午，《世界报》用了整整一个版面将笔录的主要内容登了出来。我本以为笔录放在那一堆厚重的金属里面是万无一失的，但谁知道它的主要内容转眼间就出现在了报纸上！也许安装在我办公室里的隐秘麦克风让那些“隔墙耳”监听到了我们的谈话并造成了这次消息外泄，也许法院的信息系统已经被渗透而且有人侵入了书记官的电脑硬盘，也许我的这个问询对象在谈话中打开了自己的手机或是将整个谈话内容录了下来。不管怎么说，坏事已经发生了。这张报纸一直卖到了当天晚上11点，而且这篇有关笔录的文章中还有许多连我都不知道的补充内容。
看来，这次敌人想要操纵的是我。那个人昨天晚上在我办公室里是故意说这番话的，这是他们的计谋。以媒体为依托，他们希望把调查引上一条危险的道路，这也许是为了煽动更多的人起来反对我们。
在一个如此复杂，如此棘手的案件中，保护预审机密显然是徒劳的。现在的媒体已经没有公正这个观念了，除了法官之外，没有任何人尊重公正这个信条。而且，将这部预审闹剧奉献给广大观众的恰恰也是媒体……公正观念的缺失是触目惊心的。翻开任何一篇有关预审的专门报道，你总会找到一段话和下面这个主题有关：“某些法官不合时宜地、可耻地泄漏了预审机密。这些法官站在聚光灯下时非常不习惯，但为了成名他们什么也不顾了。”
尽管让人难以置信，但这就是事实。
第三部分第26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1）
1999年夏天，疲惫到极点的我决定外出度假。日常的工作已经让我们筋疲力尽，媒体风暴的来袭无异于雪上加霜。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评价某个人或某张报纸发表的言论，因为这些东西不是工作的重点，我们只能用“喝咖啡的时间”来处理它们。即使必须为反击图尔贡的谬论做一些准备，我也只能利用周末的某一个晚上，因为时间对于我来说实在太宝贵了。面对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必须加快工作速度。为了完成好必要的调查工作，我们别无选择。
埃尔夫案件的特殊性给我们增添了大量补充性的工作。每得到一个消息，我们都要将它核实至少十遍。精心包装的银行账户、名目繁多的海外企业、通过伦敦进行的转账……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必须弄懂，理清。我们从来没有在晚上8点之前下过班，审问有时还会持续到半夜。晚上独自一人在家的时候，我也总是在查阅和整理资料，以便将里面的疑点找出来。如果要通宵工作，我就干脆把资料全部铺在被子上。为了给听证会做准备，我常常在凌晨4点就爬起来工作。仅仅几个月之内，我的体重就增加了五公斤。这肉仿佛是专门为了应付越来越紧张的工作而长的。
许多涉案问题的关键都在国外。我们一直在耐心地等待，希望瑞士和列支敦士登的同行能够早日查出结果。然而，“银行天堂”的司法系统充满了各种繁杂的调查申请手续，甚至是申请调查申请的手续，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外国同行迟迟不能把查得的有关资料交到我们手中。我们已经提前得知，有关埃尔夫案的国外材料至少要到2001年冬天才能送到法国。日内瓦有关调查申请手续的规定给了那些妄图阻止调查进行到底的人18个月的喘息机会。看来，这些灰色账户的持有人和我们一样熟悉瑞士银行法的有关规定。
这18个月对于我们来说简直就是遥遥无期。
埃尔夫案就好像一个贪得无厌的家伙，把我们所有的时间都抢去了。预审的道路上充满了陷阱和骗局，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陷入困境。在调查埃尔夫案这样的案子时，如果对手将律师公会那些身经百战的律师动员了起来，那么任何一条法律条令都会被他们攻击得像个筛子一样。这些重金聘用的“法律专家”将动用一切手段，将预审程序的漏洞一个一个地挑出来。这就是游戏规则。预审的许多方面都曾受到过律师团的攻击，他们还多次将我们告到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最后，上级居然下达了十多次重开预审的批示，这也创下了一个纪录。
1999年的秋天是沉重而压抑的，没有任何休息时间。在法院内部，人们目光中的敌意越来越浓，看来媒体在前段时间发起的攻势已经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已经多次向我表示想换个岗位。是啊，她已经在重压下生活了整整两年，其间还有无数次的匿名电话和死亡威胁，晚上不能随便出门，身边随时都有保镖……她付出的代价实在太沉重了。洛朗斯。
维奇尼耶夫斯基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我已经开始感觉力不从心，我的身体和精神都有些吃不消了。”（见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所著的《预审过去以后》，斯托克出版社2002年出版。）
对我而言，我觉得自己正身处一个十字路口。我已经在可怕的压力之下生活了整整四年半，这种生活已经造就了一个完全独立于我之外的、纯感性的埃娃。若利。如果要另外的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一件事，那他们肯定会无法自已地产生一些反应。调查组中的每个人都和危险保持着一种关系，而这种关系恰恰决定了这些无法自已的反应到底是什么。生命危险的震慑力深深地隐藏在我们的意识当中，它正从很远的地方向我们走来。感性情绪是非常多变的，拒绝可以变成渴望，欣赏可以变成蔑视，根本不受理性控制。
尽管不情愿，但我还是选择了迎接别人的攻击。
对于政府高层的领导人来说，我是他们恐惧的源泉。埃尔夫案件揭露了国家权力和许多有关事件的丑陋面目，而这恰好就是领导层所不能接受的。一些朋友常常会跟我说一些很荒唐的话。他们都是些很理性的人，他们的智商高于一般人，但其行为却和市集上的小商小贩没有什么区别。在他们的描述中，我时而是一个随风倒的老托洛茨基分子（有人断言我曾经加入过一个地下组织，由于这个问题根本无法考证，所以我也无法为自己辩护），时而又是一个伺机攻击法国石油旗手的中央情报局暗探（由于无法核实，这个谎言显得尤为可信），时而是一个遭到社会报复的无法无天的愚弄民意者，时而又是一个极尽极权之能事、名声显赫的狂妄之徒……
最糟糕的是，这个城市在茶余饭后显得非常的幼稚，一句简单的玩笑就可以动摇那些看上去无可辩驳的事实。有一个愚蠢的谣言甚至说：我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慷慨激昂的极“左”分子，我身上的极“左”思想并没有消亡，它就像尼斯湖里的水怪一样会时不时地蹦出来。
当一个人被旁人评头论足，尤其是被旁人用漫画嘲讽的时候，他根本不可能做到镇定自若。每天早上我都会对着镜子端详自己，但我从不脸红：这一生中我一根针都没有偷过。我生活在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里，拿着每月3000法郎的薪水。我从来没有产生过任何有愧于心的动机，我的整个生命就是证明。
我也知道，社会上还是有很大一部分人对预审是持支持态度的。在某些人的眼中，我是一个“专门来破坏法国工业的北欧女人”，但在另一些人的眼中，我又是一个“和强权作斗争的法官、女人和母亲”。尽管这两个形象都有些虚幻，但后者积极、可爱而富有磁性。法国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家（这种等级差别是看不见的），因为我是挪威人，所以我根本就不可能进入上流社会。我的外国背景直接影响到了我的信誉。许多人常常是在根本就不了解我们行动的情况下就对我们表示失望，这使得我们在面对所有的不公正时背负着很重的心理压力。这的确有些过分。
我觉得有两股洪流——它们让彼此变得更加汹涌——汇合在一起向我冲来。也许不久之后我就会变得身不由己，而局势也会变得真正无法控制——预审有可能因此而中断。
第三部分第27节 无法坚守的岗位（2）
打开局面1999年圣诞节，我决定到突尼斯休息一个星期。在离境的飞机上，我和老朋友托内愉快地聊着往事，就像两个久别重逢的老同学。飞机已经准备起飞了，但它在到达跑道尽头时突然停了下来。透过舷窗，我看见许多警车，闪着警灯向我们飞驰而来。机舱门开启后，一群全副武装的宪兵拥进了中央过道，他们非常礼貌地将我从座位上请了起来，半架着我向舱门走去。我低着头，非常费力地想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其他的乘客早已经被吓得说不出话了。原来，有警报说这架飞机上有炸弹，所以警方才把它拦了下来。我听到混乱的人群中有人在解释着什么：“袭击”，“炸弹”，“攻击目标”……我不停地自言自语：“有人要杀我，有人要杀我……”幸运的是，这个警报只是虚惊一场。几分钟之后，坐在鲁瓦希机场海关办公室里的我依然没能缓过劲来，浑身止不住地发抖。
我明白，如果不想办法打开局面，那我们就坚持不了多久了。我们的处境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境地。和洛朗斯。维奇尼耶夫斯基商量之后，我决定再找一名有能力的法官来帮助我们。如果有一天我们决定放弃或者敌人的花招最终迫使我们放弃，这名法官也许可以从我们手中接过接力棒，将预审继续进行下去。
许多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希望雷诺。范•；伦贝克过来帮我们。雷诺。范•；伦贝克这个名字是和很多大案联系在一起的，他曾经独立审理过多起政治献金案，这样的经历和公正的办案风格对于埃尔夫案这样涉及大量隐秘资金的案件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另外，和贝尔纳。内尔托萨法官——瑞士司法系统举足轻重的人物，我们经常需要和他打交道——一样，他也是最早在《日内瓦倡议书》（1996年10月1日，7名法官在日内瓦大学起草了《日内瓦倡议书》，其主要内容是促进各国间司法信息的自由交流。迄今为止，已经有4000多名法官在上面签了名。）上签名的人之一。还有，雷诺。范•；伦贝克是位男性，他的到来可以调节调查小组的性别结构，有利于调查的进行。
对于是否应该离开英国过来帮我们，雷诺。范•；伦贝克有些犹豫不决。这名头发散乱的高大男子平时显得比较生硬，但有时候说起话来又孩子似的没完没了——总之，这是一个相当讨人喜欢的人。最后，他终于做出了决定。我们联手了。不过，司法部长仿佛并不认为这是最好的选择。为了让雷诺。范•；伦贝克证明自己能够胜任这个位置，法国有关部门对他进行了几个月的考察。不过，雷诺。范•；伦贝克的确是水平最高、资格最老的候选人，法国政府也不得不最终承认这一点。2000年4月，他终于来到了我们中间。随后，我决定马上将埃尔夫案件的所有情况全部告诉他。
圣诞节度假回来之后，我还做了另一个重要决定：将我的所思所想毫不隐瞒地告诉公众。在我和公众之间有一层窗户纸，它的存在不仅给了媒体玩弄手腕的机会，还造成了我和公众之间心理剧似的互相误解——我和律师公会秩序委员会之间的不快就是一个很好说明。现在，我要捅破这层窗户纸。我始终认为，真实和公正的自由言论能够化解危机。
许多家出版社都和我进行了洽谈，有的出版社开出的条件甚至优厚得有些过分（高达15万欧元的预付稿费）。最后，我选择了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独立出版社，它创立刚刚一年，给我的报酬也很可怜。不过，我想得到的并不是鼓囊囊的银行账户，而是公众的理解。阿雷纳出版社的社长洛朗。巴卡利亚是《日内瓦倡议书》的组织者之一，另外两名组织者分别是记者德尼。罗贝尔和《一个没有法律的世界》（让。德马亚尔所作，内容和金融犯罪有关）的出版商。我和洛朗。巴卡利亚对对方都非常信任。他知道，我们现在正处在刀刃之上，一旦我的言辞稍有过激，这个案子就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
从此以后，晚上和周末再也不属于我了。经过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奋笔疾书之后，我的第一部作品——一本半回忆录半随笔的小书终于完成了（《把我们的故事告诉大家》，阿雷纳出版社2000年出版。）。我知道自己面临的挑战十分危险，因此在是否要出版这本书的问题上一直很犹豫。根据合同规定，我可以在最后时刻决定停止出版，更何况在写成之后我才发现它涉及的私人内容比我开始预想的要多。一个由于所调查案件的特殊性而饱受媒体攻击的法官——至少我认为这种攻击是错误的——是否真的决定要出一本书？这本书是否会增加她的知名度并让更多的人觉得她是在为自己造势？不过，我现在所处的局势非常特殊：由于我已经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因此整个法国社会都非常关注我这个人，况且我在书中的讲述都是发自肺腑的，没有半点做作。
这是一次和案件本身无关的赌博。如果情况因为这本书的出版而变得更糟，那我将一败涂地，而且我们的工作也会信誉扫地。不过，至少我在倒下的时候可以自豪地对自己说：我曾尝试着让公众理解自己。相反，如果我成功地用事实真相击退了谣言，我们将重新获得一线生机。经过反复斟酌之后，我终于决定接受命运的挑战（也许我会因此而不再有资格继续调查这个案子），因为我知道自己已经别无他法。
幸运的是，我得到了大家的理解。
对于这本书的出版，媒体是既惊讶又欢迎（皮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