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龄大传-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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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疾病与迷信　
　　　　　　　　二十年代，宋美龄通过蒋介石而成为“第一夫人”，走上中国权力的舞台，也将随着蒋介石的去世而逐渐淡出台湾的政治舞台。　
　　　　　　　　对于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结合，很多人习惯于归类为政治婚姻，似乎两大家族纯粹的政治斗争的需要使二者牵着手进入教堂。其实，宋美龄与蒋介石还是感情挺深的，尤其是西安事变时的“美人救英雄”一时传为佳话。特别是到了晚年，宋美龄本人无子嗣分心，要论对亲人的感情，当然首推蒋介石了，正是所谓“少年夫妻老来伴”。可以说宋美龄与蒋介石的婚姻，既是政治需要，又是两人感情努力的结果。　

　　　　　　　　但是，人的生老病死的规律是不可抗拒的，风云一世的蒋介石没法让自己永远健康地活下去。　
　　　　　　　　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８５岁的蒋介石宣誓就任“总统”之职，当天由台湾电视公司向全岛转播蒋介石就职的实况。当播出蒋介石接受群众欢呼的画面后，摄像机转向去拍严家淦的特写镜头，此时不知是电视台出了什么故障，竟在屏幕下端打出了某电视连续剧的对白字幕：“大哥不好了！”似乎是严家淦在咒骂蒋介石的话。一些有迷信思想的国民党元老认为，这句话比宣统登基时摄政王载沣说“快了，快了，快完了！”的话语还要不吉利，联想到修中兴宾馆的事，许多人在蒋介石过世后，对蒋介石之死作了种种神秘的猜测。　

　　　　　　　　１９７１年以后，蒋介石的血管硬化和心脏扩大现象更严重了。１９７２年３月初，因前列腺肥大动了手术，但效果不佳，转成慢性前列腺炎。１９７２年５月２０日，蒋介石在充分地“伪装”之下，还参加了第五任“总统”的就职典礼。　

　　　　　　　　天有不测风云，就在蒋介石就职典礼两个月零两天后，即７月２２日下午，蒋介石突然昏迷了。到第二天，蒋介石仍然未苏醒，他只是梦语般地说出了一段不连贯的话，然后又人事不知了。到７月２７日，当局派人赴美国请到了享誉中外的余南庚博士来台为蒋介石治病，蒋介石才渐有起色，但仍未醒来。于是，蒋介石便住进了“荣民总医院”六号病房。住了一段时间后，有关方面嫌它太小又不够新颖，另外要“荣总”单列预算，兴建一处新的“总统”病房。遗憾的是这个大型的“总统”病房还未落成，蒋介石就已经病逝了，这是后话。　

　　　　　　　　蒋介石昏迷了好长时间，这段时间，是对宋美龄这一生最大的考验之一。宋美龄的一位资深随从回忆她在蒋介石昏迷期间的生活时说：“蒋介石生病的那一阵子，宋美龄的生活有了很大的转变，为了蒋介石，宋美龄曾经做过相当大的牺牲。”他所谓的“牺牲”，包括宋美龄日常生活作息长久以来形成的习惯，和她一向喜欢和官太太交际的习惯。　

　　　　　　　　台湾当局党政军要员在接到蒋介石病逝的通知后，于当夜赶到士林官邸，并在此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签字的仪式。首先是由蒋夫人宋美龄签，继之由“副总统”严家淦签。当“行政院长”蒋经国在其父遗嘱上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　

　　　　　　　　其后，“立法院长”倪文亚、“司法院长”田炯锦、“考试院长”杨亮功、“监察院长”余俊贤诸人都颤抖着提起笔在遗嘱上签了字。　
　　　　　　　　当时，蒋经国以长子身分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枢于台北市南６０公里外的慈湖湖畔，慈湖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的溪口镇。６０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介石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枢暂厝此地。　

　　　　　　　　蒋介石病逝后２小时零１０分，“行政院”于４月６日晨２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　
　　　　　　　　丧事处理完毕，国民党中央于１９７５年４月２８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问题，会议作出三项规定：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担任。　

　　　　　　　　在这次会议上，谷正纲曾提议让宋美龄继任总裁，但未获通过，而此时的宋美龄也早知蒋介石的传子意图，蒋经国已牢牢地将军权、政权掌握在手中，她此时再想捞取党权，确是难上加难，因此，她对当国民党总裁的兴趣也不大。　

　　　　　　　　１９７６年１１月，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蒋经国正式当选为国民党中央主席。　
　　　　　　　　至此，国民党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三易其名，由“总理”、“总裁”，演变为“主席”，由个人集权体制开始过渡到委员制，为日后台湾“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矗蒋经国当选中央主席是意料中事，除了其父的精心栽培之外，也有蒋经国本人的努力，更有阿谀之徒的趋炎附势。　


　　　　　　　　　
　　　　　　　　二十一、在蒋介石政治视野中　
　　　　　　　　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半年之后，以养病为名，到美国调养。之后，她又几度到美国作短期或长期停留。　
　　　　　　　　即使到了台湾以后，宋美龄还是经常往美国跑，对外的理由总是说“治脖。　
　　　　　　　　１９７５年９月１７日宋美龄启程赴美，行前发表书面谈话称：自己此次赴美一是因自己的同胞手足不幸过世，自己却无从诀别；二是侍候蒋介石三年，身心俱乏；三是“两年前，余亦积渐染脖，没有及时治疗，因此，这次到美国的目的是放松身心并治玻宋美龄赴美，实为争权不得之故。在蒋介石生病期间，宋美龄就在床前陪伴，一方面是尽夫妻之情，另一方面在算计着蒋介石去世后她将如何作为。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以为这是自己作为蒋介石夫人在老头子身后政坛上发挥作用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况且，国际上夫死妻继，妻子继承丈夫权力的先例也不是没有，加之她手下毕竟还有几个忠心的老臣，她有自己的山头，于是，宋美龄这个后母要与儿子蒋经国同分蒋介石留下的权力蛋糕，继续保持政治上的影响力，但此时的宋美龄已成为蒋经国“继位”的重大障碍，因此“太子”根本不买“母后”的账，反而步步紧逼。宋美龄深感自己多余，于是“愤而出走”。　

　　　　　　　　一生爱权的宋美龄，虽有一定的政治优势地位，但是在蒋介石严密的传子部署下，宋美龄的势力注定会逐渐遭受打击，宋美龄的争权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副总统”陈诚病逝后，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威望尚嫌不够，且缺乏民意与时机。１９６６年２月一届四次“国大”上，蒋介石精心选拔“副总统”，就是为蒋经国接班寻找最后的时机。　

　　　　　　　　一届四次“国大”上最热闹的一幕莫过于“总统”、“副总统”选举。　
　　　　　　　　“总统”择定后，“副总统”人选至关重要，因为它关系“传子”的战略部署问题。陈诚病逝后，副总统的职位一直虚悬，当一届四次“国大”来临之际，台湾舆论界一直认为副总统人选不外乎是张群、孙科、何应钦３个人之中必有其一。最后蒋介石提名时任“行政院长”的严家淦为“副总统”候选人。严家淦，字静波，又名属水，１９０５年１０月２３日生于江苏省吴县一个书香门第之家。蒋介石最喜欢严的两大长处：严家淦没有自己的班底，不拉帮结派；严家淦没有权力欲，为人颇圆融通达。　

　　　　　　　　１９７２年２月，正当蒋家王朝处于外交大溃决之际，６年一度的“选举”闹剧又在台湾上演，８６岁高龄的蒋介石在一番推托之后，再度当寻总统”，此时蒋介石已是风烛残年，自思来日无多，遂自荐长子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蒋经国出任“阁揆”，真可谓是受命于危难之秋。　

　　　　　　　　自蒋经国出行阁揆之日起，便宣告了蒋经国时代的来临。经过蒋介石的精心安排和扶植，国民党的政权顺利交接。　
　　　　　　　　而作为蒋介石夫人的宋美龄，在蒋介石去世前后也在积极活动，在政治舞台上谋求自己的一席之地。蒋介石生病住院期间，宋美龄亲自安排蒋介石的治疗和活动。　
　　　　　　　　宋美龄是亲美派，在她周围集聚了一帮人。在家族人情的包围内，有人提议让宋美龄多出面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在蒋介石百年之后能继任总裁。　
　　　　　　　　宋美龄是聪明人，她深知凭着自己的这点影响力根本击败不了蒋经国，因而采取守势，以静制动，静观其变。但她也不甘寂寞，就以“行政院长”人选问题开始向蒋介石施加影响。　

　　　　　　　　１９７２年，严家淦“内阁”辞职风声一出，宋美龄就想向蒋介石建议，提名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为“行政院长”，因为在大财阀孔氏家中，只有孔令侃对政治具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借此机会，孔令侃多次在姨妈宋美龄耳边吹风，希望她能帮帮忙。　

　　　　　　　　事与愿违，由于蒋介石传子心切，他根本听不进宋美龄的话。蒋介石一心一意想让儿子继承他的事业，在关键时期，他当然不会去听从宋美龄的话。于是，严家淦辞职后，蒋经国顺利当上了“行政院长”。　

　　　　　　　　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宋美龄办不成任何事。从孔令侃身上，宋美龄掂量出了自己在蒋介石心目中的位置。其他人也看出了蒋介石的传子企图，而自觉地投身到太子身边，在国民党元老中，能为宋美龄说话的人真是少而又少。　

　　　　　　　　蒋介石去世后，谷正纲等人曾提出可否让宋美龄出任国民党的总裁的议案，但广大国民党元老已不再把昔日光彩照人的蒋夫人放在眼里，因为他们知道，失去蒋介石的宋美龄，已经是没有任何权力可言，因此，他们舍弃了夫人，不同意宋美龄出任国民党总裁。　

　　　　　　　　随着蒋经国出任国民党中央主席及随后就任“总统”，宋美龄觉得蒋经国应放弃“行政院长”一职，此时，她又多次托人暗示能否让孔令侃组阁，但蒋经国仍然不买她的账，而是让孙运璇组阁。　

　　　　　　　　宋美龄没想到在行政院长人选上又碰了一鼻子灰。她意识到大势已去，于是，决定远走美国，去过清静的日子，除非有大事决不返台。　

　　　　　　　　　
　　　　　　　　二十二、无法再起　
　　　　　　　　１９８６年宋美龄回到台湾，发表了一篇《我将再起》的讲话。讲话的题目倒不新鲜，因为抗战之初，宋美龄曾写过同名作品，旨在呼吁同胞抗争，挽救民族危亡，这次讲话却是表达个人的某种愿望，颇有些令人寻味。　

　　　　　　　　至于宋美龄返台原因，主要是主持参加蒋介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其次，如果还有别的因素，就是她在纽约太寂寞了。除了在第五大道和孔令侃、孔令仪等孔家一家人接触外，只有偶尔到得克萨斯州孔令杰的庄园里走走，每年会客不过十次。　

　　　　　　　　多数在长岛别墅里，幸好宋美龄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基督耶稣可以与她做伴，否则将何以堪？　
　　　　　　　　她这次返台，多少也有以解寂寞的意思。早在１９８５年６月她在长岛款待台湾各市市长夫人访问团，当来自台湾的客人一致表示欢迎老夫人回台看看时，她曾透露，明年即１９８６年有些可能。１９８６年是蒋介石百年冥诞，蒋经国一奉请母亲大人，她当然也就欣然接受了。　

　　　　　　　　蒋经国派三子蒋孝勇前来纽约恭迎老夫人，并沿途陪侍，这是最恰当的选择。　
　　　　　　　　因为蒋孝文有病在身，而蒋孝武外放新加坡，蒋纬国之子蒋孝刚远在伦敦求学，此任务非蒋孝勇莫属。　
　　　　　　　　从１１月１０日起到１２月５日止，宋美龄在士林官邸接见台湾方面的官员，开锣戏由俞国华唱，压台戏由李国鼎唱，这中间包括“副总统”李登辉，“省主席”邱创焕、“五院院长”、各“部会首长”、台北市“议会议长”、台北高雄市“市长”；在武人方面，接见了“五虎上将”。只有两人未露面，９７岁的元老张群和９６岁的老将何应钦。这两将以岁龄而言，是应由宋美龄登门拜候的。　

　　　　　　　　多年以来一直冷淡宋美龄的美国报纸，此时在版面上也给她以应有的位置。《纽约时报》１１月３０日以“蒋的８５岁的遗孀在台湾仍是一股力量”为题，刊出美联社对她的台湾之行所作的报道。只是通篇缺乏实质性的东西，仅说她对蒋经国的改革计划，既未表示支持，也未表示反对。而党外杂志暗示蒋夫人将联合元老反对改革，台湾“警备总部”迅速没收了这些杂志。不过，这篇报道指出了一点：蒋夫人的影响力被认为仅次于她的丈夫。应该补充一句，今日在台湾仅次于蒋经国。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３１日，针对宋美龄发表的那篇文章，有些神经较敏感的人都认为她的“我将再起”和以前的“我将再起”，在意义上似乎不太一样，有着意在言外的暗示作用。那些人士因而认为，蒋经国若是看了这篇文章，心里一定别有一番滋味。　

　　　　　　　　但是，实际的情况并不是这么一回事。在蒋经国在世的最后的这段岁月，他对权力接班的布局虽然已作了一些安排，可是，包括宋美龄在内的人都对蒋经国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了惶恐不安的心情。那时，大多数的“宫廷派”人士对蒋经国选定的接班人李登辉了解的程度仍然相当有限。可是，他们对这位台湾的“副总统”实在是不能像对以前的“副总统”严家淦那样放心，对万一在蒋经国不幸病故后，李登辉能否当一个不恋栈权位的过渡“总统”，则充满了怀疑。这种怀疑，其实不是对李登辉怀有任何成见和敌意，而是植基于威权时代一种家天下的潜意识惯性，植基于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