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禺传 作者:田本相-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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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禺据理力争，寸步不让。潘公展虽然表面上还装出一副客气的样子，但仍然坚持要他修改。曹禺就毫不客气地说：“戏怎么写？作者最有权利，到底是你们懂戏？还是作者懂戏？写戏还得听我们的！”
经过反复的较量，做了一些小的修改，终于在重庆公演了。正如沈蔚德回忆中说的，“经受住风霜之后的花朵是会更鲜艳的，它受到广大观众的热烈欢迎。这首先是由于它符合时代要求，鼓舞了人民抗战救国的热情。其次，它是曹禺同志继《雷雨》、《日出》、《原野》之后的一个新戏，也是一个思想性艺术性都较高的好戏。再加上张骏祥这样一个好导演的艺术再创造，更使这戏生色不少。至于演员，除少数青年教师外，主要是剧专高班同学，不同于专业剧团的演员，但是由于抗战热情高涨，态度严肃认真，博得了观众的好评”。①《蜕变》是抗战初期涌现出来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剧作，它被许多剧团演出，既有专业剧团，又有业余剧团，它的演出效果是极好的。１９４１年，上海苦干剧团的演出尤为激动人心。据记载：“第一场演出，就引起全场爱国热情的高涨，台词不断为雷动的掌声所中断。剧终以后，连续谢幕三次，很多演员和工作人员都在后台激动得流了泪。《蜕变》的演出，经过整整一个月连续满座以后，到１１月１２日孙中山先生诞辰这天，观众的爱国热情出现了新的高潮：当结尾剧中人丁大夫向抗日战士讲话时说到‘中国，中国，你是应该强的’时候，池座里大声地喊出了爱国口号，一时整个剧场都沸腾起来。闭幕以后，观众还不断鼓掌，许久都不愿意离开剧场。这种情形，当然不能不引起租界当局的注意，到第二天，工部局就横暴地对《蜕变》发出了禁演令。”①由此可见，《蜕变》是多么真挚地反映了广大群众的爱国心声，又是怎样热烈地鼓动起群众的爱国热情。但是，《蜕变》的演出效果同对它的批评，是有矛盾的：一方面是强烈而激动人心的演出效果，一方面却又是来自批评家一些责难，当然，也有赞赏。如最早的关于《蜕变》的一篇评论，是谷虹的《曹禺的〈蜕变〉》。他说：“从《雷雨》到《蜕变》，作者所走的道路是进步的，在主题上，从《雷雨》的描写家庭的悲剧，以至《日出》描写的社会悲剧，以至《原野》的对于人性的发掘，以至《蜕变》中新人的产生，已是逐渐进入了正确性和积极性。在《蜕变》里，剧的冲突，已不仅是登场人物相互间的冲突，而是一种新旧之间的冲突——一种蜕旧变新的冲突；在技巧方面，也从《雷雨》的纤巧，《日出》的纷杂，《原野》的粗野，而达到《蜕变》的简朴有力。所以，我们可以说，《蜕变》是曹禺创作路程上的一块新的纪念碑。”同时，他又在“典型环境”刻画上提出批评，以为“作者向我们显示这医院的蜕变，是由于少数贤明官吏的事，他过分强调了梁专员个人的英雄作风，这是本无不可的”；但是，“应该指出产生这个英雄的历史背景。这样，才可以使得我们的英雄不会成为神话。所以，人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应该互为结果。作者有机的配合，才能够正确地把握它，这便是所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问题”。因此，他进一步指出，由于“作者没有把握住典型的环境，以致所创作的新人物，也成为不真实的了”。“尤其是梁专员这个人物的性格，都不是现实的”，“令人有‘苍龙图再世’的感觉”。但是，谷虹肯定了丁大夫的形象，“在现实中虽然很难看到，但作者大胆地把她当作一个指导性的典型而提出，这一点我们完全赞同”。总之，他认为《蜕变》“是我们抗战中最成功的一部作品，虽然它存在着一些缺点，但并不足以损害其艺术价值”，“在技术上，我们抗战中的许多剧作，还没有出于其右者”①。继之，便是胡风的《〈蜕变〉一解》。他说：“在《蜕变》里面，作者曹禺正面地送出了肯定的人物。这不是说他的别的作品里面没有送出肯定的人物。但只有在这里，他的肯定的人物才站在作品构成的中心里面。更重要的是，只有《蜕变》里的肯定的人物，才正确地全面地和现实的政治要求结合。或者说，向现实的政治要求突进。作者的艺术追求终于和人民的愿望所寄托的政治要求直接地相应，这就构成了剧本的感染力的最基本的要因。”但是，他的笔锋一转，便指出“作者所用来表现政治要求的，是一个最突出的问题——伤兵问题”，而作者“所选取来面对着这个严重的大问题的人物，又是一个孤单单的女性”，那就是丁大夫。“作者也使她得到了胜利，但他却用的是只手扭乾坤的方法。那就是‘喜从天降’的梁专员的出现”。他认为“这位梁专员，虽然带着形象的面貌，但与其说他是一个性格，还不如说他是一个权力的化身……由于梁专员，围绕着她的一切都化腐朽为神奇，于是，由污暗走到了作者所设想的紧张热烈，再走到了庄严光华的境地。作者不仁，把这位梁专员当作替他卸去历史负担的刍狗，廑还肥降娜宋铮降谌坏谒哪唬绕涫堑谒哪唬蛡I促地容身无地，因为，作为权力的化身的他的存在，已经不能再有作用了”。最后，胡风说：“就这样地，作者完成了他的主题，实现了他所企图的‘蜕’旧‘变’新的气象；但可惜的是，这个崇高的人格同时也就凌空而上，离开了这块大地。她实际上并没有走过历史的行程，在这‘蜕’旧‘变’新的过程里面，她终于成了一个依命运安排的弱者”。他说，作者“天真地把一个‘大团圆’赠给了观众。
胡风的批评尽可能以同作者保持理解和体察的态度和心情，把它的尖锐的批评结合在一种知痛着热的文字里。他说：“但我们自信并非不能理解作者。他经验了苦痛、兴奋和希望，这淤积起来就使他有了创造梦境似的心情。能够创造光明的梦境者，恐怕非得有向善者善良的心地不可。如果不嫌冒昧，那我就还要说，我们也都有过多多少少类似的经验的。不过，梦虽然可能是现实人生的升华，但并不是一切梦都会伸入历史发展的方向。我们知道艺术创造到底是统一在历史进程下面的人生认识的一个方式。在别的作品里面，作者在现实人生里面瞻望理想，但在这里，他却由现实人生向理想跃进。但据我看，他过于兴奋，终于滑倒了。”他还说：“我们有权利指出这个剧本的反现实主义的方向，但我们也尊重作者的竟然抛弃了现实主义的热情，以及由这热情诞生的创造的气魄。因而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读者或观众能够原谅夹杂在这作品里的人为匠心的杂质，和‘善恶到头终有报’的最卑俗的宣传主义成分（虽然作者的着眼点大概是为了表现丁大夫的人道主义的仁者的性格）”。最后，他说：“梦，也是好的，因为它是希望的变形。但从梦里醒来以后，我们应该保存的仅仅是它给与我们的热力和被它洗净过的心灵，用这来更坚强地对待赤裸裸的现实的人生。”①
在胡风这篇读来虽有些晦涩，但却不乏诗意热情的文字里，也许对作者显得有些苛刻和挑剔，但确有着他深刻的艺术见地。
也许胡风加于《蜕变》的“反现实主义”有些过分刺激了，便有署名菊人的《“反现实主义”的〈蜕变〉？》，刊登在《文艺先锋》第２卷第４期上。菊人提出质疑说：“我以为剧作者没有把梁专员这一人物把握好是事实，它留着‘概念化’的痕迹，但这不能说是《蜕变》一剧便成为‘反现实主义’的。”稍后，葭水写了《〈蜕变〉观后》，为之辩护说：“要创造一个崇高而又逼真的人物，抑又何难！学者们曾经说，假如耶稣不真有其人，那么凭空虚构出这样一位人物来的，这耶稣的创造者，是非比耶稣还要伟大的一位人物不可。在《蜕变》里，有梁专员、丁大夫、丁昌那样老中小三辈的男女崇高人物。我们除了说作者曾以伟大的思想培养他自己的精神而后，又以思想作为食粮赠以观众，而外，还有什么可说？尤其是我们这些沦陷久矣、一向腐肉臭鱼树皮草根什么都吃的人，这乐是多大呢？”①还是夏衍更能体察作者，也谈得比较客观些。他说：“那时候正是一个爱国热潮奔腾澎湃的时代，善良的、充满着爱国热情的作者，谁不对祖国的前途乐观，谁不坚持秦院长和马登科之流必须‘蜕变’！在当时，谁不和他一样天真？他还接触到蜕变的旧壳，当时有许多人甚至认为抗战一开始，这张壳早已简单地脱掉了呢？”②他还说，《蜕变》的第一、三幕，可使人联想起果戈理的《钦差大臣》，称赞了《蜕变》的喜剧艺术的创造。在抗战初期，揭露抗日运动阴暗面最早的，是张天翼的小说《华威先生》，而话剧就当以《蜕变》为首了，而他那燃烧着喜剧性的愤怒的揭露，是真实地接触到了国民党反动统治机构的腐朽本性的。的确，作家当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要真正的“蜕”旧“变”新，必须打碎整个反动国家机器，才能诞生一个新的中国。但是，就其梁公仰、丁大夫的塑造来看，作家的浪漫主义激情，以及他塑造这些人物的艺术经验，也是不可全然加以抹煞的。呼唤新人的诞生，呼唤一个新的中国，对于曹禺的创作道路来说，已向前迈进了，并提供了新的东西。洪深曾说：“如果我们打算推荐十部必须阅读的抗战剧本的话——如果自己限制数目，不使超过十部的话”，那么，《蜕变》就是其中的一部。①
《蜕变》脱稿之后，便接到昆明国防剧社的正式邀请，约曹禺去昆明执导《原野》和《黑字二十八》。
据当时国防剧社的负责人李济五回忆：“有一天凤子和孙毓棠到民国日报社来找我说：‘你主持的国防剧社底子厚，有经费，有人力，为了很好地开展话剧运动，为抗日多做一些宣传工作，我们可以请万家宝（曹禺）来昆明导演几场话剧。’我很惊讶地问凤子：‘当真吗？你们确有把握能把万先生请来吗？’凤子说：‘怎么没有把握，我们和他是很好的朋友，如果你同意，只要以我和闻一多、吴铁翼（国立艺专校长）三人的名义写信给他，他就会来的。’”②，李济五请示了他的上级龙秉灵。龙秉灵对话剧不感兴趣，但他对曹禺是闻名已久的，便立即答应了。于是，先由凤子、闻一多和吴铁翼联名打电报给曹禺，同时由国防剧社正式发出邀请电报，而实际上在暗中发起动议和支持的，是当时西南联大的地下党组织。曹禺还曾经收到闻一多先生的信，信中说：“现在应该是演《原野》的时候了。”间一多还说，演出《原野》就是要斗争要反抗，他要亲自为《原野》进行舞台美术设计。
曹禺是很高兴的。闻一多是他的老前辈，还在清华读书时，他就读过先生的《红烛》和《死水》，而先生的学问更是他所敬佩的。孙毓棠更是老同学老朋友了。他很快就复电接受邀请，国防剧社接到曹禺的回电是１９３９年７月１０日。
７月１３日，曹禺乘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由重庆直达昆明，李济五等人早已迎候他的来临了。李济五说：“从舷梯走下一位３０岁左右的青年，身穿一件灰色长袍，手提一只藤箱。我迎上前去问：你是不是万家宝先生？他答我就是。我也作了自我介绍，我想不到这么有名的剧作家竟是这样朴实谦逊，于是便陪同他下榻于西南大旅社。第二天由龙秉灵设宴为曹禺洗尘，凤子、孙毓棠、闻一多和我作陪。”②曹禺是中华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的理事，因此，昆明分会也召开了欢迎会。曹禺在欢迎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希望全市的戏剧工作人员团结起来，为迎接抗战的胜利演出更多的戏。紧接着昆明艺师戏剧科的毕业同学，在云南服务社举行座谈会欢迎曹禺，同学们早就敬佩这位戏剧家了，每个同学都把曹禺的剧本拿来请他签字题词留念。
从重庆来到昆明，犹如从蒸笼里跳出，进入一个凉爽宜人的世界。虽说正是夏天，而这里像是春天一样，阵雨过后，甚至寒气袭人。到处都可看到娇艳的鲜花，到处都是葱翠的树木。
为了工作方便，他从西南大旅社搬到华山南路的南京旅社。这里离凤子和孙毓棠的家很近，她们住在青云街洋槐巷４号，每天就到她们家里研究排演事宜，有时闻一多先生也来参加。《原野》由曹禺导演，孙毓棠任舞台监督，闻一多和雷杰元任舞台设计。
在挑选角色上，曹禺颇费心思，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由凤子扮演花金子，汪雨饰仇虎，李文伟饰焦大星，樊筠饰焦母，黄实饰白傻子，孙毓棠扮演常五。《原野》角色不多，还比较容易安排；当决定演出《全民总动员》时，就比较复杂了，需要四五十名演员。为了更好地排演，便决定成立导演团，由曹禺、孙毓棠、王旦东、陈豫源共同导演。演员在联大剧社、云大剧社、艺术师范学院剧社中挑选。主要演员有凤子（饰玛莉）、孙毓棠（饰邓疯子）、曹禺、关媚如（饰扬兴福）、陈豫源（饰夏晓仓）、马金良（饰沈树仁）、谢熙湘（饰电灯匠）、王旦东（饰孙将军）。龙显球担任了这两出戏的场记。
在排练《原野》之前，曹禺逐个地找每个演员谈《原野》的创作企图以及人物性格塑造的要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旦投入工作，就像变了一个人，全力以赴。排练场就在长春路的雅集社，他每天很早就赶到排演场，如同坐阵的将军，是从不迟到的。据龙显球回忆：“曹禺当时已是名作家，但态度寓严肃于和蔼，令人感到可亲可敬。他个子不高，身穿灰色长衫，袖口翻出雪白的衬衣，风度潇洒俊逸。排练工作紧张严肃，休息时虽谈笑风生，却无嬉戏无聊的打闹。每个人（包括导演、演员、场记、剧务）都集中思想于剧本再创造的琢磨之中。在初排步位时，全场鸦雀无声，只听到导演Ｔ．ｌｗｅ，Ｄ．ｏｎｅ，Ｗ．ｔｈｇｅｅ（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