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一部+反犹主义+林骧-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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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轻易地成了牺牲品，其中的原因不难找到。希特勒的宣传语言是法国人熟悉已久而且绝不会轻易忘记的。“法兰西行动”组织的“西泽主义”（Caesarism）和巴黑与莫哈（Charles Maurras）的虚无民族主义（nihilistic nationalism）从未以它们的本来形式成功过，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且都是负面的。它们缺乏社会远见，也不会用大众化的语言阐述他们在嘲弄理智时产生的那些精神上变幻不定的想象。
我们在此论述的主要是德雷富斯事件的政治面，而不是案件的法律面。其中明显地勾勒的是一系列二十世纪的典型迹象。它们在本世界最初几十年里模糊难辨，最后大白于天下，显现出它们属于现代社会历史的主流。经过三十年轻度的纯粹社会形式的反犹主义种族歧视，很难还记得“犹太人该死”的呼声在一个现代国家里上上下下到处引起回声，而这个国家曾经一度将国内政策集中在反犹主义的问题上。三十年来，关于一个世界性密谋的旧传说只不过是小报的花边文章和廉价小说的题材，整个世界不会轻易想到不久以前有一个国家绞尽脑汁，试图决定究竟由“秘密的罗马”还是“秘密的犹太”来主宰世界政治，那时“锡安长老们的草案”还不为世人所知。
同样地，在精神上自我仇恨的那种剧烈的虚无主义哲学，在世界暂时和平时会黯然失色，它本身并无突出的罪行可合理化那种夸张了的残暴和狂妄。朱尔斯．盖亨（Jules Guérins）还必须等将近四十年时间，建立类军事的冲锋队的时机才成熟。十九世纪经济的产物——失去社会地位的人必须在人数上大增，才能在政变之前成为强有力的少数派，但这在法国始终只是一场奇特的阴谋，只有在德国才会毫不费力地变成现实。纳粹主义的序曲曾在整个欧洲的政治舞台上演奏过。所以德雷富斯案件远远不止是一桩希奇古怪的、处置不当的“罪行”，或者一群用假胡子和墨镜化装起来的参谋部军官在夜晚的巴黎街上愚蠢地制造伪证的事情。事件中的英雄不是德雷富斯，而是克列孟梭，事件并非从逮捕一名犹太参谋军官才开始，它从巴拿马丑闻时就已经开场了。
㈡第三共和与法国犹太人
德．勒赛帕斯（Ferdinand de Lesseps）曾建造了苏伊士运河，他领导的巴拿马公司在1880至1888年间却进展甚慢。但是，法国国内在这段时间却成功地得到了1；335，538，454法郎的私人贷款。从法国中产阶级在金融问题上的审慎态度来考虑，这一成功的意义更加重大。巴拿马公司的成功奥秘在于，它的几笔公共贷款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国会的支持。建造运河一般被认为是公共的和国家的事务，而不是一椿私人事业。所以当公司破产时，真正受打击的是共和国的外交政策。直到几年之后才又明白，更重要的是导致了五十万中产阶级法国人的破产。新闻界和国会调查委员会得出大致相同的结论：公司早已在几年前破产。德．勒赛帕斯一直希望出现奇迹，梦想新的基金会推动这一事业。为了获得对新贷款的批准，他贿赂了新闻界、半数的议员、以及政府的全部高级官员。但是，此举必须雇用中间人，而中间人又要求过高的佣金。因此，这件事原先鼓舞了公众对事业的信心，亦即，国会支持贷款，最后却证实是一家不太可靠的私人企业从事一场大骗局。
受贿的国会议员或公司董事会成员中都没有犹太人。但是，雅克．雷纳克（Jacques Reinach）和考纳利斯．赫兹（Cornélius Herz）争抢向内阁成员发赏金的荣誉，前者在资产阶级政党中属右翼，后者属激进派（小资产阶级的反宗教党派）。雷那克在八十年代是秘密的政府财政顾问，因此处理财政部同巴拿马公司的关系。而赫兹的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他充任雷纳克和国会内激进派之间的联络人，因为雷纳克本人同他们之间没有沟通渠道；另一方面，这一职位使他能够深刻观察到腐败现象，因此能经常勒索他的上司，并且越陷越深。
这中间自然有许多犹太小商人替雷纳克和赫兹两人效劳。他们的名字当然已被人遗忘。公司的情况越不确定，佣金率自然就越高，直到最后，公司本身收到的钱就很少了。在公司垮台前夕，赫兹从一次国会内交易中就获得不下六十万法郎的预支。然而，过早支付这种预付款，使贷款难以进行，股东们口袋里就损失了六十万法郎。这场丑恶骗局使雷纳克走上绝路。不堪赫兹勒索之扰，他终于自杀了。
但是，他在自杀前不久采取了一个步骤，其结果本来也同法国犹太人无甚关系。他向反犹主义日报《自由论坛》（Libre Parole）的埃多亚德，德鲁芒（Edouard Drumont）递交了一份受贿议员名单，即所谓“支款人”，唯一的附加条件是报纸在向外界披露时必须隐去他本人的名字。《自由论坛》发行量达三十万份。它小心谨慎而又手法巧妙地利用了雷纳克奉赠的这次最佳良机。有罪之人的名单一小批一小批地分期刊登，致使几百名政治家每天早晨如坐针毡。整个反犹主义新闻界和反犹主义运动就随着德鲁芒这张报纸的发迹而最终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出现在第三共和国。
用德鲁芒的话来说，巴拿马丑闻使隐藏的事物显形了，它揭发了两件事。第一，它揭发出国会议员和政府官员变成了商人。第二，它显示出私人企业（此案中的公司）与国家机器之间的中间人几乎全是犹太人。最令人惊奇的是，所有这些同国家机器有密切合作关系的犹太人全是新来者。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时，国家金融管理一直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有效地控制着。他们的竞争对手贝莱尔兄弟（Péreires Brothers）建立了信贷流通公司，试图夺走部分权力，最后达成了妥协。1882年，罗斯希尔德集团仍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天主教联合总会（Catholic Union Génerale）破产，后者的真正目标是败坏犹太银行家们的事业。1871年和平条约会议结束后，法国方面的财政后事由罗斯希尔德处理，德国方面由勃莱赫罗埃德处理，勃莱赫罗埃德原先是罗斯希尔德家族的代理人。罗斯希尔德家族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政策：他们公开支持君主专制主义者，反对共和国。崭新之处并非它的君主专制主义倾向，而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一个重要的犹太金融力量公开反对现任政府。在此之前，罗斯希尔德家族一直是去适应任何一种执政的政治系体。因此，共和政体看来对他们是一种无用的政府形式。
几个世纪来，犹太人的政治影响和社会地位都归因于一个事实，即他们是一个封闭的群体，他们直接为国家服务，并因特殊贡献而直接受国家保护。他们同政府机构的直接密切系，只有在国家依然和人民保持距离，而统治阶级又对管理漠不关心时才有可能。在这种情况下，从国家的观点来看，正因为犹太人实际上并不属于社会，所以他们是社会上最可靠的因素。议会制度允许自由派资产阶级取得对国家机器的控制权。但是犹太人从来就不属于资产阶级的这个派别，因此他们用一种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既然国家政权现在有可能通过议会达到金融扩张，在程度上超过以往各个专制独裁或立宪政府的最具野心的梦想，那么它就不再像过去那样需要犹太人了。于是一些主要的犹太家族在金融政治舞台上渐渐失势，他们越来越多地投入反犹主义的贵族沙龙，他们梦想在那里用金钱支持反动派别，以恢复旧日的好时光。但是与此同时，其它犹太人的圈子，即新的犹太财阀，越来越多地参与第三共和的商业活动。罗斯希尔德家族几乎忘记，一旦他们从对于一个政权的积极兴趣上退却，为此他们付出丧失权力的代价，不仅立即失去对内合成员们的影响力，也失去对犹太人的影响力。犹太移民是首先看到机会的人。他们很清楚地懂得，共和国不是一个民族联合起义的逻辑结果。从对两万余名巴黎公社社员的屠杀、在军事失败和经济崩溃之后，实际上产生的政权的统治能力从一开始起就大有疑问。如此一来，三年之后这个濒临毁灭的社会就大声疾呼要一个独裁者。当它有了一个独裁者”——总统麦克马洪（E。P。M．de MacMahon）将军（他唯一的名声是在色当战役中战败）时，他个人立即变为旧派议员，并于几年后（1789年）被解职。但是社会中的各式人等，机会主义者、激进分子、联盟主义者、极右分子，都已决定要他们的代理人执行何种政策、使用何种方法。正确的政策是保障既得利益，正确的方法是腐化。1881年以后，用莱昂．塞Léon Say）的话来说，唯一规则是诈骗。
应该看到，法国的这段历史时期里，每一个政党内都有犹太人，就像过去每一个王室都有它的宫廷犹太人一样。但是二者差异很大。犹太资本对国家的投资帮助了犹太人在欧洲经济中发挥有益的作用。若无他们的帮助，十八世纪民族国家的发展及其独立的文官制度就不可能存在。西方犹太人之获得解放毕竟归功于那批宫廷犹太人。雷纳克和他的同伙们的幕后活动也并不能使他们长久富裕。他们所做的一切就是使商业与政治之间的秘密丑闻掩藏得更深。这些腐败体上的寄生虫向一个彻底腐败的社会提供了一种特别危险的不在场证明。既然他们是犹太人，那么当公众愤怒时，就可能使他们成为代罪羔羊。在此之后，一切事情仍可继续照旧。反犹分子们可以直接指责犹太人为腐败社会里的寄生虫，以“证明”犹太人无论在何处都是一群白蚁，破坏健康的机体。国家政体的腐败其实不用犹太人推波助澜：在一个非犹太人所属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社会的商业政策，以及商人的自由竞争理想，导致政党政治中国家的分裂；统治阶级不再有保护自身利益的能力，更不用说国家的整体利益了。反犹主义者自称爱国者，诱发了一种新的民族情绪，完全美化本民族人民，谴责其它一切民族。
犹太人之能成为隔离于社会之外的群体，唯一条件是他们有一个大致同质的、稳定的国家机器可资利用，而且这个国家机器乐于保护他们。国家机器挘グ芤鸪て谝岳匆览邓挠烫朔獗战撞憬峁沟慕馓濉Ｗ畛醯募Ｏ蟪鱿衷谛鹿榛姆ü烫酥鞯嫉氖挛裰校鞘沟钡爻錾耐チ丝刂迫ǎ饲樾尉屯鹿谕ɑ跖蛘褪逼谒⑸囊谎Ｐ吕凑咛钇搅松桃凳澜缬牍抑涞暮韫怠�
另一种过程更具灾难性，它与上一种情形同时发生，而且来自上面。国家解体为多个部分，它在打破犹太人的封闭社会时，并未将他们逼进一种真空，让犹太人得以在国家和社会之外生长。如果那样，犹太人就太富，而当金钱明显地是获得力量的必需条件之一时，他们就显得太强有力了。他们根据自己的政治知识，或更经常地根据自己的各种社会联系。宁可倾向于被社会各“界”（social sets）吸收。但是这并不导致他们的消失。相反，他们同国家机器之间维持着某些关系，尽管在关键形式上不同，仍能继续控制国家的商业。因此，虽然他们以反对第三共和而出名，但是仍然由罗斯希尔德家族承担俄国贷款事务，而阿瑟．梅厄（Arthur Meyer）虽受洗礼。而且宣誓效忠专制君主政体，仍然成为主管巴拿马公司事务的人之一。这意味着法国犹太人中的新来者继当地犹太入之后，构成了私人商业和政府机构之间的联络网。但是，如果说犹太人先前就组成了关系紧密的坚强团体，对国家明显有用处的话，那么此刻他们则是分裂为一些集团，互相敌对，然而又都从属于一个目的，帮助社会盘剥国家。
㈢军队与教士反对共和
从第二帝国时期留下来的军队，似乎同上述一切因素无关，也似乎同一切腐败现象无关。共和政府从来不敢去控制它，即使在布朗热危机（Boulanger crisis）中它公开表现出对专制政治的同情和参与了阴谋。军官阶级一如既往地由旧贵族世家的后代组成，他们的祖先作为移民在革命战争期间曾同他们的祖国作战过。这些军官受到教土的强烈影响，这些教士自从法国大革命以来，一直支持反动势力，反对共和政府。或许教士对出身抵微的军官也有同样强烈的影响，这些军官希望得到教士的帮助以获得提升，因为教会一向是认为才智同出身门第无关。
社会与议会的集团的变换和流动性很大，要进入这些集团不困难，所需效忠对象变化无常，军队与此相反。军队具有严格的排外性，其特点是等级制度（Caste system）。使军官们集合在一起，组成反对共和、反对一切民主影响的原因，既不是军旅生活涯的职业荣耀，也不是军队的集体精神，而是等级制度的纽带。军队拒绝国家对它的民主化要求，只服从它的内政权威，其结果十分明显。这使军队成为国家之外的一个整体，创造出一种军事武装力量，它的忠诚可以改变方向，谁也无法预料。这种受制于等级制度的力量倘若只是自己存在，既不拥护也不反对任何人，那只会出现在几近滑稽的政变故事里，自己并不愿意加入。最后，即使其着称的专制君主制，也只不过是一种借口，作为一个独立的利益集团，随时准备保护自己的特权，“而不顾甚至不借反对共和体制。”在德雷富斯事件期间的新闻记者和后来的历史学家们百般努力想解释军事权力和内政权力之间的冲突，说是“商人与士兵”之间的对抗。我们知道这种直接的反犹主义解释是多么错误。参谋总部的情报部门人员本身都很精通商业。难道不是他们公开地出卖伪造的档案，将它们卖给外国的武官（像皮货商人漫不经心地出卖皮张一样），然后又变成出卖荣誉和名声的共和国总统或者总统的女婿吗？事实上，德国大使馆武官斯瓦兹柯本急于发现更多的法国军事秘密，他的热心反而造成了法国反间谍机构这些先生们的窘迫，毕竟他们能出卖的只有他们制造的情报。
天主教政治家在执行其欧洲政策时把了大错，想象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