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厚铧家族传 作者:佚名-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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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聪明机敏的何贤稳扎稳打，把握时机，或“睇好”，或“睇淡”，或入或放，决不盲从，且常常有独到的见解，为炒家充当高参，出谋策划，结果大获其利。因此何贤得到许多炒家的赏识和信赖，他很快就在这金融圈里出了名，且名声越来越大。

　　何贤有三条“秘诀”：一是深入了解金融行情，观察时局变幻；二是善于动脑子，区分真假行情，分析金融价格涨落的可能性，从而做出正确的决策；三是勤跑腿儿，勤于联络同行，在各个茶楼的“炒友”中来往穿梭，尽快把信息告知炒家们，并为他们出谋献策，使尽全身解数，颇有肝胆相照的坦诚。

　　做黄金买卖的人，最易结交当时的军政要人，绿林好汉，所以，何贤的朋友可谓遍及广州了，这些朋友，有些甚至可成为生死之交。何贤结交了最为知己的两位朋友，他们就是何善衡与马子登。他们三人都年纪轻轻，爱好相同，且都从事同一职业，可谓志同道合。何贤叫“鸿记”，何善衡叫“双记”，马子登就叫“科记”。其实所谓“记”，不过都是独自一个“光杆儿司令”而已。后来，何善衡提议：“我们不如大家拍档，搞间银号！”银号，实则是私营银行。

　　1929年，三位年轻人将各自的本钱凑到一块，集资一万元，在广州的上九路开办了一间汇隆银号，以此为阵地，在金融界中大展身手。



　　






何厚铧家族传8、商海觅得生死交






8、商海觅得生死交

　　股东以何善衡为主，何贤被推为银号的经理。那一年他正值19岁的“黄金时代”。自那以后，三位年轻人同舟共济，成了生死之交的好友，直至后来这三位都成了金融巨子，腰缠万贯，而何贤更是一颗闪烁光芒的新星。

　　合股经营银号，可以说使何贤崭露头角，充分表现了他做生意的天赋。何贤不像现在的华尔街金融巨子们，读过哈佛大学的货币银行学、证券投资学之类，一套套理论武装着头脑。何贤靠的是直觉和经验，十三行附近的几家茶楼，都是银号老板和经纪人聚会的场所。有时，年纪大的老板们还会向年轻人摆摆龙门阵，讲述自己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或败走麦城的传奇……

　　每逢这些时候，何贤从不马虎，他总是认真听、用心记。茶楼成了他学做金融生意的课堂。

　　1936年的一天清早，何贤照例来到茶楼，刚坐下品茶听着别人闲聊，忽听说最近有人搜集“兑换券”，说这种纸币行情看涨。何贤听了，心里“咯噔”一动。那兑换券是国民革命军东征，从福建返回广东后，孙中山命令当时广东省银行行长程天斗发行的。当时，广东银行发行的兑换券是现兑的。也就是说，兑换券不是由“广银”预先贮备准备金而发行，而是由老百姓拿银元到银行现兑现发，兑换多少发行多少。实际上，这种纸币的准备金为百分之百，由于它较银元方便携带和使用，发行后商民乐于使用。后来，这种纸币因为陈炯明叛变而停止兑换，因而当时人称该银纸又为“陈炯明银纸”。

　　1924年，孙中山曾命当时的省长廖仲凯组织纸币委员会，宣布维持兑换券之使用，并回笼一部分。但不久刘震寰、杨希闵叛变，使孙中山维持这种兑换券的计划又落空了。1936年，人们甚至已用这种纸币生火，小孩子当花纸玩了。现在，却是这样一种形同废纸的纸币，还有人收购，且价值反倒一个劲儿看涨！“里面一定有蹊跷”，何贤一边听别人闲谈，一边琢磨。

　　他没有发表宏论。早茶饮毕，一个计划已在脑中构思成形。这一天，他没像往日那样直奔西荣巷，而是找人了解收购兑换券的内幕。果不其然，这次炒风是由一些贪官污吏刮起的。何贤当即请人以三十元买一万元兑换券的低价，买进了几十万元兑换券。几天后，由于贪官污吏及广州商会一些人的推波助澜，兑换券行情猛涨，涨至一万元卖一千多元！接着，香港工商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记者专访，称广州商会向市政府申请维持两种停兑的纸币（其中一种就是兑换券）。这个报道给人一种假象，似乎政府真的要采取措施维持这种纸币。于是，香港也刮起了兑换券的炒风，不少人还用长途电话在广州、澳门两地联系收购这种纸币。何贤就抓住这次机会，把手上的兑换券抛出去，挣了一大笔钱。

　　可笑的是，制造这次炒风的人，竟为自己设的圈套所迷惑，抓住这种纸币不肯放手。

　　不久，日本人在北海闹事，局势急剧恶化，不难想见，“兑换券”市价猛跌，那些贪得无厌的家伙们偷鸡不成，连老本都蚀尽了。

　　何贤晚年一再感慨地说，他做生意“量力而行，见好就收”，从不贪多，能赚就行。当年的广州城，拥资一二万元的钱庄，就有八十多间，争斗十分激烈。可由于“汇隆”的两何一马善于经营，因此他们的银号业务一帆风顺地进展着。1939年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马子登三人到了香港，继续从事金融买卖活动。后来他们又转到澳门，逐步成了金融界的名人。

　　马子登病逝后，何贤和何善衡合作经营大丰银行，直至80年代。何贤逝世时，何善衡作为他的生死至交，与柯正平、许家屯、王光英、马万祺、汤秉达、郑巩、薛寿生一道，为何贤扶柩，可见他俩的感情之笃厚……

　　都道“商人重利轻别离”———可这两何，虽然是大商人，却用一生的岁月，“经营”着一份大情谊；他们的大生意亏过，可大情谊，却始终满盈无损，终生受益……



　　






何厚铧家族传9、躲避战火到澳门






9、躲避战火到澳门

　　1937年，卢沟桥枪声骤响，惊醒了国人———“七七”事变爆发了！大片国土均已沦陷，广州，是保不住了。广州沦陷前夕，何贤、何善衡和马子登三人曾到过香港，却见那里国际性垄断集团居多，经济不景气，一样是危机四伏。要在那里重新起步拓展一番天地，可不是仅凭冒险的勇气就能实现的。当然，还有一个地方，可以留作“后路”，那就是澳门……

　　可爱的广州，1938年10月沦陷了。无奈，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频繁轰炸声中，何贤只得离开这座都市。在西荣巷，他的生意做得挺顺手，所以早两年虽然好友何善衡、马子登还有兄长何添等相继转到香港，约他同去发展，他都迟迟没有答应。但现在，西荣巷银业公会内的交易所，已没有多少生意可做，人迹稀稀，一派荒凉景象。每天走在十三行街市上，见到的都是各家银号搬家的狼狈景象，到处人心惶惶。附近的茶楼，也没有了银号老板、经纪人在那里高谈阔论金融行情……

　　何贤像孤独的家鸽，终于一咬牙一跺脚，决定走了。临走前，何贤回到十二甫长兴里的旧居看了看，那间他度过童年的大屋，门窗紧闭，一把大锁封住了一切……

　　父亲已回了乡下。前天，何贤将父亲留下看家的使女阿梅也打发回番禺去了，何贤是何家最后一个离开广州的……

　　到了香港，才发现香港也不是安乐窝。何善衡等力邀何贤加盟到“恒生”来，但何贤不想吃现成的羹，他要自己走出一盘属于自己的棋局。恰好香港也有一条“西荣巷”，这就是沙街，那里的货币和证券交易也十分活跃。于是，何贤重操旧业，继续做货币买卖。那时香港与内地联系密切，人们之间往来也很方便，因此，内地的桂纸、中央停兑钞票，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公债等，在香港的买卖量都很大。至于港币，在广州金融市场是交易量最大的货币。何贤轻车熟路，生意不错。可他始终觉得自己还是根底浅薄，做金融炒买炒卖危险性大，说到底，香港也不是个久留之地。

　　果不出所料，香港好，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941年冬，香港也沦陷了。何贤被迫再度搬迁，到澳门———他事前早有铺垫的那块土地，站稳了自己的脚跟。

　　1941年12月的一天，何贤一家随着大批难民，登上旧港澳码头，抵达澳门。难民们一登岸，立刻四散开去找寻栖身之处，何贤因预先租了屋，并不急于赶路。他已不是第一次来澳门，在广州、香港做生意，澳门也是他常来的地方，但他从未想过，自己有朝一日竟会在这里安家。环顾四周，何贤不禁怅然若失……此时的澳门，偏处一隅，地小人少，原地的居民多半以一些手工制造业来维持生计，制神香火柴、搓炮、晒凉果、腌咸鱼，到处是杂食小店……这些逾百年历史的古老行当和手工制造业，哺育了这个小小“边城”的人们，是否太落寞了些？何贤心存疑惑，这里毕竟不如广州、香港等繁华都市，能为自己提供一个在生意上施展身手的大舞台吗？

　　何贤此时还没有“天眼”大开的预见，他几乎没有办法设想将来，他更没有想到自己的一生，自己的事业竟从现在起，便和澳门联系在一起……

　　作为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处在宗教国的特殊地位，竟成为整个东亚惟一未被战火波及的地方，成了许多离乡背井的人们战时的“天堂”。据葡文史记载，当战争迫在眉睫之际，旅港的葡侨率先带头出走，三百一十一名男人、四百七十二位女士和四百二十名小孩携带简单的行李迁徙到澳门，他们算是第一批从香港逃难来澳的人，时间是战争爆发前四个月。第二批则是在香港沦陷之后，一千四百名葡侨分两批，先后在翌年1月6日及7日由日本船载送到澳门，而本地政府则负责支付九千元作为租这两程船的费用。另一方面，数以万计的香港华人亦蜂拥而至，他们通过各种方法来到这块战争中的福地———澳门。

　　何贤的足踪，应当就夹杂在这一群人之中。



　　






何厚铧家族传10、大丰银号任司理






10、大丰银号任司理

　　当时，何贤决意迁徙，是看到了澳门的独特之处。全世界最负盛名的三大赌城，美国占去了其中两座：东岸的大西洋城和西岸的拉斯维加斯。还有另一座，就是中国珠江口岸的边城半岛“东方赌国”澳门。

　　在这块土地上，连空气都弥漫着惊险刺激的味道，没有刀光剑影，却比见血见肉的厮杀更为撼动人心，醒人耳目。因而何贤知道，许多人向往澳门，往往是冲着一个字去的，那就是“赌”。何贤的人生信条不是赌，更确切地说，是搏，是拼，是创，是闯。

　　他汲取了赌业的“营养”，那和他的志趣无疑是相投的，即创业就要勇于冒险，承受面对事业给自己带来的惊心动魄的考验，并通过自己的才能和意志去迎接这种挑战……

　　乱世出英雄。在那样一个年月里，澳门出了“一代赌圣”傅老榕，而赌王叶汉受聘于傅老榕，担任新开业的“泰兴娱乐总公司”骰宝部主任，拿着700元的月薪，满怀感激，踌躇满志。后来的赌王何鸿

　　，当时则与何贤境况差不多，也是刚到陌生的澳门，开始新的生活。

　　何鸿

　　进入到“联昌公司”工作。“联昌公司”是当时澳门最大的公司之一，中国、葡萄牙、日本各占三分之一股权。在公司里代表葡国政府的，是澳门经济局的罗保博士；日本方面就是力邀何鸿

　　加入公司的日本商人斋藤先生；而中方负责人，就是当今香港政界女强人、立法局议员、自由党负责人之一的周梁淑怡的父亲梁基浩先生。

　　战争打乱了正常的市场供应秩序，造成大量商品紧缺，物价上涨。有经济眼光的集团和个人，就趁此良机攫取高额利润，发战争财。“联昌公司”经营的就是这种“二战”时期的特殊生意，它的主要业务，就是以货易货，用机器零件及船只交换各种粮油，以供应澳门拥塞的近三十万居民。

　　那时中港澳之间的海面上，日本海军和海盗横行，杀人劫财事件时有发生，有不少生意人就死在日本军人和海盗的乱枪乱刀之下。

　　何贤呢？他应该从哪里起步？

　　他正以自己锐利的眼光在观察，以自己独特的思维在分析、斟酌……他亲眼目睹了百姓生活的拮据和物资匮乏的无奈，也更强烈地感受到另一种反常的现象，就是有不少的人在夜夜笙歌、醉生梦死，他们经常彻夜欢腾，歌舞达旦，与困苦中的人们形成强烈对比。

　　一切都仿佛看到了，又好似没看到。因何贤所关注的，自然是他的“老本行”。说实在的，没有哪种现象，比得上澳门金融业的盛极一时，更能给何贤增添信心和勇气。

　　看着数不清的华资银行，争相林立于新马路、营地大街和十月初五街一带，很令何贤心如潮涌，干劲倍增，连揣在衣兜里的手心儿，也渗出了热汗……毕竟是12月的冬日，濠江水也是冷的。

　　他恍觉这里就是当年广州的十三行西荣巷，可很快又发觉不是，完全不是。

　　这儿，分明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战火中的孤岛天堂。

　　是命运，把他神不知鬼不觉又仿佛顺理成章地推到这里来的。如果他是条鱼，循着希冀游到此地，不是已找到了激活他生存命脉的水源了么？

　　倘若他没能来到这里，或许日后，澳门的许多页历史要重新改写……

　　而此时此刻，何贤正伫立在彼情彼景的澳门历史岁月中，一门心思施展身手，热切盼望着“从头再来”。

　　何贤来澳门的第二年，认识了马万祺———时下担任着澳门中华总商会会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前草委主委等商政要职的马万祺。当时，马万祺与傅老榕合股经营大丰银号，是澳门仅有的几家老字号银号之一，颇具金融规模，由傅老榕任董事长，马万祺任总经理。

　　可惜不幸，正当马万祺策马横枪驰骋商场的时候，却患上了肺病。于是，他必须要尽快找到一个得力助手，在他卧病的时候能够部分代替他工作。马万祺十分欣赏何贤从事货币和有价证券买卖的天赋才干，认识了何贤后，便毫不犹疑地推荐他到大丰银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