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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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案未发生之前，澳门警方已于那年复活节接到香港警方消息，说有人将在复活节之夜在狗场内行刺一个人，但此人是谁，却未获悉。
澳警截获了这个惊人消息后，当晚曾下令全体警员候以待命，并于当晚加派警员到赛狗场守卫，严密监视场内可疑人物的活动，并保护赛狗场之主人及观众安全。但是经过三晚的森严戒备，跑狗场秩序井然，并无任何事件发生，因此，警方经过三晚戒备后，对此消息之可信度发生了怀疑。于是，每晚再赛狗时，不再下令加派警员到场工作了。
然而，距复活节整整一个月（复活节第一晚跑狗是4月8日），竟有人在狗场使用手榴弹企图暗杀何贤！这证实了香港警方传送的消息无讹，只不过，日期推后了一个月而已。
自何贤出事后第二天，有人在现场附近拾得美式手榴弹的破碎弹壳，上有英文字母，刻着美国制造的字样。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社会上传闻，说是何贤的私人情报组已经查出作案的歹徒。这歹徒是受一个国民党海外行动组收买指使，才干出这勾当的。据说这个歹徒抓起来后，还被押去见过何贤。
何贤问他“你跟我无仇无怨，为什么要害我？”
“我没办法，混不下去了，他们给了我一笔钱。”
“你只是为了钱？”何贤问。
那家伙耷拉着脑袋，等待大难临头。
可出乎意料，何贤没有骂他，更没有打他，只是说：“细佬（小弟），此事不关你的事，你也是受人指使，以后不要再染手。”
何贤说罢，从袋中掏出几千元港币递给这个歹徒，并用斩钉截铁的口吻说道：“你即刻离开澳门，到别的地方去做些小生意，以后也千万不要再做这种害人的事！”
传闻还说，何贤宽大为怀的举动，把那个歹徒感动得痛哭流涕。
何厚铧家族传35、爱国之心遭暗算
35、爱国之心遭暗算
何贤为澳门办了那么多大大小小的好事，为什么还是有人要暗算他呢？原因就是何贤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何贤除了始终不渝的爱国言行，他还曾运用自己的影响力，使澳门政府下令撤销台湾国民党当局设在澳门的领事馆。可以想见，台湾当局对何贤非常憎恨，密谋下令杀害他。正如何贤所说：“我本人确实没有敌人，但因热心办公众事，有时也会间接得罪人，几乎招来杀身之祸。”
何贤为了澳门社会和他本人的安全，在1955年组织了一个私人情报组。它的任务是专门负责搜集有关危害澳门社会治安，或危及个人人身安全的情报。这个情报小组，人少精干，干得很有成绩，并为维护澳门治安立下了不小功劳。小组负责人就是何贤的贴身保镖黄子雅。黄子雅是斗门县白蕉乡人（原属中山县人），自小在澳门读书。黄子雅文化程度较高，对中国书法颇有研究，写得一手好字，还会吟诗作对呢。高中毕业后，黄子雅到了叔父黄森那里当中队长。1949年8月，他积极支持进步的叔父黄森，在斗门率队起义，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权。
1949年10月16日，黄森起义部队和其他游击部队一起解放了斗门。当时，国民党保警师两个连持械逃走，黄子雅便乘胜勇追穷寇，带队追到南门冲口，把他们包围起来，迫使他们无退路，为解放斗门立下了赫赫战功。不久，黄森部队奉命和其他游击队一起挺进五桂山区。在五桂山区，经过整编又参加了解放中山县石岐的军事行动。但在此之后，共产党由于在极左路线的干扰下，对黄森部队没有处理好，亦没有公正合理地对待他们，以致黄森请长假到了澳门。再不久，黄子雅也到了澳门，被何贤聘请做护卫。
黄子雅为人有正义感，生活作风正派，遇事又机智勇敢，何贤数次遇险都得以化险为夷，黄子雅因此得到何贤的信赖和重用。何贤视子雅为亲兄弟，两人感情之深厚，自不用说。何贤与国民党特务的较量中，可说遇到过四次风险，小磨小难则远不止四次。50年代初期，何贤的私人情报组获悉，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派了一姓颜的特务到香港。这个姓颜的特务是个胖子，他受命策划枪杀何贤的阴谋。何贤情报组为了粉碎敌人的阴谋，进行了反跟踪活动，并拍下颜某的尊容做好了防范。因此，国民党特务两次要杀害何贤，都没能得逞。
有一次，何贤应邀参加香港友人儿子的婚宴，地点在九龙的龙琼酒楼。散席后，何贤夫妇打算搭夜船返回澳门，然而当何贤他们坐的小汽车快到达港澳码头时，黄子雅突然发现码头附近有可疑人物在活动……仔细看清楚，不错，那可疑人正是颜某。黄子雅立即告诉何贤，并一再嘱咐何贤切勿慌张，镇定对待。这时小汽车继续向前驶去……黄子雅一面拔出手枪，一面密切监视着肥佬颜的行动。糟糕！肥佬颜已越来越接近小车！黄子雅迅即指挥急停车。车子骤停。
黄子雅急令一名护卫员，扶着何夫人下车搭船，以扰乱敌特视线。肥佬颜见何贤的小汽车骤然停下，也害怕被人发觉，便急忙闪身躲在骑楼柱后。肥佬颜偷偷监视这边的动静，见何夫人已下车，只待那在劫难逃的何贤一下车，便立刻毫不迟疑，“动手干掉他”。
但是敌人的美梦做得太早了，机警的黄子雅，当即自作主张，不让何贤下车，而是指挥司机迅速掉头，开足马力，飞驰而去……肥佬颜黑暗中急得跺脚骂娘。这件事可算何贤一次惊险的杀身之祸，因有黄子雅的保护，巧妙避开了。
还有一次，何贤仍在香港，又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暗算。那时候，香港海底隧道还没通车，何贤的小汽车正停在码头，排队等候过渡。突然，黄子雅心头暗自一惊———
他锐利的眼睛从排在何贤小车前面的一部货车中，“搜”出掩藏着的一支枪管！黄子雅清楚地看到了那掩藏在货车中的枪管，正向何贤乘坐的小车缓缓地移动……
何厚铧家族传36、化险为夷肺腑言
36、化险为夷肺腑言
何贤当时正用打火机点燃含在嘴中的香烟，毫无察觉。黄子雅见情况如此危急，当即用手推倒何贤，让他躺倒车中，以自己的身体作掩护，并赶忙命司机掉头，将小汽车飞快开走。
国民党特务还是白忙活了一阵“小动作”，根本来不及放枪，只能眼睁睁看着何贤乘坐的小车，又一次逃离了险境。
事后调查证实，这两起蓄意谋杀事件的罪魁祸首，均为国民党特务颜某。为了惩罚凶手，黄子雅怒气冲天地嚷着要“干掉”颜某人。
何贤却道：“我本人确实没有做过对不起人的事，那又何苦把他干掉呢！”
结果，还是没让黄子雅主动下手，干掉顽敌。由此可知，何贤的长处，有时恰是他的短处；他心太软，也太容易相信敌人的“良心”；他以为问心无愧，便尽所能以善待人。
忆述当年，黄子雅对人慨言：“老实讲，在那个时候，贤哥在港澳对付一个于己不利的人，不管用明用暗的手腕，都是唾手可得的事，但贤哥不许自己人干这种事，可见其为人之光明磊落！”
然而，现实斗争的严峻局势和社会背景，就是残酷较量着的“看不见的战线”。
何贤认为自己没有敌人，对特务的行凶，一再忍让，一再宽容善待，一再清高不予理会。然而敌人并不就此放过他，且更加穷凶极恶、变本加厉地继续对他进行骚扰、恫吓和杀害……
1966年逸园那场爆炸大案，就是何贤险遭的第三次生命危难。
这一次也巧，黄子雅刚好不在何贤身边，替他去收中彩款了，但是想一想，即使黄保镖紧贴何贤身边，灾难就可幸免吗？可也不一定，因为敌人投的是手榴弹，一旦黄子雅及时发现，何贤躲避不及，也会伤着的。
难怪何贤这第三次遇险，是真真尝到了苦头，却也真真警醒了。所以他在马万祺等老朋友面前才会慨然落泪，才会又愤又痛，才会态度更加鲜明，不怕敌人的威胁恫吓，亮出与国家与民众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言……
何贤以大义压过大善，他终于在此次引起重大社会影响的政治暗杀事件中，表达了对敌人阴谋活动的抨击与痛斥。
如果说，逸园爆炸那回是何贤遇到的第三次杀身之祸，那么第四次则是在宴会桌上。
有一回，何贤在酒楼设宴八十多席，请澳督品春茗。
席中，侍卫突然接到电话，说有人企图在席间搞破坏，并要趁此取何贤的命。为了不影响宴会的气氛，黄子雅没有告诉何贤，只是布置好护卫，自己站在何贤身侧。
阴谋破坏宴会的歹徒，见接到恫吓的宴会主客都镇定异常，跟没事人似的，反而心底发虚，不敢动手。
还有一次，也是何贤正在参加一个宴会。突然，何贤本人接到一个同乡会的电话，说台湾派了两个杀手，打扮成古董商人，以上门给何贤送画为借口，乘机下手杀害。
何贤听完电话后，表现十分镇定。回到宴会席上，他不露声色地暗中吩咐黄子雅派人去调查线索，弄清那两人的行踪。
结果情报组把两个冒名顶替住在酒店的特务，严密监视起来，逼使他们不敢动手，实在无奈才溜回了台湾……
澳门报刊经常报道何贤的言行举措，也因为何贤做的许多事情都与社会热点密不可分。
而60年代的报刊，也都敏感地觉出何贤的处境有危险，日子过得并不太平。特别是狗场爆炸案发生后，更有不少报刊报道说：“有消息称：最近何贤的随从人员警戒较严，且经常携带一个公事皮包，据说皮包内装有手提轻机枪。对于这件事的传说颇堪寻味。”
因为那虽是何贤平生历经的几次杀身之祸，都可以说是他的爱国之举或正义言行所带来的惊险及生命的“代价”。
何厚铧家族传37、首赴北京热泪淌
37、首赴北京热泪淌
对于家乡，何贤是很难忘怀的，或许是何澄溪老先生带出的家风吧，他愈在外发达富裕，愈怀念家乡。何贤缅怀昔日的家园，却难以认同眼前的一切———家乡太落后了。他想着如何帮助故乡改变落后面貌，以尽自己的孝心……
抗战胜利初期，何贤和家人回乡去看过，他看到岳溪小学课室太少，孩子们上课挤在一起，何贤便和爸爸、哥哥捐建了两间课室；看见贲南中学的校舍不够宽敞，何贤即刻又捐了5万元给他们扩建校舍，还到香港买了一套《二十四史》赠给学校；看见从大龙到岳溪的道路坑坑洼洼，很难走，何贤便拿了2万港元给乡人修筑公路……
新中国成立后，何贤很快在澳门脱颖而出，他力排众议，主动靠拢新中国，并通过柯麟的关系，很快便和新中国中央领导人有了交往。家乡的人们，解放后忙的不是搞建设、搞生产，发家致富奔小康———和全中国所有的人们一样，当时忙于搞阶级斗争，清匪反霸，退租退押，分田分地，还得呈报等级成份。最不幸的是岳溪这个穷乡，竟找不出一户地主，要说生活最好最富有的就数何贤家了。于是“矮子里面拔将军”，土改一开始，乡里就把他家定为“工商业兼地主”，没收了何贤家的田地，没收了果园，最后连祖屋也没收了……
如此一来，何贤家族就被列为乡里的专政对象，被视为敌人。经历过这等遭遇，换了许多人都想不通，难免会产生对立情绪甚至仇恨心理，不是吗？何贤到底是不一般，他没有想得太复杂，只是认为农民的生活确实太苦了，耕者没田也确实不合理，分田分地很应该。所以土改开始不久，何贤就写信回石楼区公所和岳溪乡农会，表示拥护人民政府的决定。
那时，有地主的乡村，农民们都分到了退租退押的“经济果实”。而岳溪乡没地主，无租可退，无果实可分，村里土改工作组为了提高贫农的斗争积极性，同农会商量致信何贤，要何家退租。
何贤接到信后即刻汇回相当于10万斤谷子的巨款，分给乡里农民。土改结束后，何贤知道复查时乡里已将他家的成份改正为“华侨工商业”，不是“地主”，不算成敌对阶级了，他更心怀释然，毫无芥蒂。有人告诉他，说一个从前受过何贤周济的农民，土改时竟跳出来怂恿贫农到何氏家院抄家搬浮财……言下之意，是说这人忘恩负义，叫何贤往后千万不要再理睬他。
何贤听了却哈哈大笑，对告状的人说：“我知我知，随他怎样好了。在那种情势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什么奇怪呢？还计较这些做什么，都是乡里人。”
的确，何贤根本不计较土改时乡人的所作所为。待风暴过后，他一样热爱家乡，关心桑梓。1955年冬天，何贤在澳门应政府之邀回内地观光。那该是12月23日，何贤欣喜骄傲地离开澳门，途经广州赶赴北京……
在北京，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都接见了他。在一次宴会上，何贤被安排和毛泽东主席以及归国不久的科学家钱学森同桌。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十分关心港澳同胞，并亲切地鼓励他多回内地参观，多了解一些国内的情况。
何贤和其他共和国的宾客们，在北京愉快地度过1956年元旦之后，又被安排去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参观，这次行程长达一个多月。这是何贤第一次赴首都北京，第一次见到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也是他第一次受到最高规格和最热情的接待。并且，何贤还是第一次接触到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他高兴得如同徜徉母亲怀抱中的“孩子”……
在1956年3月11日由澳门中华总商会、澳门工联、镜湖慈善会和同善堂等四社团举行的大会上，何贤向澳门同胞们报告了他回国观光的全部经过。
何贤盛赞祖国进步很快，告诉人们到处都是日新月异、快马加鞭的新景象，到处是一派生气勃勃的繁荣景象。
何贤希望港澳同胞也关心祖国的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