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奥格威自传 作者:大卫·奥格威_2-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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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你小姑娘，我爱一个小姑娘，她像杉木瘦又长，甜甜春花一般样，天下女人没她强。
如果你觉得维吉尔（Vergil）或西塞罗（Cicero）的作品比这个好，那我真是同情你！
因为我对现代史的爱好，家人特许我放弃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当时的英国教育有一个不可思议的特点，那就是课程中完全没有关于美国历史的内容。我的历史老师沃尔特·塞勒（WalterSellar）在他的喜剧著作《一O六六琐记》（一O六六andAllThat）中总结了这种很普遍的态度。谈论完美国革命，塞勒写道：“美国人制造了一个叫威廷顿的总统（WittingtonPresident），不再说传统英语，变成了美利坚合众国与哥伦比亚，还发明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这些事情其实最后都变成了一件‘好事’，因为我们大不列颠王国的目的正在于此，但是这却让美国再也没有更多的历史了。”
如果当初能让我多看一些回忆录和传记，而不是只念查尔斯·欧曼爵士（SirC5arksOman）写的乏味的教科书和爱科登男爵（LordActon）写的满纸空话的评论，我一定会发现学习历史是件更有趣的事。在费提兹念过的历史教材中，我只记得一句话，那是我在阿基保德·爱尔森爵士（SirArch比aidAllison）的《欧洲历史》（His－toryofEurope）中发现的：“当意大利人缓慢地大便时，奥地利人帮他们拿着尿便盆。”
我到费提兹时，运气还不错，被分到一间专门给免付学费的学生住的宿舍中。这些学生的父亲不是神职人员，就是学校的老师，所以和其他学生比起来，他们都算是生长在书香门第，我们的宿舍在校园里就像是野蛮海洋中的一个文明之岛。我们这些新来的学生遭到了爱欺负人的老生的恶毒对待，但是我说服受害的同学跟我一起孤立那些恃强凌弱者的头领，制止了他们欺负善良的行为。每次只要那个头头走进房间，我们就立刻闭上嘴巴把背对着他。不到三个星期，那家伙就变成了神经病。
违反校规时，我们会被老师或高年级的学生责罚。有一天法文老师向会监打小报告，说我上课不专心，于是我就被叫去受罚。我知道舍监很讨厌法文老师，于是就说：“老师，如果学生在罗德斯先生（Mr．Rhoades）课上不专心，并不是学生的错，而是他自己的问题。”“我不得不承认我同意你的看法。”他回答。后来当我自己成为高年级学生时，我拒绝参与这种责罚。在这方面我得到了当时的学者兼音乐家，后来成为英国环境部部长的贺尔·萨莫斯（HalSummers）的支持。
唉！真遗憾我没有多少音乐细胞。有一个假期，我躺在浴缸中大声唱着赞美诗第104首：“船只往来航行，你所造的海兽戏游其中。”随着一声“阿门”，父亲在隔壁大声喝彩。“你在高兴什么啊？”早餐时我问父亲。“因为，”他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可以不走调地唱完一整句歌词。”接着就一边计算着锅里的蛋煮开了多长时间，一边用口哨吹出《费嘉洛》（Figaro）序曲，整整吹了四分钟。
我可以用心聆听交响乐，领略管弦乐的丰富表现力，但不幸的是我继承了母亲对音乐的令人伤心的弱智，从我的嘴里，永远无法发出正确的音调。但我的低音提琴却拉得不错，而且加入了学校的管弦乐队。拉低音提琴有个好处：它的音阶低于大提琴，所以没有几位指挥可以听出来拉得对不对。但它同时又是个危险的乐器。我第一次参加音乐会演奏，从左耳后面传来的巨响，差点就把我震得神志不清，我还以为是定音鼓手把他的乐谱架砸到了我头上，原来是我自己的低音提琴的E弦被我拉船缆般的力量给扯断了。将粗弦压按到指板上需要的力量比我的指力要强得多，无知道纽约爱乐乐团（NewYorkPhilharmonic）那位美丽的低音提琴手欧云·欧布莱恩（OrinO’Brien）是怎么做到的。有史以来最优秀的低音提琴手是卓根尼提（Dragonetti）。他在乐队演奏时，他的狗总是坐在他旁边。贝多芬最喜欢花功夫写些极困难的低音提琴曲子刁难他的朋友卓根尼提。我开始痛恨卓根尼提了。如果演奏时用尽全力，低音提琴能震得地板发颤、脚底发麻，让人坐都坐不稳。它还是携带起来最费力的乐器，又笨又重，从一个音乐厅带到另一个音乐厅非常累人。搭乘英国火车时，低音提琴要跟三轮脚蹬车付同样的行李费，而大提琴则只相当于缝衣机。
我因为跟别人打赌可以在低音弦上把D调拉得比E调还低而赚了一些钱。诀窍是在琴弓上涂抹许多松香，把弓弦拉过尾片。因为这件事，费提兹非常好的音乐老师哈佛葛（D．HenrgHavergal）还带我去参加格洛斯特教堂（GloucesterCathedral）的三大唱诗班音乐节。在那儿，我与大作家萧伯纳（BernardShaw）、作曲家爱德华·埃尔加爵士（SirEdwardElgar）、沃汉·威廉斯（VaughanWillinms），以及爱斯尔·史密斯（DameEthelSmyth）夫人有过一面之缘。埃尔加那天穿着一件鸽灰色外套，扣眼上别着一朵兰花，沃汉·威廉斯看起来就像一头温和的大象。爱斯尔·史密斯夫人则穿着一件说不出来有多奇特的中国旗袍式外套。
60年代我成为纽约爱乐乐团的董事时，乐团正陷入低谷。乐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们的演奏，音乐家们士气低落，音乐会的上座率只有一半。因此当有人提议邀请利奥纳多·伯恩斯坦（LeonardBernstein）来担任首席指挥时，其他董事都热烈响应。“他无疑是个票房保证，”我说，“他会让我们的上座率大增，但他是个自我宣传的天才，不出五年，纽约爱乐就会变成伯恩斯坦的乐团。”史坦威夫人（Mrs．Steinway）说：“1909年我们请马勒（Mathler）来当指挥时，大家也是这么说的。”后来，伯恩斯坦的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纽约爱乐因此重振声威，而五年之后，《纽约时报》的乐评也不出所料地把纽约爱乐称为伯恩斯坦的乐团。
纽约爱乐的其他董事之所以当选，不是因为有钱，就是因为在音乐方面极有声望，不然就是两者兼备。唯一二者皆非的我在其中扮演着败家子的角色。第一次参加董事会会议，董事们被告知团里有一位小提琴手去世了，他在乐团服务了35年，他的遗嫣穷困不堪，需要董事会讨论能不能给她一笔额外的善款作为养老金。我是唯一投赞成票的董事。那些从不知道贫穷为何物的人心脑之硬，常常会让我既惊骇又愤慨。
当时，美国乐团的音乐家每年只有2800英镑的收入，比水管工和木匠的薪水还低。每次劳资谈判，我总是同情他们的工会。但是现在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今天，音乐家的薪资高到让所有的乐团都遭受破产的威胁。这大多都要归罪于19世纪那些谱写需要庞大乐团演奏的曲子的作曲家们。马勒的乐团登峰造极，达到1000人。巴赫、亨德尔和海顿都只谱写少于30人的交响乐团就可以演奏的曲子。现代的交响乐团每场音乐会都不得不上场一百多人，以每位演奏者的年薪14000英镑计算，这样的支出谁也负担不起。此外，指挥每年要拿走56000英镑，有些独奏家每场演出的费用是6700英镑，一个好的合唱团每唱一出清唱剧要6700英镑。可怜那些乐团经营者到处去募款、筹钱来支付这些费用，跟乞丐没什么差别。
指挥家为什么都那么长命？托斯卡尼尼（Toscanini）、布鲁诺（Bruno）、沃尔特（Walter）、曼柏格（Mengelberg）、丹姆罗施（Damrosch）、克林派尔（klem－perer）、安瑟米特（Ansermet）、蒙太克斯（Monteux）、卡素尔（Cacals）、爱瑞恩·波特（AdrianBoult）、毕萨姆（Beedam），还有斯托考斯基（Stokowski）都是到80多岁还在指挥。李奥纳多·高登（LeonardGordon）博士和杰洛米·李德（JeromeZ．Litt）博士认为那是因为即使到了大多数人都年老力衰的年纪，指挥家仍然一直持续激烈地运动。或者也许是因为听众那狂热的掌声，年复一年，使得指挥家的生命值得超乎寻常地延续？第一次遇到华特·丹罗姆施那天，他走到钢琴边，演奏了一首他称之为“上帝保佑有武力的国王”（GOdSavetheKingwi汕Gunfire）的曲子。演奏这首曲子不但要手弹琴，还需要通过臂部有节奏地撞击低音鼓来模仿炮火的声音。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喜欢音乐的人绝少会喜欢诗歌，反之亦然？除了吉卜林（Kgbing）和纽波特（Newbolt）的以狂欢为题材的作品外，我对诗歌一点感觉都没有。我见过的唯—一位诗人是叶芝（Yeats），那是我加入沙威俱乐部（SavleC匕b）的那天晚上，上厕所时我站在他旁边。叶芝那时候70多岁，因为服用猴子的腺体而保持年轻。那天我满肚子红酒——俱乐部一位上了年纪的酒侍推荐给我一瓶酒，说他记得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RobertLoutsStevenson）是这个俱乐部的会员时，最喜欢喝这种酒。
我对音乐清唱剧有股英国人特有的热情，无论是宗教剧还是世俗剧。连门德尔松（Mendelssohn）自己都觉得过于甜蜜的《以利亚》，从头到尾都可以让我沉浸在快乐的泪水中。吕利（Lully）、洛谬（Rameau）和库普林（Couperin）的任何作品都绝对可以让我脱离最深沉的忧伤与不快，而亨德尔（Handel）的英雄咏叹调，随着必不可少的号的伴奏，则使我心荡神驰，不能自己。最让我难忘的是《犹大·麦克白》（JudasMaccabaeus）中的“呜警”（SoundanAlarm）、《亚历山大盛宴》（Alexander’sFeas）中的“复仇的提摩西之喊”（RevengeTlmotheusCries），《弥塞亚》（Messiah）中的“号角即将吹响”（TheTrumpetShallSound），还有专为女高音和高音号所作的“让光明的天使”
（ietheBrightSeraPhim）。我受不了肖邦（ChoPin）、瓦格纳（Wagner）、威尔第（Verdi）或普契尼（Paccini），但是聆听莫扎特（M。zart）却让我快乐无比。我一天到晚用留声机听军队进行曲，把我妻子都快搞疯了。爵士乐和它的由来我都不了解，我喜欢的舞曲只有波尔卡和号管舞曲两种。所有的交响乐中，我心中的第一名是贝多芬的与他的一贯风格相去甚远的《战争交响曲》（作品第91号），这部曲子是为了纪念威灵顿1813年在维多利亚打败约瑟夫·波拿巴（JosephBonaparte）而作。假如你从未听过这部作品——事实上没有几个人听过——它是为三个演奏起来像机器一样整齐准确的管弦乐团合奏而谱写的，另外还模拟毛瑟枪、榴弹炮以及火炮的声音。这部曲子从“英国律法”（RuleBritannia）开始，然后以“天佑吾皇”（GodSavetheKing）结束。听这样的曲子真是夫复何求？
让我们再回到费提兹的学校生活。当时的我不大合群，所以不大受欢迎，但是我却交到了几个非常好的朋友。其中跟我最要好的是阿拉斯戴尔·夏普（AlastairSharp），他当初刚进费提兹的时候，操一日浓重的亚伯丁（Aberdeen）腔，他说的话我一句都听不懂。他是个出色的小提琴手，12岁时就当上学校乐团的指挥。现在他是个法官——而且还是个好法官。另外还有诺克斯·康宁汉（KnoxCuningham），一个个子高挑总是兴高彩烈的爱尔兰人，他是学校足球队队长。当他发现我和他一样，都非常喜欢爱尔兰剧作家约翰·密林顿·辛格（JohnMillingtonSynge）、格莱葛瑞夫人（LadyGregory）和西恩·欧凯西（SeanO’Casey）时，他就把我列入他私人的候补特权名单，这是一种可以享受很多特权的殊荣。3G年后，当他成为首相的机要秘书时，我要他再给我一项特权——在国会中给我安排一个安全的座位。他莫名其妙，以为我喝醉了。
还有一个爱尔兰男孩，布莱恩·温菲尔德（BryanWingfield），来自鲍尔斯考特（Powerscourt）。他在拳击赛前总是坐在自己的角落里叉手祈祷。我在费提兹期间，他是唯一早夭的学生。疾病总让人沮丧。如果你有办法说服校医送你去学校的医务室，那么就会有一辆像黄包车一样的交通工具来拖你到那儿去，我们管那种车叫死人车。一到医务室，护士长不论任何病情，直接就递给你一烧杯蓖麻油。不过，我感染风湿热时，这个亲爱的凶护士长却用她细心的护理救了我的命。上世纪70年代她在因佛内斯（Inverness）认识了我外祖母，她还记得外祖母因为蓬裙太大，箱形马车装不下，只好坐着家里的独轮手推车参加高地舞会的情景。
费提兹的低年级学生还必须当高年级学生的“苦力”，帮他们清理房间、擦皮鞋、做晚餐。我在这方面远胜于别人，因为我从小到大在家里都必须做这些杂务。星期日，我们都必须到爱丁堡的教堂做礼拜，戴着高顶礼帽、穿着燕尾服，沉重地走街过巷去圣公会的圣灵教堂或长老会的圣史蒂芬教堂。身为英国国教的逃兵，我一开始选择的是圣灵教堂，但是后来换到圣史蒂芬教堂。学校里一位热心的老师认为我一定是在经历一个离经叛道的时期，就自告奋勇地来开导我。我一直都没有向他承认转换教堂的真正动机是因为到圣史蒂芬教堂的路程比较短。我发觉长老教会不但可怕，而且沉闷，圣经旧约诗篇中到处都是反对这个教会的证据。
除了每周固定去爱丁堡之外，学校的教堂每个礼拜还要举行13次宗教仪式，而且规定每个人都要参加。唱诗班每次都用最强音高唱（fortissimo），来布道的每位牧师都非常能鼓舞人心，像乔治·麦克劳德（GeorgeMacleod）、哈利·米勒（HarryMiller），还有迪斯特教堂的主持牧师瓦夫博士（Dr．Waugh，theDeanoftheThistle）。他们的布道消除了我从圣赛普瑞恩获得的有害的价值观。直到现在，我从未遇到任何一位牧师的布道能与他们相比。
每个月学校都会请一位著名的贵宾来演讲，这些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