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传奇 作者:齐鲁-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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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年多的深人查访，工作组收到群众来信八千多封，接待来访群众五千多人次，彻底查清了反彭湃事件的真相。被残杀迫害的彭湃烈士的亲属和大批革命群众被平反昭雪，纪念彭湃烈士的遗物遗迹全部恢复。原汕头地委副书记孙敬业，和疯狂进行阶级报复的反革命分子洪桂文，及其他民愤极大的杀人凶手，受到了专政机关的严惩。稍后，那个靠打砸抢上台的罪恶累累、又一直拒绝对这起大血案进行平反昭雪的县委书记叶马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40％上下，有的地区高达70％、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董，令人吃惊。
庐山会议之后、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遗留问题，也被顺利解决。
对于原国民党起义投诚人员没有认真落实有关政策的人士，也迅速落实了政策。
1978年春天，中组部召开了“疑难案例座谈会”，同年夏天，由中组部牵头，在民族饭店召开了如何正确处理“右派”’问题的五部会议后，中国社科院就加紧了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工作，相继平反纠正了大批著名学者和领导干部的冤假错案和历史问题。
l979年春天，中共国家科委党组，在为《科研十四条》和“广州会议”平反的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的有关批示。批示说，对强加于《科研十四条》、《广州会议》和全国科技战线的一切诬蔑之词全部推，对在这一系列冤案中受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科技人员都一律恢复名誉，对被迫害致死的同志全部平反昭雪。档案中的有关材料全部销毁。
到l979年夏天，中国社会科学院经过一年多的努力，对各种冤假错案的历史遗留问题的清理也取得了重大成绩。全院八百多位科研人员和党政干部，丢掉了林彪、“四人帮”强加的政治包袱，出现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也在l979年3月，国家文化部党组扩大会议决定：对林彪、“四人帮”和康生，抓住毛主席批评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外国死人部”那一句话，就说文化部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旧文化部”，存在一条所谓的以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为代表的“文艺黑线”和大批“黑线代表人物”等等的诬蔑不实之词，统统予以推倒；对所有因此受到打击迫害的同志，一律给以彻底平反。
同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共中央统战部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统战系统大会，为全国统战、民族、宗教部门摘去“执行投降主义、修正主义路线”的大帽子，为所有由此而遭到打击迫害的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平反昭雪。
紧跟着，全国总工会九届三次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批准。为全国工会系统的一个重大错案彻底平反。
1979年9月11日《人民日报》报道：
“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制造的所谓“沙甸反革命事件”，经党中央批准予以彻底平反昭雪。
沙甸， 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回民聚居村。 1968年以后，林彪、“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推行极左路线，“践踏党的民族政策，破坏民族团结，在沙甸和文山：玉溪等地回民村庄，采取了侮辱回民的恶劣做法，引起回族村民的强烈不满。问题发生后，“四人帮”及其云南代理人又进一步混淆敌我，激化矛盾，酿成了1975年7月的武装对抗的沙甸事件，造成了死伤众多的严重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对这一严重事件的平反，使沙甸等地的回族群众奔走相告，欢欣鼓舞。他们说“四人帮”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反革命”罪名终于被洗刷干净了，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终于又回来了。
在平反善后工作中，负责平反善后的同志关心群众疾苦，尊重民族风俗习惯，依靠群众共同做好抚恤救济等工作；同时认真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继续消除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因素，受到了抄甸人民的信任和赞扬。
及至1980年9月20旧， 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报告说，“文革”中全国经过法律手续错误判处的“反革命”案件共十七万五千多个、十八万四千余人。已全部得到了平反或改正。
江华说，“文革”中的所谓“反革命”案件，冤错比例一般占百分之四十上下，有的地区高达百分之六十至百分之七十，数量之大，比例之多，后果之严重，为建国以来所仅有。
与全国各地大量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各项政策的同时，全国政法、民政、文艺、科技、新闻、宣传、文化、教育、工业、农业等各条战线都大力拨乱反正，肃清过去极左路线扭曲社会现实、把一切的一切都与“阶级斗争”、“两个凡是”挂钩的做法，清除其窒息社会空气、阻碍社会进步的流毒。对于构成无产阶级专政庞大对象群体的“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中共中央也适时地决定全部摘去其中遵守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人的帽子，给予农村社员待遇和公民权。对于地富家庭出身的农村人民公社社员。他们本人的成份一律定为公社社员，享有同其他社员同等待遇；在人学、招工、参军。
人团、人党和工作分配等问题上主要看其本人表现，不得歧视。对于他们子女的家庭出身，一律改为社员，不应再填作“地富家庭出身”，各方面更不得有任何歧视。对于过去被错划为“四类分子”的人，也同样予以平反改正，即便已经死亡的，也无一例外地予以纠正。
“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
“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
“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一年之后，共和国平反了有史以来的最大冤案，刘少奇不是“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1980年早春，全国“文革”最大冤案——
“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冤案被彻底平反昭雪。对这一大案的复查工作，早在胡耀邦率其“甘下油锅”的助手们，冲向“两个凡是”主阵地的时候就胸有成竹了。
l978年11月，中央组织部刚刚向中央写出《关于“六十一人案件”的调查报告》，很多同志在中组部大食堂共进午餐，胡耀邦就对于审局副局长贾素萍说：“六十一人’的问题终于搞清了，你们认为刘少奇的问题怎么样？”贾素萍不加思索地立即回答：“这更纯粹是个大冤案！”胡耀邦说：“那好，你们写个材料来我看看。”
两个月后，贾素萍等人给胡耀邦送去《关于刘少奇同志问题的调查报告》。这时胡耀邦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他与贾素萍等人多次商量修改， 上报党中央。l979年2月，党中央决定由中纪委和中组部共同复查刘少奇一案。这项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
1981年2月29日，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从而平复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史以来高级领导人中的最大冤案，并公布于全党全国。这也等于向全党全国全世界昭然宣告：中国共产党内压根儿就没有“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
至此，从l978年以后的短短三年中，全国对“集团”的和个人的冤假错案，已平反了三百多万件，颠倒了的历史被重新颠倒了过来，解救了我们民族的许多精英，使亿万人摆脱了沉重的精神枷锁，而且这种枷锁往往都是现代个人迷信造成的。而亘古以来的实践证明，“句句是真理”的伟大圣贤是根本不存在的。
在l979年连续数月的全国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在讲话中尖锐批判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之流为“理论根子”、“理论恶霸”的同时，也披露了毛泽东的两次鲜为人知的谈话。前一次，l965年，彭德怀将去四川担任“三线”副总指挥，毛泽东请彭老总吃饭，对他讲了三句话：“你要向前看。
你的问题由历史做结论吧。也许真理是在你这一边。”后一次，在1968年10月14日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当天下午一点钟，毛泽东问到会的人：“同志们，你们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下面鸦雀无声，无一人作答。毛泽东自己回答说：“我看五十年、一百年之后，可能我们这一段是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胡耀邦听了一夜没睡着……
胡耀邦说了这些往事，参加理论务虚会的一些人当天就在私下评论说——很显然，毛泽东也早已意识到自己可能错了或确实错了。但由于现代迷信的统治，毛泽东被当作永远没有错误的神仙，即使他晚年也曾有过这种多少有点实事求是的想法，也被一些人严加封锁，以免有损其伟大形象，从而动摇人们的崇高信仰。胡耀邦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打开了消除现代迷信的缺口，伟大形象永远不会犯错误的神话也就不攻自破，这对大家的思想解放，起了极大的催化作用，使人们勇于冲破各种不可触动的禁区， 重新认识种种敏感的历史问题才得以成为现实， 使全国人民跨越“愚昧之河”和“贫困之河”才有了更大的可能。
胡耀邦传奇第八节 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第八节 小平决策胡赵担纲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改革开放的墓本路线，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胡耀邦当选为中央总书记，与赵紫阳等走上了前台。
胡耀邦曾说：中央常委中，现在是我和紫阳同志共同主持，重大问题向小平、陈云、先念同志他们请示一下，其余一般的就定了。
在取得历史性转折之后，在新老交替的重要时刻，十二大胜利召开，新的中央委员会形成，胡耀邦，赵紫阳走上了前台。
1982年9月13日下午， 十二大选出的新的中央委员会举行它的第一次全会和第二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一楼宴会厅，二十八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在讲台上铺着雪白桌布的长条桌前主持会议，同出席全会的三百四十七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以及二百八十多位列席全会的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委员，面对面地坐着。这种朴素、亲切的气氛，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次中央全会完全一样。但这次全会同以往的中央全会有一个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年龄比较轻的明显地增加了。
胡耀邦作为新当选的中央总书记，在一中全会结束前的讲话中，代表中央书记处提出了对今后工作的四点意见。一他讲完后，满怀激情地说：
我还要着重强调一点，就是从现在起，今后五年内、、党和国家的命运，是同我们这个新的中央领导集体、新的战斗指挥部息息相关的。我想我们这个领导集体的每一位成员，都会意识到自己肩上的历史重任。
只要大家都能向前看，都能时时想到人民的需要和自己的不足，那就一定能够不断前进，作出新的贡献。
我们这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不但可以担负起重大的历史责任，而且应当比上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做得更好一些。
这一席充满信心的语重心长的讲话，深深地激起了大家的共鸣。春雷般的掌声，顿时席卷全场。
一中全会刚刚结束，中央领导同出席、列席全会的人们就来到楼下洋溢着欢愉气氛的大厅里。全体十二大代表和候补代表。共一千七百多人，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多梯级的钢架上，等待着同中央领导一起合影留念，这是又一幅别开生面、激动人心的图景。在围成一个半圆形的钢架前，摆着约摸两百来张靠背椅。十二大的秘书处规定，除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有座位外，年龄在七十岁以上的代表或候补代表都有座位，而七十岁以下的，不论他担任什么职务，都是或者站立在钢架上，或者蹲在座椅前的地毯上。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邓力群、谷牧、陈丕显、胡启立，候补书记乔石、郝建秀，国务委员黄华等，这些不到七十岁的领导人，都同其他代表一起，站在座椅的后面。新当选的中央书记处书记、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杨勇，则同人民解放军代表团一起，盘腿席地而坐。虽然他今年已六十九岁，可是按规定，也没有坐在椅等上。代表们笑着议论说：这正是我们党所倡导的敬老尊贤，党内平等，不搞特殊化等优良作风和传统的具体体现。
解决好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尽快实现干部队伍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问题，是十二大的主要议题之一。从历史上看，交接班的问题从来都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一件大事。这个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惨痛的教训，在中国党内也有过严重的教训。十二大顺利地、有意不紊地进行交接班，这是罕见的。正如陈云讲话中指出的，这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进一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伟大的党。＿
新老交替的问题，在中国是六十年代初期开始被提出来的。那时候，党中央领导的年龄在六十岁左右，中央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年龄在五十岁左右。有鉴于此，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提出，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以后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破坏。这样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盛衰存亡的大问题被搁置下来。
干部一年比一年老化，新老交替的问题一年比一年更严重地摆在党的面前。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1979年7月底， 邓小平在一次会议上指出，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已经确立了，现在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是组织路线的问题。解决组织路线问题，最大的问题，也是最难、最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