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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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之间，也曾有过类似日中的历史。从1984年访日的全斗焕，到之后的卢泰愚、金泳三等韩国领导人，虽然每次访日言必称要构筑“面向未来的新韩日关系”，但韩国仇日情绪日重，而“谢罪谢到何时”的“厌韩”情绪也日益在日本国内蔓延。这一困扰日韩两国的历史纠葛终于在金大中执政期间得以冰释。从其后的日韩“世界杯”、韩国对日本大众文化的解禁及日本的“韩剧热”等现象就可窥知一二。回过头来，如果1972年日中两国之间基于（日本）道歉对过去的清算能够实现的话，这个历史悬案也许就不至于拖到21世纪了。
结果，中国对日本，抱有“对韩国以书面谢罪，对我们却没有”的不满；日方对中国，则怀着“手里攥着历史牌，始终把日本当罪人，直到其经济、政治价值丧失殆尽”的不信任感，双方越走越远。
日本对“谢罪”的解读
笔者无意否认，日中历史问题的主要责任在日本。但如果就问题处理的方式而言，不能不说中方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正是双方在履行各自责任时应对上的问题，导致了今天有目共睹的艰难状况。
只需对日中关系的现状作一番考察便不难看出，让日本按照中方所希望的形式来道歉，无疑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无论道歉，还是道谢，都应考虑三个要素：主体、对象和理由，即由谁对谁因为什么道歉。
第一，道歉的主体。目前，直接参加或曾经支持侵略战争的日本人，即使未入“鬼籍”，也已80岁开外。据日本今年7月的统计，80岁以上的男性人数为188万，占总人口的1。4％。这意味着，98％以上的日本人既没有参加过战争，也没有战争体验。中国方面历来强调关于日本侵略的教育，但对日本如何从战后废墟上高举和平宪法崛起，对于那些众多致力于日中友好人士的感人事迹，进而对于大多数日本国民希冀和平，决心不再为领土扩张而使用武力等等，恐怕鲜有充分介绍。
其次，道歉的对象。随着时间流逝，尽管直接蒙受日军伤害的人数在逐年减少，但事实上，依然不乏受到伤害后身心创痛终难平复的受害者。对于他们，确实应按照两国间此前的条约框架，以官方和民间援助的历史为基础，探索一条适当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但无论如何，“亚洲杯”期间“爱国人士”的行动绝不等同于战争受害者的诉求。
日中恢复邦交30余年，两国间人际往来频乃。30年前的中国对于日本来说，只是见诸报端和电视的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或是身穿人民服、脚踏自行车的普通人。而现在，在东京、大阪这样的大城市中，中国人已经无处不在，既有大学教授，也有偶然经过的、喝上一杯的职员，可谓形形色色。他们丰富了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但也有遗憾。
最后，是道歉的理由。日本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的确是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对此，日本当然应该在心中盟誓。但是，这与普通日本人也必须谢罪是不同层面的问题。所谓谢罪，是犯了罪的当事者，承认并基于道义上的责任，向当事的另一方低头，甚至下跪以请求宽恕的表现。战争的策动者、在战场上行使残虐暴力的军人已经在战后受到了膺惩。在二战结束后的审判中，许多旧日本军人被处以包括死刑在内的刑罚。据日本法务省统计，同盟各国共处决1100人，其中有200名以上是在中国被审判、处决的。作为侵略战争的当事者，受到如此制裁，在日本国民当中虽然也存异见，但审判的正当性，基本上还是获得承认的。
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会导致“一部分军国主义者”非罪化。关于这个问题，日本国内已有加藤？一等众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倡议，希望尽早建立取代靖国神社的追悼设施。笔者以为，作为小泉首相，不仅要考虑来自中、韩的声音，对于渴望亚洲安定和平的日本国内的声音，也有必要以行动作出回答。但是，这种认识依然有别于谢罪问题。
化解宿怨
中国不是“北风”，是“太阳”。倘若中国能以大国的气度和胸怀，温和而理性地同日本相处的话，相信日本人终究会被感动。相反，无论是谁，都难以接受“给我跪下谢罪”式的要求。日中两国是对等的邻国、伙伴，并非属国、朝贡国的关系。不久前，海南省一家酒店的门前，树立了一尊东条英机下跪的铜像，日本媒体也进行了报道。对此，作为日本人，笔者丝毫没有受辱之感：毕竟，对于过去的军国主义者无论怎样，与我们没有关系。只是，现代社会的日本人不会，也没有必要采取那种态度。
笔者在前文中曾经阐述过，作为战后出生的世代，我们有必要在心中发誓：一定要把过去的历史当作深刻的教训，绝不让历史的过失重演。但是，对于超乎这之上的、更进一步的表态则爱莫能助（一些自己希望有进一步表示的战争受害者另当别论）。这既是战败后经历了59年和平发展的日本国民感情之所在，也是为两国关系的现状所决定了的。
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克制、克服由相互不信任、互厌所引发的恶性循环。解决的关键，是将目前这种对对方的态度来一个180度的“脑筋急转弯”：你讨厌我，我也讨厌你；你若喜欢我的话，我也会变得喜欢你。即是说，相互承认对方作为东亚重要国家的对等身份，尽可能地尊重对方，并与其合作。
说起来简单，对民族感情的拂拭绝非易事。但是，如果从现在起，两国不去挑战这项难题，谋求解决问题的方案，在领土、能源和台海问题等危险要素尚未消失的情况下，倘因所谓“民族感情”，矛盾进一步加剧、激化的话，20世纪所犯下的错误就难免会有重演的危险。抛却憎恶和不信任，在更大的程度上接近基于相互信赖和尊重的日中关系，是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无论前面有什么，也不能回避这个考验。只有通过这种努力，双方的情感才有可能进一步靠近，化解过去历史障碍的政治、历史智慧才有可能眷顾我们。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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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情感与现代理性
南方周末 2004…10…28 14：58：10
□吴小龙
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
关于“Sina”是否就是“支那”，“新浪”是否应该改名，最近在网上有不少争论。有的学者做了考证与说明，指出了“支那”这个字眼最早恰恰是中国人自己的创造，是中国古代的高僧在翻译梵文佛经时，按照音译把cina翻译成“支那”，（至今许多汉文佛经中还是用“支那”这个词称呼中国的）而后这个词又随佛经传入日本。实际上，在清末民初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人对于“支那”中国字眼是一直在大大方方地使用着的。如梁启超以“支那少年”自称，翻开他的《饮冰室合集》和清末许多维新派、革命派的言论，很容易看到许多关于“支那”未来的豪言壮语和美好期待。甚至就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的越战期间，我们的报纸上也几乎每天可以看到关于“印度支那”问题的消息和报道，说明当时人们在面对“支那”这个字眼的时候，也还是体现着一种从容和大气。
但是，由于这个字眼与近现代史上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伤害和侮辱的惨痛记忆相关，中国人拒绝这个字眼也是情理之中的。我们国家拒绝在一切正式文件中使用“支那”这个字眼正是这种情感和态度的一种表达。但在西方文字中，Sino这个字眼却与此不同。比如，现在我们还在用“Sino－American relationship”这样的字眼来表示“美中关系”，在世界上的汉学研究中，“Sinology”也一直和“China－Studies”在同时使用着。因此，“Sino”或者“Sina”这样的英文字母本身，在中国人心里本来是不引起什么恶感的。
至于“Sina”这个网站的名称，在国内实际上一直是作为“新浪”而被用户广泛接受的，本来没有什么人把它与“支那”联系起来。现在既然有人提了出来，而且已经在网上引起了轩然大波，那么问题总是应该解决的好。在我看来，这个问题应该分两方面来解决：一是新浪网是否有日资背景，Sina的命名是否因此是一种带污辱性的有意行为，这可以，而且也应该由新浪网自己来对网民作一个解释和澄清。这是比较容易的一个方面。
另外的一方面，就不单是一个网站的名称的问题了。这就涉及怎么看待日本的问题。这问题也有种种不同看法。从整个历史上来看，中日两国间的友好是主流，两国间愿意友好交往的也占绝大多数，但是历史上破坏两国关系的事件虽然不多，却很要命，并且特别令人刻骨铭心———远有倭寇，近有甲午战争和抗战。中国人从挨打、受侵略的惨痛经历中得出结论：国家要强大才能不受欺负，正是理所当然。而在这一点上，我们每个人更应当自问的是，我们是花在为此发出怒吼上的时间、精力多，还是花在为此踏踏实实地做些事上的时间和精力多。
我们或许还可以从反观历史中寻找启示。在两国关系史上，我们不但要看到人民友好的主流，还要看到一些意味深长却为今人所忘却的事实。例如，甲午战争后，在战败的中国人中间掀起了向日本这个过去的学生和眼下的敌手学习的热潮。日方也有很多人以唇齿相依、感恩图报之心努力帮助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以至于两国关系史上出现了被西方史学家看成为“黄金十年”的友好时期。这段历史，现在很少为国人所知。还有，二战结束后，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对日本战俘和侨民表现出谅解态度，甚至于收养抚育了很多日本孤儿，至今成为一段美谈。为何当年作为战败国的中国能够有平心敛气、卧薪尝胆的精神，作为战胜国的中国能有既往不咎的宽大胸怀？为何在战争硝烟还未散尽之际，在国土饱受蹂躏、百孔千疮的时候，我们对战败者表现出了悲悯和宽厚？而在战后60年，两国间的和平友好条约已签订30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中日友好的主流持续高涨，为何被现在的“政冷经热”所取代？
毫无疑问，日本官方对侵略历史缺乏深刻反省，政要公然参拜靖国神社，修改教科书，否认南京大屠杀等等，无疑要对中日关系的现状负上主要责任———对日本右倾化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是，充斥网络的一些非理性言论是否在“为渊驱鱼、为林驱雀”，为日本右翼势力帮了大忙？在对战争罪行的反省方面，日本与德国比起来，显然相差得很远。但是我们能否换种思路：如果中国能强大到足以震慑对手，如果我们能够形成一种新的国际关系格局，使其无法走上对我们产生威胁的道路，那么我们何必在乎他心里怎么想，反省程度如何？我们把心气用在使自己更加强大上面，不是比费劲要求别国“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进行痛切的道德反省更为有效吗？
惟一的问题是，要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得付出比怒吼更艰难得多的努力：发展经济、整顿吏治、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加强民族自信，使国力增强、国威远布……我们的网民能否把爱国激情放在这里，而不要把宝贵的激情轻易宣泄，不要在面对自己周遭无法解决的问题而痛心疾首、无可奈何之际，把大洋彼岸的一个或几个妖魔作为怒吼和宣泄的对象？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民族情感和爱国热情，同时也需要保持现代理性。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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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的张爱玲
南方周末 2004…10…28 15：49：41
刘若英在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多媒体音乐话剧《半生缘》中担任主演，不久，观众还会在电视剧《她从海上来——张爱玲传》中看到她扮演的张爱玲
□本报驻沪记者 王寅 实习生 王小乔
张爱玲的小说素有“纸上电影”之称，流畅的对话、故事曲折、近乎舞台和电影手法的叙述，被公认为是适合改编成影视剧的文学作品。张爱玲小说除了被多次改编成电影、电视剧之外，在60年的时间里，还不断被搬上舞台。
有意思的是，张著的第一出话剧改编出自张爱玲本人之手。
1944年，24岁的张爱玲自任话剧《倾城之恋》编剧，将小说原作改编成话剧。1944年12月16日，话剧《倾城之恋》由周剑云主持的大中剧艺公司首演于上海新光大戏院，导演为当年上海四大导演之一的朱端钧，罗兰饰流苏，舒适饰范柳原，其他演员有韦伟、端木兰心、陈又新等。《倾城之恋》连演80场，场场爆满。张学专家陈子善教授认为，票价虽然已经不可考，但不会太高，不然不会连演好多场，抗战后期，老百姓的生活并不是太好。
可惜的是，《倾城之恋》的话剧剧本已经遗失，只剩下当年报纸上的广告和观剧的评论可以让我们略窥一斑当年的演出盛景。
当年剧评中透露的点滴信息表明，张爱玲小说中特有的冷眼旁观的笔法在话剧中也得到了体现———“开场即有幽咽低哑的、不断的胡琴声音。旁人在忙着打牌，流苏却一个人阴黯黯地在扎鞋底子。”
“淡”和“清冷”，在舞台剧中也不例外，“原著中的场面，都是非常幽静的；搬上舞台的场面，仍然是如此。”张爱玲通过对《倾城之恋》的改编在舞台剧中实现了她美学理想和所期望的效果，“《倾城之恋》没有高潮”、“是一出并不搬弄‘噱头’的戏”。
在话剧《倾城之恋》上演近半个世纪之后，张爱玲的小说再次搬上舞台。1994年夏，张爱玲逝世前一年，根据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