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66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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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迟不下决心是最累人的，因为问题不会自动消失，它会一再地困扰你。所以，应该坐下来，仔细思考你所听到的一切。对我来讲，假若我无法在事件发生后24小时内做出决定，也绝不会再拖过第二个24小时。
和人们在一起以避免孤立
问：您是如何做出那些重大决定的？祷告还是相信直觉？
里根：林肯曾说，他在做重大决定时，常会禁不住跪下双膝，因为实在是求助无门。并且他还说过，如果有一天他不再觉得自己能变得超人一等时，他将无法再胜任这个工作。我也有同样的感觉。
问：身为总统很容易被孤立起来，您是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
里根：有件事值得一提，我喜欢和人们在一起。我曾是演员。演员大多是喜欢人们的，人们的支持，就像商人手上持有的股票。当我到农场去时，就会和农场工人在一起。在白宫里工作的人们和群众并无差别，你必须去了解他们和他们的困扰。我也喜欢外出，因为外面的世界有更多的群众。
问：有些高级经理人，常会忙得筋疲力竭，您是如何安排自已的生活步调的？
里根：在工作之余，我会做些运动。通常我下班回家，做点运动，洗个澡。多数晚上，我与南希穿着睡袍，轻松地共进晚餐，然后早早就寝。
问：很多管理专家认为在组织内鼓励某种程度的冲突是有益的。您刚才提到您收集不同意见，那么您是否认为创造性的紧张也会变得具有破坏力？
里根：是的。我不认为两个人针锋相对会有什么好处，它反而会带来压力，应该告诉大家“不要再犹豫了，我想听的就是你们说的这些”。通常需要一些时间，大家才知道可以畅所欲言。
有时我坐在会议室里，听大家热烈讨论，每个人发表不同意见，最后由我一个人做决定。我知道有些人的意见会被否定，但不会因为这而离去，因为很可能下一次我会站到他的一边。
对企业界经理人的忠告
问：身为一个大国的最高行政主管，您对美国企业界的经理人有何忠告？
里根：我不晓得是否应该提出忠告。我生活在人们对统治者和总统的幻觉之下，我能做的只是去履行这个角色的义务，做一个高级行政官员应该做的事。
我想一个企业经理人应该选定一个能达到目标的最佳途径，作为你的政策。然后用这样的原则去讨论：它对我们有利吗？对其他人是否公平？对顾客是否公平？
每当国务卿舒尔茨的秘书给里根发电文时，总要加上一个笑话，以便了解总统是否已看过它，如果秘书回到华盛顿时里根对他说：“那是个出色的笑话，我正把它讲给所有人听。”那么舒尔茨就知道他的文件已经总统批阅。
Number：2919
Title：珍藏在心底的记忆记一位女演员的自述
作者：权延赤
出处《读者》：总第75期
Provenance：追求
Date：1987。4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1959年我刚满13岁，参军进了空政文工团，在学员班学舞蹈。1963年4月的一天，政治助理老吴同志找我谈话，让我去中南海陪中央首长跳舞。
谈话后，一位经常去中南海的老同志咬着我耳朵说：“小王，这回你可以见到毛主席了。”
“真的？”我叫出声，马上又捂住嘴，不知是怕泄密还是怕心从喉咙里蹦出来。我太兴奋了，简直高兴晕了。
我们是每星期三、星期六去中南海，穿便服。
六点多钟，中南海开来一辆吉姆车，我们七八个女团员挤挤挨挨坐进去，由北海那边驶入中南海。车停在一栋建筑的门口。我们脚步轻盈匆促地走过一条长廊，看到一个敞开的红门，门额上写有春藕斋。这里就是我们陪领袖跳舞的地方。不久我就得知，来这里跳舞的毛主席、刘主席和朱委员长等。周总理除了过年过节，平日不来。平日他和国务院其他领导同志在紫光阁跳。
走进春藕斋的红门，是脱挂衣帽的门厅。再进一道门就是春藕斋舞厅。舞厅右角有个小舞台，平时空闲，跳舞只用录音机放乐伴奏。到了节日，才有乐队登上小舞台伴奏。舞厅后门通向室外舞场，花瓷砖地，有个荷花池。夏日天热可以在室外跳舞。舞厅左侧还有一条走廊相通。后来我发现，毛主席总是从那里走来舞厅。
一
我们几个女团员坐在软垫靠背椅上等候；老同志轻松随便，新同志紧张新奇。七点刚过，团员们起一阵骚动。不知谁轻轻叫了一声：“朱老总！”
朱德委员长首先来到，步子迈得大而有力，根本不象70多岁的老人。他挺胸昂首，腰背挺直，一举一动都保持着军人风采。老同志迎上去，把我们几位新同志介绍给朱委员长，介绍给与委员长同来的康克清同志。
乐曲响起来了，朱委员长开始跳舞。
朱委员长跳舞也保持着军人的神姿。他不跳错步不跳花样，而是准确地踩着乐点迈大步，像军人走队列一般。转一圈，换一个舞伴。
轮到我了。我的感觉，不是陪总司令跳舞，而是陪总司令出操。总司令始终挺胸抬头，既不说话，也不左顾右盼。当我追随总司令拚命迈着大步走时，眼前总象晃动着一张照片，那是总司令检阅出征将士的照片……
在我的记忆中，只有一次过年，朱委员长高兴了，忽然错上步，跳出了花样儿。后来我才明白，总司令很会跳舞，只是含而不露罢了。领袖们跳舞是为了运动，我们的总司令尤其是这样。戎马一生，唯有走出军人的步伐才能使他身体和精神得到最好的运动和休息。
一次，跳舞中间休息，两名文工团员为总司令表演枪杆词。这是充分表现军人气质的对口词，在六十年代很时兴。表演者一句赶一句，每句配以铜铁一样坚硬利落的动作，最怕对口中间打结。表演中，一位团员忽然忘了词。对方说：“枪！”她接不上词，为了不中断就跟着重复一遍对方的动作，也喊一声“枪！”对方见她忘了词，只好重喊一遍：“枪！”她仍然没想起词，只好又跟着喊一声：“枪”就这样重复同一个动作同一声“枪”，重复了四五遍。重复得手脚发僵，头上冒汗，两眼发潮，别提多紧张，多尴尬，多狼狈了。我忍俊不禁，扑哧笑出声。老同志来不及责怪我，总司令已经跟着哈哈大笑起来。于是，周围的女团员也都放声大笑。两名表演者立刻摆脱了紧张狼狈，索性捂着肚子也格格笑成一团。总司令的笑声太富感染力了，直笑得前仰后合，还不时擦着笑湿的眼睛。
还有一次是冬天，天气预报有大风雪。我听朱委员长的警卫员说，总司令患有糖尿病，有时一天只能吃三两粮食。跳舞休息时，我坐到朱委员长身边。我是军人，很少叫他朱委员长，觉得还是叫总司令亲切。我说：“朱总司令，除了跳舞，您还做其他锻炼吗？”总司令说：“还爬山。明天就得去爬。”我说：“哎呀，明天有大风雪，天气预报广播了。”总司令说“大风雪也得爬，不爬不行。”我问：“为啥不行？天气好了再爬嘛。”总司令摇着头：“有人对我搞专政，他叫爬就得爬。”我问：“谁呀？”总司令像怕事的孩子一样悄悄说：“医生”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社会上到处传抄一些诗词，都说是毛主席的，难辨真假。我抄了许多诗词，不好直接问毛主席，就利用跳舞休息的机会拿出来问朱委员长。朱委员长看过之后默默地望住我，神情严肃。我小声问：“总司令，是主席写的吗？”朱委员长缓慢地说：“我看有的是有的不是。主席是唯物主义者，这些诗词有的是唯心主义的。”他像是有什么想法不好一下子表达出来，稍停顿片刻，又说：“社会复杂，真真假假有时不是一下子能辨清。你们年轻，不要轻信小道消息，更不要跟着乱传乱抄。”
不久，街上出现了恶毒攻击朱委员长的大字报、大标语。此后，我们的总司令再也没到春藕斋来。我也再没能见上总司令的面，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说上。
二
在朱委员长之后，第二个走进春藕斋舞厅的是刘少奇主席和王光美。真奇怪，从看到他第一眼，我就没有任何紧张拘束，落落大方地问候：“刘主席您好。”
“谢谢。你是新来的同志吧？”
“今天第一次来。小王，王学文。”老同志的介绍落在我后面。
我握住了共和国主席的手。
接着，我又握住共和国主席夫人的手。王光美同志同我握手时，另一只手亲切地抚摸一下我的秀发。此时，我心里忽悠一热，眼圈一下子湿了。
此后，我曾多次和王光美同志接触。她生得端庄秀丽，性情温柔开朗。当她走下舞场，特别是同她的丈夫同共和国主席一道跳舞时，她又是那么热烈、潇洒、青春洋溢。我们这些姑娘简直被她的风度迷住了。
乐曲响起来了，少奇同志开始跳舞。少奇同志的舞步同他平时走路一样轻捷洒脱，他跳得真好，会跳错步，会跳出各种各样，尤其跳三步跳得好。
轮到我陪少奇同志跳舞时恰好是跳三步。跳没两步，我就发现少奇同志非常会带人，我全身一下子就活跃起来，所有的能力和技巧都可以尽情发挥出来。我身轻如燕，灵活自如，时而围绕共和国主席飞旋，时而跟随共和国主席阔步向前，时而巧妙地躲闪开可能相撞的障碍，时而表演奇迹一般跳出令人眼花缭乱的花样儿。
我们女团员都愿意跟少奇跳舞。可是，当我想要再一次陪少奇同志跳舞时，他谢绝了。也没同我们中间的其他人跳，而是走向他的夫人王光美。他们相视一笑，便一起舞入场中。老同志悄悄告诉我，少奇同志准备走了。
我很快就知道了，少奇同志的最后一场舞，总是和他的夫人王光美一起跳，永远不变。
1966年2月，我去中南海出任务，陪少奇同志跳了最后一场舞。当时我可不知这是最后一场舞，真是做梦也没想到。
那天跳舞休息时，我坐到少奇同志身边。我说：“刘主席，我们要走了，后天去云南边疆演出，要去半年呢。”
少奇同志说：“这很好，应当多为战士、为群众演出。下去后要注意身体，要注意卫生，睡觉前一定要刷牙。晚上刷牙比早上刷牙还重要。”
我心里一阵阵热，我说：“记住了。”
少奇同志问：“你们去过云南吗？”
我摇摇头：“没有。”
少奇同志像给小孩讲故事似地对围过来的文工团员们说：“云南呀，有原始森林，森林里有猴子，很多很多猴子。”少奇同志说着把两手张在脸旁，扇动着，睁大眼睛装出吓唬人的样子：“猴子，不小心就偷走你们的帽子。”
我们大家都开心地笑了。
少奇同志像往常那样先走了。临走时和我们一一握手，说：“半年以后见啊，半年以后见。”
谁会想到，这竟成了永远告别的话……
晚十点半，舞厅里的人忽然纷纷起立。毛主席来了！
这个时候朱委员长和少奇同志已经走了。除开节庆日，朱委员长一般是晚七点半到，九点左右离开。少奇同志来得稍晚，走得也稍晚，因为他经常要等毛主席来，以便汇报一些情况。毛主席有夜间工作的习惯，经常十点以后才来，夜里十二点以后离开舞厅去办公。
毛主席从那条走廊稳步走入舞厅，我痴痴地站着，忘了周围，忘了自己，忘了一切。
一名服务员端着盘子走过来，盘子上放着毛巾。毛主席拿起了毛巾。他一侧脸，看见了我。毛主席朝我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不害怕，不紧张，还是以为在梦里。我现在都想不起我是怎么站到毛主席面前的。
开始奏乐了，毛主席起身跟我跳舞。毛主席发觉我紧张，亲切地同我谈话，以解除我的紧张。“小王，今年多大了？”
“十六。”
“家是哪里的？”
“大连。”
“在文工团学什么？”
“舞蹈。”
“跳舞要放松。爸爸是干什么的？”
“唱京剧的。”
“噢，艺术之家么。”
谈着谈着，我忘了紧张，脚步变得舒展灵活，并且越跳越感到意气风发。
跳着跳着，毛主席忽然在我肩上一按，我身不由已坐了下去。定定神，发现乐曲已终，我正好坐在自己原来的座位上。而毛主席微笑着点点头，已经朝自己的座位走去。
我终于发现毛主席跳舞时的一个习惯。他很注意舞伴原来坐在哪里，曲终时准时把你送回原位，而后独自走回自己休息的座位。
随着接触增多，我最初见到毛主席的那种神秘感开始消除，因而也更觉得毛主席亲近伟大了。
毛主席总是穿一身灰色中山装，袖筒遮手一半；夏天穿一件肥大的绸衬衫，后背还补着补丁。
毛主席非常富于幽默感，吸烟时总是把烟一折两截，只把半截插到烟嘴上吸燃。我问：“主席，您为啥把烟掰两半呀？”毛主席笑着说：“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么。”其实毛主席是为了控制吸烟量，一次只吸半支。
只剩一个烟头了，在烟嘴里一明一灭地闪。毛主席赶紧再吸一口，把烟蒂按入烟灰缸。烟蒂在烟灰缸里有气无力地冒着残烟。毛主席叹口气说：“帝国主义气息奄奄喽。”我们女团员们都为毛主席的幽默笑了。
有一次跳舞中，歌剧《江姐》的一名作者被带来见毛主席。这名作者穿件中式棉衣和满是褶子的肥大的军棉裤，脚上穿一双部队发的黑色棉布鞋，上面有不少油迹，显得窝里窝囊。他是我们文工团里的人，平时很熟。一进春藕斋，他的胳膊腿立刻僵硬得象木棍似的，紧张得脸色苍白。他被带到毛主席面前，嘴巴张了几次也说不出话，目光不知朝哪里落才好，便深深地鞠躬下去，腰弯得超过了九十度。我们再也忍俊不禁，一起放开嗓子哈哈大笑；越笑他越慌，他越慌我们越笑得厉害。他慌得直不起腰，我们笑得也直不起腰。毛主席也笑了，连连示意叫他坐，他却无论如何不敢坐，一句话也讲不连贯，简直要晕倒了。同志们只好把这个可怜的作者领走了。
毛主席喜欢听京剧，跳舞休息时常放几段京剧听听。毛主席听京剧常常用手敲着板眼，逢上老生戏还跟着唱几句。有时也请一些名角来表演。记得有位著名京剧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