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张云逸-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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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
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
1934年6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天打3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
一
1937年8月、9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
“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