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__下-第4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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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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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群体利益Vs大公共安全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0：44
□本报记者 王小飞
实验室来了，我可能该搬走了
广东疾控中心建设出现的波折，实际上反映了小群体利益与大公共安全之间的博弈，这两者的冲突，不论是古今还是中外，都频有发生，是一种正常现象。
2003年9月22日，《洛杉矶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有些人争论说：生物实验室可能危害戴维斯市》的报道。报道说，四周遍布农田的戴维斯市是个过日子的好地方。但是，居民们担心，如果该城成为联邦政府投资建设的高危传染病实验室所在地的话，这一切可能会发生变化。拟议中的耗资2亿美元的国家生物实验室，将被用来研究传染病，包括瘟疫、炭疽、口蹄疫和西尼罗河病毒等病原体。
在部分居民眼里，国家生物实验室还是恐怖袭击的一个潜在目标。过去数月来，这座拥有6。2万人的小城的居民通过请愿、抗议和起诉市政当局等方式，试图阻止生物实验室的建造。
报道引用38岁的特雷西·卡普兰女士的话说：“我总觉得，实验室的建造会给我们的小镇盖上一个棺材罩子。”
戴维斯市的前任市长茱莉·帕坦斯基已在当地生活了35年，她说，实验室来了，她可能就该搬走了。“我确实不喜欢与一个最高安全级别的实验室，还有24小时的保安这些东西生活在一起。”
《洛杉矶时报》报道的情况，只是美国总统布什为防范生化恐怖宣布实施“生物盾计划（Project Bioshield）”之后，全美一些地方出现的居民反对建造生物实验室的例子之一。
“生物盾计划”预计耗资60亿美元，提出要建造3个P4实验室，用以储藏和研究最致命病毒，使美国在遭受生物武器攻击时，能迅速获取安全而有效的疫苗、药物和治疗手段。
一年半的辩论和修改，布什总统的这项备受争议的计划获得国会批准，但美国媒体说，一些居民对生物实验室的疑惧并没有消除。
美国的生物专家们认为，P4实验室应该是很安全的。参与上述实验室设计的吉姆·奥热霍夫斯基在接受《洛杉矶时报》采访时说：“我们将尽可能做到绝对安全，达到航天飞机的水准。”
但《洛杉矶时报》接着说，值得注意的是，过去17年来，美国航天飞机已经发生过两起灾难性事故。
事实上，国际社会对生物技术的益处和危害也相当关注。联合国《21世纪议程》明确指出：“只有在适当而透明的安全程序与边界管理程序都建立起来的情况下，整个社会才能从生物技术中获得最大收益，并更好地接受生物技术潜在的益处和风险”。
审慎博弈，值得赞赏
在市场经济下，小群体与大社会的冲突将越来越多，而对其处理方式的变化，也反映出时代的文明进步。
对于广东疾控中心建设中的遭遇，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任剑涛谈了他的观点。他说，面对目前严峻的公共卫生形势，国家对尽快建立公共卫生体系产生某种急迫的心情，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一件好事。但在疾控体系的建设过程中，一定要避免急中出错，以至于后患无穷。
在广东省、广州市和深圳市疾控中心建设中，政府听取部分公众意见，从而延缓了疾控中心建设的速度，“这种审慎博弈、理性博弈的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反映了政府管理方式的进步”。
对广东省三大疾控中心的建设，他提出有几个问题需要重视。
首先是争取社会公众的理解，这是政府有效运作的基础。政府固然可以以消耗公众支持度为代价来赢得短期的行政效率，但这样的效率缺乏长期效应，也难以持久，这方面，我们有几十年的沉痛教训。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政府，尤其是“先行一步”的广东，既通过公众的推动，也通过政府的理智选择，逐步但彻底地抛弃那种限定时间、限定项目、强加给社会的政府管理方式，上级应该理解，社会也应当支持。
尤其要强调的是，决不能以牺牲局部公众利益为代价，换取政府紧急工程的快速上马，因为这种做法既伤害公众利益，又影响政府权威。如果每个局部的公众利益在政府面前都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那么所谓的整体公众利益也就荡然无存了。
此外，疾控中心信息的传播也是很重要的一环。要更好地使公众全面了解疾控中心的功能、业务范围、操作手段、实验方式、疾控举措等情况，从而对疾控中心的建设产生一种“理性的支持”态度。
如何平衡利益关系
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他认为，这广东三个疾控中心的事件都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也是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体现。事件也反映了公民维权意识、法治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的进步。
他说，过去，社会常常要求个人服从集体，小团体服从大团体。但实际上，小团体的利益被漠视，大团体的利益最终也就不存在了。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哪个人的利益是有保障的。
黄卫平教授用“公共厕所往哪儿建”为例解释说，公共厕所人人需要，但谁也不希望它建在自家门口，显然，公共厕所也不能建在人迹罕至的地方。解决这一类问题，最好的办法，是事先有一个比较好的规划，先把公厕的位置划出来。这样，受公厕影响，附近的房产就会比较便宜。在市场机制下，自愿购买厕所附近的房子的人，不会感到利益受损。
现在的问题是，房子盖好了才想起加一个厕所，那就可能造成一些人利益受损的情况。协调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给利益受损的人给予适当的补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理由要求任何人为别人的利益单方面作出牺牲。
“当然，公民对公众利益也应该多一些支持。在得到合理的补偿后，就应该认可政府事后规划的合理性了。”他说。
具体到疾控中心的建设上来，黄卫平教授认为，虽然可以做疾控中心建设的环境评价，但对这类项目的反对，心理因素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甚至可以认为，疾控中心对健康的影响，主要是心理上的。如果疾控中心不安全，那就不是建在哪里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建的问题了。
黄卫平个人觉得，适当的经济补偿可能是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因为在他看来，桃源村的居民对健康的关心，与他们对经济利益的关切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而心理因素也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加以平衡和缓解。
“欲速则不达，”黄卫平说，“现代社会利益分化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重大决策，都要十分谨慎小心。这是对政府的一个提醒。”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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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交”高潮前的回光返照？
南方周末 2004…12…09 12：11：22
瓦努阿图与台湾“建交”的悬案未定，又传出中国驻瓦大使“被打”的消息。一个南太岛国，以这种方式引起国人的关注，可谓颇具戏剧性。但这一次，不仅台湾投机瓦国可能竹篮打水，更大的危机也许还在后面。
“断交”高潮前的回光返照？
□时宏远（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拼外交”这个口号，台湾当局喊了多年。不过，拓展“邦交国”的声势却一年不如一年。瓦国总理沃霍尔的“暗送秋波”原本可以让陈水扁自得一次的，但这件事的几起几落却吊足了台湾的胃口，现在台“外交部”及其驻瓦机构人员也只能先降下临时使馆的“国旗”，“密切注视”事态进展了。
瓦努阿图———面积11880平方公里，人口18万———这个让台海两岸如此大费周章的“主角”，如果不是这一幕，相信既不会吸引台湾同胞的眼球，也难能上得了《人民日报》。在瓦努阿图之前，我们经历了太多的“出尔反尔”，这似乎早已成为台海两岸“内战”的重要内容。那么，“拼外交”多年之后，台湾战绩如何呢？
台湾“邦交国”，星星点点
虽然反复不断，但有进有出总算没有让台湾变成孤家寡人，至今维持着26个“邦交国”。其中拉丁美洲13个，非洲7个，大洋州5个，欧洲1个，亚洲没有。
综观台湾目前的“邦交国”，有两个特征极为明显：国土面积有限，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在所有26个“邦交国”中，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公里的国家有8个，最大的是位于非洲的乍得128。4万平方公里；面积不到1000平方公里的国家也有8个，最小的梵蒂冈仅0。44平方公里，人口1400人，常住人口不足900人。
台湾“邦交国”大多分布在赤道以南，世界关注相对较少的区域。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些区域远离世界政治、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内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程度低，受国土、自然资源的限制，工业基础薄弱，基本上依靠出口原材料或海产品换取日用工业品。这些国家最突出的特点是“贫穷”。从近几年的年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伯里兹约7亿美元，格林纳达3。61亿美元，冈比亚3。73亿美元，马绍尔群岛2。46亿美元，多米尼加多一些，为172亿美元。至于去年刚刚与中国断交、与台湾“建交”的基里巴斯仅有4000多万美元。
如果是出于“友好”或者“国际人道主义”而对这些国家加以援助，当然值得大力提倡。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区域却成为台湾当局为了“外交”而外交的重点。的确，因为地处偏远，此类国家与中国联系较少，受中国大陆影响有限；再加上经济落后，“金钱”很容易彰显魅力。从近十年情况来看，“金钱”对它们的影响几乎是决定性的。
“邦交国”的“钱袋”
建交除了国际法上的承认之外，最重要的作用就在于有助于建交国之间发展稳定的互利合作关系。
客观地说，这些国家中蕴藏的商业利益微乎其微，在政治上也很难说有什么影响力，不过“邦交国”除了简单的“面子”之外，也的确可以帮助台湾当局在某些国际场合显示其“存在”，比如最近在联大被提到的“台湾加入联合国”案。台湾的“钱袋”当然是这种双边关系的润滑剂。所谓“外交关系”，无非是台湾当局用金钱买“国际承认”，而“邦交国”则拿人钱财与人消灾的“交易”罢了。
买“外交承认”的钱当然是老百姓的血汗钱，不过政治领导人花起来似乎并不心痛。1999年，李登辉出价3000万美元买下了458平方公里的帕劳的“承认”。这笔钱帕劳人均可得1500美元，相对于台湾的人均收入当然是小数目，不过却超过当年帕劳人均国民收入。
陈水扁执政后，“金钱外交”攻势更甚。仅2001年的拉美、非洲6国之行，每处无不是金钱开道，一路烧钱达3。5亿美元。其中在巴拿马身上投入了3600万美元，为的只是换取巴拿马的接待。2002年，台湾向哥斯达黎加提供无偿援助8000万美元，用于道路建设和改造。在巴拿马改建外交部办公楼时，一次性慷慨解囊400万美元。为了笼络塞内加尔，台湾每年向塞提供1000万美元，用于塞2001－2005年经济社会发展五年计划。最大的一笔钱或许是“中美洲发展基金”，台湾当局除了捐款3亿美元启动资金之外，每年还要向其提供2000万美元的基本费用。
至于台湾直接给拉美7国外交部雇员发工资一事，在外交史上也可谓奇闻。据哥斯达黎加《国家报》报道，在过去的6年里，台湾当局总共注入了3210万美元，由7个国家的外交部门分配使用。其中哥斯达黎加外交部共得到了480万美元，外交部每月用1。5万美元支付21名员工的薪金，另外7000美元用于补贴其他13人的工资。
外交界常说，国家间关系是利益关系，然而像台湾这样把“利益关系”直接演绎为“金钱”的，倒也实在坦白的让人无话可说。
“中国”的引力
国家间的关系，没有实力，无法满足对方的利益需求当然不行。不过，如果“金钱”成了外交的惟一基础，那么谁还能指望沙滩上的房子能长久呢？也正因为如此，“断交”始终像梦魇一样徘徊在台湾当局的心头。
2004年3月，或许是台湾当局新的噩梦的开始。自多米尼克与台湾断交后，台湾“外交部”忐忑的情绪越来越浓。6月的时候，巴拉圭总统杜瓦德宣布，“有可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9月1日，巴拿马新任总统马丁·托里霍斯更明确表态“巴拿马正考虑与中国大陆建立外交关系”。无独有偶，许多迹象更加重了台湾当局的担心。比如8月中旬，在得知台湾“行政院长”游锡堃出席多米尼加新总统就职典礼的消息后，拉美许多国家的总统和特使纷纷取消行程，改由他人代去或干脆缺席。在2004年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的“邦交国”名单上，洪都拉斯、萨尔瓦多也一并缺席。这种情势，不由得不让陈水扁恼火。为什么金钱打造出的“挚友”会在此时纷纷向大陆示好呢？
这恐怕同中国外交战略越来越重视“走出去”有关。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长，中国的自信也与日俱增。今天，中国的视野已经延伸到整个世界，这从中国新的领导集体在任两年出访的足迹以及取得的成果就能够看得出来。中国的影响力当然会触动那些总是感觉中国过于遥远的台湾“邦交国”，尤其是在中国展现的实力有可能影响到其切身利益的情况下。2003年中国否决延长联合国驻危地马拉维和部队任期，以及今年中国主动向海地派遣维和部队。这两件事，在台湾“邦交国”尤为集中的拉美地区的震撼效应不可谓不强烈。
如果说，同一个“随时可能陷入战火”的台湾地区保持关系，同一个大国对抗，意味着太大的政治风险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