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间一壶酒-第20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军印守衡州，王屏藩挂破朔将军印攻四川，方光琛巡抚湖南。吴世琮挂大将军印攻广西，全省俱陷，擒李棠、傅宏烈送桂，桂赦之，用宏烈为监军道，棠及方孝标为承旨学士。遣使潜至徽州聘谢四新，四新辞不赴，答一诗曰：“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使回，桂怒骂曰：“薄福小人！”王屏藩报四川全省俱平，桂即以为四川总督将军守保宁，而以来度为四川布政使司。聘故明少卿李长祥，延以宾礼，问方略。长祥曰：“亟改大明名号以收拾人心，立怀宗后裔以鼓舞忠义。”桂以其言问方献廷、胡国柱二人，曰：“昔项羽立义帝，后又弑之，反动天下之兵。今天下在王掌握，他日又置怀宗后裔于何地？”长祥知桂意，遂谢去。桂以夏国柱挂殄朔将军印，由衡山出萍乡。上差和硕安亲王为征南大将军，由江西至袁州，攻萍乡。　
　　是年二月十五日，福建耿精忠亦起兵应桂，称“甲寅”年。上命和硕康亲王为奉命大将军，与将军赉塔领满兵二十万，攻福建。又差顺承郡王为宁南靖寇大将军，领满兵十万，由武昌攻岳州；川湖总督蔡毓荣领汉兵十万，由荆襄攻松滋；（《平吴录》）……其侄某出首，云尸已焚化，匣骨藏安福园石桥水底。戽水掘骨，并世首尸解京，亲诣祭告诸陵。判其尸骨，传示各省，悬之通衢示众。此逆藩吴三桂不忠不孝之终事也。（《平滇始末》）案：吴三桂这一生，选择套着选择，每一步选择都受制于上一步选择。三藩之乱，吴三桂起兵云南，是吴三桂的最后一次选择。这次选择，同样是被逼。他是打前明的旗号，还是打自己的旗号；是北上中原，与清兵决战，还是据守西南，维持割据局面。他是选择了割据称王，后来还称帝。这一选择，今天多以为是不智之举，因为没有合法性，也失去人心。但当时什么是有利，什么是不利，他该选择什么，他能选择什么，实在很难说。我在《汉奸发生学》中说，谢四新的诗写得真好，它把吴三桂的人生矛盾揭露无遗。吴三桂哭陵倡乱，三军失声，气氛十分悲壮；誓师校场，弓马娴熟，威风不减当年。但他的再度反叛，使一切都成谎言。吴三桂戎马一生，最后暴死衡州，下场很惨。三桂诸子及其家人，还有他从东北带来的部将，不是死于战乱，就是被枭首凌迟。幸免一死的余众，后来被流放于边塞，特别是天寒地冻的东三省，成千上万，在驿站当差，在行宫服役，永世不得翻身。悲惨的故事在反复传唱。　
　　荣辱只在一念之差。　
　　2005年1月1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附记】在《汉奸发生学》中，我老实交待，“‘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不知道”。周锡瑞（Joseph　W。　Esherick）教授提醒我，清朝是把汉族的奸细叫汉奸，和后来的用法正好相反，我没查过原始材料。去年秋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是日本神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王柯教授到香港中文大学参加会议（会议是在中国文化研究所举行，名称和时间忘记了）提交的会议论文，题目是《“汉奸”的民族国家语境——从一首康有为诗看近代民族主义空间》。王教授的文章正好是讨论这一问题。他的结论是，宋代并没有“汉奸”这个词；“汉奸”是从清朝才叫起来的，本指汉人通夷者，如妨碍满清政府在苗地改土规流，与“苗顽”勾结的汉族奸商；道光年间，出于反帝，才把这个词当成背叛中国、勾结西夷的败类，更接近后来的用法；同盟会反满，也把拥清的康、梁称为“汉奸”。案清代朝议和笔记，“汉奸”是使用频率极高的词。道光以前是满、汉有别，以后是中、外有别。清末民初，是满、汉有别。抗日战争，是中、外有别。它既和“国”有关，也和“族”有关。现在的“民族主义”，“民族”是国家（nation），不是汉族、满族的族。小国变大国，弱国抗强国，这样的民族主义，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不能等同于殖民战争的以强凌弱，两次大战的以邻为壑，或所谓“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国的历史教科书，有个问题老说不清，即它宣扬的“爱国主义”，明明爱的是国家，但“国”和“族”总是打架。2002年有一场争论，是围绕“民族英雄”，有人说，戚继光、郑成功是民族英雄，岳飞、文天祥不是，就是因这个混乱而起。谭其骧在《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边疆》（收入《长水粹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3－22页）一文中也为此事费过不少笔墨。其实，国、族的概念在历史上是时有变化，时有交叉，就像逝者如斯的河流，刻舟求剑，必然搞不清。中国学者有一种习惯，就是老把今日中国版图内的中国等同于历史上的中国，非把宋、明爱的中国和汉族等同于现在的中国和汉族，这当然不对。但近年来，有些美国汉学家说，只有说汉语的人才是中国人，这个定义更荒唐。在英语里，Chinese既是汉语（或中国语）也是中国人，好像就是一码事。然而，从希腊时代到现在，西方国家的国籍认定，也不能这么简单。起码我们不能说，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英国人，或只有说英语的人才是美国人，或说英语的人就一定是英国人或美国人。与“爱国”的概念相匹配，“汉奸”的概念也很复杂。　　　　　
　　且教儿诵花间集　　　
　　说校园政治（1）　　　
　　当年贾谊上《治安策》，开头有一段话，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现在呆在校园里，我们也有这样的感受。为国家计，也为知识分子计，我以为目前的高校，有许多弊政亟待革除，即使不能根治，也应把矛盾缩小在合理的范围内，否则不利于安定团结，也不利于稳定人心。　
　　这些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它们当中，有些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过渡的性质而造成，实出无奈，但也有些是人为造成，则属火上浇油。比如工资统配、职称统配，这些都是早已有之，是体现计划经济特点的东西，带有大锅饭和铁饭碗的性质，就还没有医治的良方。铁饭碗，国外也有，比如美国大学的“终身职”（tenure），就是吃教书这碗饭人的梦寐以求，只有把它拿到手，屁股才坐得稳。我们这儿穷归穷，但位子多，一水儿都是“终身职”，课程满打满算没多少，剩下一大堆时间可以搞科研（当然也可以让某些人睡大觉或干其他什么事儿），我跟外国的同行吹，他们甭提多羡慕。这样的铁饭碗，我看还是有好处，或者至少在眼下有好处。它是保障知识分子生存，防止他们被商海淹死的“救生圈”。说穿了，是一种保险制度。　
　　大锅饭吃着，铁饭碗端着，有些事，咱们就得忍着。比如“职称”，明明就是个“猪肉票”，怎么匀也匀不过来，怎么评也评不合理。“二级评审，系为基础”，多少人的命攥在几十个评委手中，他们是如今的“文章司命”。这些人要是老板，雇谁开谁，大家没脾气，但非得挂上个“评”字，问题就多了。一堆不同学科搁一块，萝卜白菜怎么比？论资破格，双轨并行，往往导致某些人用前者评自己或自己的朋友，用后者评自己的学生或自己朋友的学生，造成“托孤寄后”（而且往往是“祖孙相继”），关系学的影响太大。量化管理，靠刊物分级，靠引用率，靠表格，靠打分，靠统计，表面上很科学，实际是为了堵别人的嘴，叫你有火没处撒。有人“五项全能”，科研立项、教学量、获奖、著作、社会工作，样样行，只因没有“大树”（强硬的导师），照样淘汰出局。本来就“僧多粥少”，还一个劲搞“二桃杀三士”，弄得一帮知识分子比范进还范进，老脸一抹，什么都不顾。弄虚作假把自己吹得天花乱坠者有之，投书诬告他人者有之，提点心匣子到评委家走动苦苦哀求乃至下跪大哭者有之，甚至赌气轻生搁一摞书在路边扬言到轮下讨公道者也有之。汰优存劣，以中国之大，也许只是局部，但埋没人才绝不是少数。比如我的同行，考古学家卢连城，古文字学家何琳仪，他们都比我年长，在同辈中成绩很突出，无论横比竖比，论年资，论水平，我都看不出有什么道理，非把他们压在下边。当年，1948年，中央研究院评第一届院士，有些人，如李济先生，对郭沫若看法很坏，但讲学问，还是承认郭的贡献，照样推选郭先生当院士，虽然郭先生自己不接受。我们的评委怎么就这么没气量也没眼光？对评职称一事，现在大家都习惯于拿“看开”二字安慰别人或自我解嘲。我不相信，这样的事，拿眼睛“看”就能“看开”，也不认为“骂”就能解决问题。因为骂归骂，套摆在那里，谁都得往里钻，只要钻进去就不骂了。但自己的看法也未见其高明，还是两字：没辙。　
　　给现在不合理的制度“火上浇油”，突出问题有三个，我看，这才值得请名医会诊，下良方猛药狠治一下。　
　　这三个问题，头号问题是“工程热”。知识分子搞科研，有人送钱，甭管国家的钱，死人的钱，外边的钱，谁说不是好事。问题不在钱。钱是“好东西”，但一跟权力挂钩，成为控制财力、人力，定人生死祸福，当“学术寡头”的东西，就是一种腐蚀剂。再清高的人也趋之若骛，“人文精神”全都掉钱眼里去了。本来文科和理科不同，不一定非得强调集体协作，非得拿“修四库”当学科建设，好像只有资料长编式的大丛书（可配合图书市场）才算成果。在这个领域中，恐怕更应提倡的还是独立研究、创造性的研究，当教授的和当学生的都要有这种精神。可是有些人不是这样，越是年纪一大把，劲头不够使，还越是热衷“修长城”，非巧立名目，弄一大把钱，拖一大批人，搞“大兵团会战”，不但造成金钱浪费，也造成人才浪费。“跨”上一个“世纪”，这一堆人就埋在“长城”底下了。现在，大家一窝蜂地上大项目（有些项目可以高达上千万），效益如何，值得怀疑。据说全国结项，大部分都完不成。这要搁在经济领域，至少也是渎职罪。大量资产流失且不说，还影响安定团结。我的一位参加项目设计的朋友讲，现在是花国家的钱不干事，评这评那，样样占先；不拿钱照样出成果，反倒吃亏倒霉，样样没份。特别是有些人简直贪得无厌，旧项目啃两口丢一边，又冲新项目去了，自己报不成，就打学生的旗号，能霸一个算一个。这样的风气，我看是该杀一杀了。　
　　其次，和上一问题有关，还有一个问题是“人越穷越分三六九等”，叠床架屋，人为制造的层次太多。现在提倡竞争机制，不但人与人比，系与系争，就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也要一决雌雄〔零案：现在国家已明令禁止企业评比〕，胜者大名大利、大权大势集于一身，败者只能自认倒霉，这未必真有好处。比如一个学校，本来有教授、副教授、讲师三个层次也就够了。但现在因为新老代谢太快，新教授一上市，老教授就不值钱，非得多加几顶帽子在头上，不足以显示其身份与他人有别。我们不但把教授分成普通教授（新教授）、碩导教授（现在也多半是新教授，在概念上已与前者合一）和博导教授（老教授）好几种，而且还设了“政府津贴”、“突出贡献”、“跨世纪人才”等各种名衔，经常评这评那，连死人都参加评奖（只能让家属领），如果再加上各级学术评委以及首席科学家（这是从科委系统套来的）、院士（听说正在酝酿），实在是一种“爬不完的坡”（活到老，爬到老）。现在时兴讲“国际接轨”，其实这类东西大部分都无法接轨。比如“博导”，美国的正教授叫full　professor，是做到头的教授，下面的副教授和助教授（相当我们的讲师）也都叫“教授”，他们统统都可以当“博导”，比我们简单得多，也平等得多，绝不会像我们这里把所有头衔都印在名片上，就连到国外转了转，也能写进百科全书。现在我们把教授分成“碩导”和“博导”，当然有一个客观原因，是我们把研究生分成两道坎，硕士、博士接不起来。国外大学的研究生课程，一般都是以博士为主。特别是文科，那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险得很，既不好找工作，也没有退路。你要不想死心塌地做学问，清清苦苦当老师，就趁早别进这个门。这样的课程不但不限年头，什么时候读完什么时候算，而且往往是硕士、博士一条龙，主要是冲博士去的。可见要废“博导”，也应对研究生的培养制度做相应的改革。“博导”是国际丑闻，政府已宣布废止，明确声明一切正教授都有资格带博士生，但利益所在，难免死灰复燃。最近我的学校又搞“老博”评“新博”，其实还是老一套。我们的评职称、评头衔是“水涨船高”，从前的行情，当个副教授、教授，大家就满足了；现在不行，好像不当博导就誓不罢休。乱加头衔的结果是头衔贬值。我想，现在做社会学研究的人，不妨调查一下，做点time　study，看看大家是怎么分配时间。现在的大牌学者，学问大了，“浑身都是宝”，难免挨人宰。别人宰倒也算了，还自己宰自己，整天评这评那，什么会都开，什么书都序，这种“充分利用”，其实是既毁自己，也毁别人。王国维、陈寅恪，他们都没当过“博导”、“课题主持人”，也没搞过“大项目”，但他们是真正的学者。学者不是社会活动家，不是官员和承包商。他们靠本事吃饭，靠著作讲话，比什么都强。正如太史公讲李将军，“桃李无言，下自成蹊”。我们当老师的，如果日事钻营而无心学问，将何以为人师表？何以鼓励学子从教。　　　
　　说校园政治（2）　　　
　　第三，现在的广大教师，不包括上面所说帽子很多的那些人，谁都知道待遇很低。比如我所在的学校，要说名气，在全国要算很大了，但很多人一月才拿二三百元，菜篮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