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关系 作者:[智利]安东尼奥·斯卡尔梅达-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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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嘴唇上，又把我拽了回来。我知道自己咬着了舌头，虽然我没有时间用手去摸，但是我感觉到了血的味道。
“你现在发火了吗？”
“你把我打出血了，恶棍！”
“给你点颜色看看。”
他踢了我的大腿一脚，我的耳朵又再次被他的拳头打得发热。我转过头去，恍惚地看到桥上有个男孩在看着我们。米切尔拉着我的衬衫，把我拽了起来，然后又把我推倒在地。这次，我感觉到嘴里进了很多土。一股尿水喷涌而出，我感到自己的腿上很脏。我踉踉跄跄地爬了起来。
“现在你该发火了吧，智利人。”
我用那只锤子般的拳头擦了擦脸和雾蒙蒙的眼镜。
“我要杀了你，”我喊道。
“可怜蛋儿，”他说。
这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之后他便用那钳子般的大手抓住了我，把我转过去，一边掐着我的脖子，一边用膝盖狠狠地踹我。他突然按住我的肚子，直到我使劲地用胳膊肘打了一下，他才放手。我们厮打着，时而打中，时而不中，累得大汗淋漓。
我连嗓子眼儿里都喷出了怒火。好像我的舌头和脖子上全是眼泪。但是，别人是不会看到我痛哭流涕的！我现在想抠出他的眼珠，用铁棍狠狠地砸他的脑袋。我的身体惟一需要的就是水，我甚至能够跪下乞求。突然之间，电钻般的一拳打中了我的鼻梁。
好像突然之间我置身于一个水池里，那里烟火四射，女人们的裙子在风中熊熊燃烧。好像五彩的玻璃突然炸开在我的眼前，不可思议！好像一座巨大的教堂在我的脑海里迸裂成一片一片，我的嘴也好像是盐做的一样。米切尔是一个纯粹的影子，我无法辨认他的面庞。我的生命里，总是出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而我却不知该如何形容。
比如，那时，我和我的表姐妹们在那幢漆黑的房子里玩耍，她们笑着任我微微地触摸她们的双腿之间；地图的上面，所有的国家都裂成了碎块，好像受了伤一样；电影里面人猿泰山生活的黑色丛林；还有血流成河；这种种古怪的东西，米切尔就在那里，我却感觉不到他，我的脑子仿佛是一张放映电影的银幕，而我的嘴则变成了一只死鸟。米切尔握紧拳头，它仿佛要穿过我的皮肤和骨头，一直击中我的胃和心脏。
“米切尔，”我喊道，“他妈的，你要把我打死了。”
但是我却对自己的喊声恍然不觉。我仿佛离开了自己的身体；仿佛正值假期，我漂浮在蔚蓝色的安托法加斯塔的海上，我看见父母变成了熊熊的火焰，看到他们温柔的舔着我，我从妈妈的身体中出来，到处都是火焰。
我醒了，米切尔倒在我的旁边，我扔掉了石头。
他的嘴角边，血迹已经凝结。我看了看周围，全都沉浸在黑夜中。在柏林总是这样，当一个人向四周张望的时候，他会发现已经天黑了。这座城市就像是乌云制造的一样。我从头看到脚，不知道该如何停止自己的颤抖。那简直像电动的一样。我的躯体已不由我做主了。
我的头靠着摩托车的前轮，坐在地上，只想放声大哭一场。请原谅我，我已经有一年没有哭过了。从前，每当爸爸妈妈收到智利的消息时，他们总会痛哭，我为他们感到难过，我又有几分多愁善感，因此我也哭了起来。有一次，我爸爸喝着酒，两眼通红地走出房间，正好看到我在沙发上哭泣。
“你怎么哭了？”他问我。
“因为你们哭了，我很难过。”
“这不是理由。”他说，“人们之所以哭泣，是因为无法再继续忍受，或者是因为重要的事情。你明白吗？”
“下次再让我看到你哭，我就打你一顿，让你哭得痛痛快快的，知道了吗？”
我爸爸很敏感，有时候我把他惹烦了，他会打我一下，但是他从来没痛打过我。我偷他的钱的那次他没痛打我；我装印第安人点篝火差点把圣地亚哥的房子烧了他也没痛打我。我想如果爸爸此刻看到我哭泣，等他知道了为什么，他也说不出什么。我觉得爸爸每过了十年，就越发体谅人。
我抑制住把一切痛苦都发泄出来的愿望，很长一段时间，我什么都不想。我觉得自己好像被忧伤包围了，容不下其他任何东西。天上飘起了蒙蒙细雨，雨点滴落在滚烫的脸上，感觉真的很舒服。
也许此刻，我的同学们正躺在地毯上看电视，也许他们正在品尝美味的猪排，我的爸爸也许正查着词典，读着《每日新闻》。我来到米切尔身边，把手放在他脖子上。
“米切尔，”我说，“别这样。你千万不要死。”
在我的心目中，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比这个遍布着矿渣和生锈铁轨的地狱强上百倍。我捡起一面破碎的镜子，放在他的嘴边。这一招我是从电影中学到的。如果镜子上结雾的话，那就说明他还活着。
“米格里托＇西班牙语中米切尔的昵称＇，”我说起了西班牙语，“你还活着，只不过摔倒了。醒醒吧，看看这面镜子。别难过，你还没死呢。”
我听了听他的心跳，不由得笑了，因为我感觉到了心脏的跳动声。
“起来，米切尔。你躺在这里，该怎么向你妈妈解释呀？醒醒吧。”
但是没有用。我仿佛看到桥上有人在走动。我想应该是原来我看到的那个男孩子，我向他做了个手势，让他下来帮我。但是我做了手势之后，他却跑了。更糟的是雨下得越来越大，好像老天爷踩下了油门一样。所有的一切都迅速地湿透了，天也越来越黑。我到处找着让米切尔避雨的地方，但是这里连个屋檐都没有，根本遮挡不了什么。
我一边在他的周围徘徊，一边掏着兜里的碎玻璃和小石子。雨点落在我身上，打湿了穿着的衬衫。我忽然想出了一个主意，我把一个罐子里的水冲着米切尔的头淋了下去。
他的脑袋终于动了，睁开了眼睛，但是马上就合上了，说了一些我听不懂的话，然后接着睡了过去。这时，雷电大作，仿佛是在为这场宇宙间的暴雨奏乐。也许暖暖和和地呆在家里，心情愉快地看着窗外的电闪雷鸣，会觉得雨景非常美丽。雨滴落到地主，溅起泥点，原本光亮整洁的摩托车现在脏极了。
我拉开他的上衣兜，拿了一具烟头，我刚才看他抽过。总共只有两个烟头了，我屈着身子，点着了香烟。烟雾滑过嗓子的感觉很舒服，我在慢慢地吸烟，地上一片泥泞，简直无法下脚。也许我下面要说的话很蠢，但是有的时候香烟的确是人最好的朋友。吸烟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并不孤独。
一辆列车悲伤地驶过，天很冷，我开始发抖。我蜷缩在米切尔的身边，想着埃迪特，她也许正卷着头发，准备到门口迎接我。我想她的妈妈也许会买油醋拌碎肉招待我。说不定餐桌上还会有一瓶法国葡萄酒呢。我应该回答“不，谢谢，夫人，我不喝酒”这样才会给他们留下好印象。我想着埃迪特洋娃娃般的皮肤，喝了一点酒后会变得越发晶莹。“小鬈毛，小鬈毛，”我像鹦鹉一样，喃喃地重复着。
突然，米切尔动了一下，我看着他睁开了眼睛，用手擦了擦脸上的泥巴。我扶他坐了起来。雷声轰响，雨下得更大了。
“怎么回事？”他沙哑着嗓子说。
“我们刚才在决斗。”
“嗯，我知道，不过我到底怎么了？”
“我不知道。我把你打倒了，我还以为你死了呢。”
他晃晃脑袋，抓着我的手，站了起来。
“那就是说你打败了我，”他说，“你把我打倒了。”雨下得很大，在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表情。他把手指伸进鼻孔，紧张地掏着，好像在里面寻找什么东西。然后，歪了歪脑袋，敲了敲后颈，好像他刚才找到的东西可以扔在这里一样。
“下雨了，”他说。
这简直是没话找话。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何会做出这样一个睿智的判断。我拾起一张和我们一样被淋得湿透的报纸，铺在地上。
“你得知道，智利人，我们最好不要决斗了，我们快要感冒了。”
“我同意，”我说。
我们跳过了水坑，米切尔骑在摩托车上，这件宝贝一下子就开动了。马达渐渐热了起来，我一边拧着裤子，一边用脚趾摸着我的德国马克。我后悔没套个塑料袋，我的鞋子现在简直像个水塘一样。此外，我的脸又红又肿。说不定肿得像只葫芦呢。
“你把我的脸打肿了，”我冲着他的耳朵大喊。
他转过头，像医生那样托着我的下颌。
“那就算我们打了个平手。”他做出了裁决。
我严肃表示了赞同。
摩托车开了起来，这块地方比冰场还滑，我不得不紧紧地抓住他的肩膀。当然了，本田CB350的平稳性是世界闻名的。我们经过西门大街时，我对他说：
“喂，米切尔。我请你吃比萨饼吧。”
“你有钱吗？”
“有点儿。”
我们来到了一家位于斯托姆大街的比萨饼店，在我们进门的时候，门口居然出现了一小小水坑。意大利人嘴巴张得老大。我很遗憾，当时没带镜子，没法向你们形容我们的尊容。我觉得自己的嘴唇都肿得垂到了脖子，而米切尔的脸上全长是泥，只有一小块鼻子还露在外面。
为了平息我们引起的混乱，人和他走到最里面的桌子边坐下，服务生勉强压住恐惧，笑着走近我们。
“下雨了，是吧？”
意大利人非常富有洞察力。他们甚至不需使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要了两个加量的奶酪大虾比萨。我们一边喝着十二马克一瓶的基安蒂红葡萄酒，一边等着比萨饼上来。
“我会替你问候我弟弟。”米切尔说。
“谢谢，”我说。
“你什么时候回智利？”
“皮诺切特倒台的那一天。第一班飞机。”
“大约在什么时候？”
“不久以后。”
他喝了一口酒，痛苦地拍拍后颈。
“等你回到智利，我去看你。怎么样？”
“当然好了。”
“那儿的女人怎么样？”
“漂亮。那里的海滩很不错，你可以滑水。我们国家有一个摩托车赛冠军，名叫科特·霍曼，这是个德国名字。”
“我从来没听过这个名字，”他一下子干掉了杯子里的酒，然后从皮夹克里拿出一个烟头。“阿连德很勇敢。”他说，“他真的独自一人与军队战斗吗？听说还和飞机战斗，是吗？”
“他并不是独自一人，”我说，“很多同志牺牲在他身边。整个国家死了很多人。”
服务生端上了比萨饼，我觉得这馅饼简直可以挂在博物馆里，与蒙娜丽莎相媲美。我不知道该怎么吃掉它。我们倒满了酒，米切尔举起他的杯子，向我敬酒。我和他碰杯，我的心也震颤了一下。自从荷马和苏格拉底走后，这种我最喜欢的灵丹妙药就再也没让我激动过。
在一片光荣的寂静中，我们吃掉了最后的块馅饼。吃饱之后，我说：
“米切尔，你知道吗？你刚才打我的时候，我突然觉得自己要死了。”
“对不起。”
“不，不是因为你打我。而是因为我做了一个梦。”
“什么？”
“我看到了我出生的那一刻。我感觉到妈妈舔着我的脸颊。而且我的爸爸妈妈变成了火焰。你明白吗？”
米切尔喝了一口酒，然后双手插兜，靠在椅背上。
“这是因为你产生了幻觉。你知道什么是幻觉吗？”
“不知道，”我说，“我会去查词典的。”
“我知道的也不是很清楚。幻觉就是对某事的预感。明白了吗？”
“差不多，”我含糊其辞。
其实我没明白。
“我会去查词典的。”我说。
付账的时候，我脱下左脚的鞋，在袜子里掏了半天，最后拿出一张一百马克的蓝票子。
“你把钱放在那里？”他仔细地看着我的光脚丫，问道。
“是的，”我说，“我怕别人偷走。”
“老兄，怎么不放在银行呢？”
“我不喜欢，”我说。
“所有的人都把钱存在银行里。褥子底下和袜子里面早就过时了。“
“喂，米切尔，咱们别因为银行这个话题而打架，好吗？”
“当然可以了。”
“那这个话题就到此为止了。”
“我同意。”服务生牵着钞票的一角，好像扯着尾巴看一只老鼠一样。
“怎么了？”我说，“这是张百元钞票。”
“我知道，”他说，“不过我从来没看过皱成这样的。”
星期一早上，我包着眼睛，来到了学校，“小鬈毛”不理我。我想接近她，但是她却和她的朋友们在洗手间里笑个不停。星期二，我把一个装满巧克力的盒子揣进了书包，盒子上贴着聂鲁达写的《二十首情诗》中的一首。我把它译成了德语，亲手抄了上去，并且在上面写道：巧克力和情诗献给你。文学课前，我把盒子放在她的座位上，然后离开了，心中猜想着脸羞得通红的她该是什么模样。
星期三，一张纸条传到了我的手中，我现在还作为证据保存着它，上面写着：周末我家有舞会。我邀请你参加。
星期四，我摘掉了眼睛上的包扎。星期六，我和她跳了贴面舞。“亲爱的，我希望你想我，”我向她表白，她回答说好。
麻烦的是爸爸问我发生了什么，当时我想溜进家门，却被他逮了个正着。我基本如实地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打了我一下，三天没和我说话。星期五，米切尔·克鲁格来到了我家，这个人你们肯定认识，因为我正是和他在美丽大街地铁站里打了一架。他说他在报纸上读到了一些关于皮诺切特的文章。他还带来了一瓶巴霍雷斯葡萄酒，价格就在标签上写着：八马克。
在我的房间里，我们一边喝酒，一边听着半导体收音机播出的军乐。我们闲聊的时候，他问我他可以为打倒皮诺切特做些什么。我爸爸把乌尔斯的电话给了他，一个星期后，米切尔出现在智利委员会的一次集会上。我爸爸看到他走进来，看了看我，说我是位“拉新主义者”。
这个词我也要在词典上好好查查。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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