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歌-美国的本质-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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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战争期间，由于中国与美国军队的交战，在美国国民当中，产生了要求政府向北京扔原子弹的声音，那时的报纸经常登一些百姓要求向中国人扔原子弹的呼吁，美国政府也认真地考虑了这个做法。这时的美国已经把中国当作二战时日本一样的邪恶国家了。在美国基督新教的美国国民心里，一旦你被认为是撒旦、邪恶，那么对你的同情和怜悯或者妥协就都不存在了，你就注定是被灭亡的了，扔一颗瞬间杀死数十万人的原子弹也在所不惜。日本就是因为强烈的反基督教的政治体系和文明，而遭受了美国的原子弹。日本人说，假如当时美国的对手是欧洲国家，美国不会扔原子弹。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反映了美日之间除了现实的矛盾之外还存在的深刻的宗教文化对立。
尼克松时代，由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甚至战争，美国人看清了中国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色彩和实用主义态度，看清了中国在建设自己国家时进行的痛苦摸索。为了对付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苏联，同时也因为美国当时主持外交的是犹太人基辛格，美国对华实现了全面的缓和。
众所周知，基辛格是犹太人，不信奉基督教，在外交思想上注重地缘政治及利益关系，是梅特涅派外交信徒，基辛格的思想对美国对华关系的缓和起到了关键作用。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邓小平展开了务实的脱意识形态化的外交，国家利益成为在外交中高于一切的东西，意识形态退居其后。同时邓公在国内开始进行经济改革，扩大了经济自由，对外国实施开放，开始引进外国的先进体制。这时的美国人不再将中国看作是邪恶帝国，而将中国看作是类似于传统中国的异教之地。此时，影响中国进而改变中国的政策取代了敌对中国的政策，美国于是力图在中国的对外开放中影响中国，然后逐渐将中国纳入西方价值体系，以实现改造中国的目标。里根访华，沿途一路向中国人宣讲个人主义，苦口婆心地告诉中国人个人主义不是利己主义，而是人类赖以尊严地生活的基础，给中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感觉，这位身系世界安危的大人物，怎么有时间向中国人讲社会学课呢。其实，里根在传教，在向中国传产生于基督教文明的个人主义思想。里根的传教，是当时美国人对华良苦用心的一个缩影。
苏联及东欧事变以后，中国对社会主义体制的坚持，使得中国又差一点成为“邪恶势力”的代表。但此时的中国宣布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并采取了更加务实和脱意识形态的国内外政策，使得美国人看到了中国的传统的世俗主义和现实主义的政治态度，同时，中国社会也没有倒退，而是在改革开放上又进了一步。于是，美国又从敌对中国的策略上，回到了将中国拉入西方体系并在体系内改造中国的策略。美国这时与中国谈判WTO的加盟，要了高价，得了实惠，同时又将中国纳入了WTO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贸易体系，让中国上了市场经济的世界轨道，而且是一个强制性轨道。这是反映了这一时期美中关系的代表性举动。
美国进入小布什时代，美国基督教右派势力的急剧扩张，美国的外交政策由一些原教旨主义者把握，中国的现状已经不能满足虔诚的基督教信徒小布什及其代表的美国基督教保守派的要求了。在福音派眼里，中国是一个世俗主义、唯物主义、拜金主义、无神论、鼓励偶像崇拜的国家，是一个仅次于伊斯兰世界的准敌对势力，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基督教文明的力量。布什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在公开场合说，“祈祷中国早日成为文明国家”，反映了布什政府对中国的界定。于是，美国在对伊斯兰世界开战的同时，对中国开始了围堵打压。
现在，中国在国际上遇到的任何难题都有美国因素：
台海的紧张，有美国对台独势力的利用；
中日关系的紧张，有美国对日本右派思想及行为纵容以及用日本牵制中国的动机；
人民币升值，是为了打压中国出口势头以抑制中国经济的发展；
纺织品等贸易纠纷，背后是美国驱逐中国产品以帮助穷盟友进入美国市场的意图。
总之，处处与中国过不去，公开的叫板与私下的小动作连在一起，使得中国在国际上四处受到阻挠和牵制，甚至有时让人感觉中国“和平崛起”的愿望变得有些渺茫。中国政府说中国要和平崛起，就是要在崛起的过程中不要战争，崛起后也不要战争。但这个和平的愿望似乎有阻挠，就目前来讲，中日关系和台海形势就让人忧虑，二者背后都是美国因素在起作用。这让人想起当年日本在亚太地区与美国叫劲时的情形，那时日本要吞掉中国，一心要与美国妥协，让美国不要干涉中国事务，对美提出平分太平洋霸权的构想并保证美国的在华利益。但美国出于对日本天皇崇拜和法西斯的厌恶，出于遏止黄祸的动机，处处挤压日本，搞得日本人不得不怒而发动自杀性攻击，授予了美国直接打击日本的法律理由。
美国对中国的围堵打压，与美国掌权的福音派视中国为异教徒甚至是反基督势力的异教徒情节有关。
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第八章 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一、读解美国，不要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
用利益论来解释国家之间的外交的动机，有其正确性，比如，就像第一章所讲的，利益论非常适用于日本这样的彻底地世俗化的国家。日本在历史上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传统上是儒教的世俗主义国家，在近代也没被宗教化过，佛教一直是个人或阶层的信仰问题，从来没被提高到国家或政治权力斗争的高度。所以日本的外交一直遵循着最大程度实现国家利益的原则。
用利益论解释欧洲国家的外交也有实用性，因为欧洲国家虽然原来为基督教国，但现在已经世俗化，也遵循利益外交的原则。
欧洲和日本跟着美国的外交跑，是因为美国是西方盟主的缘故，美国因为历史原因和现实原因，二战后一直是西方的利益的整合者。但当意识形态与现实利益发生大的冲突的时候，欧洲与日本都会选择摆脱美国的意识形态外交的道路，而追求实现现实利益的外交，不为意识形态牺牲现实利益。这是世俗化国家的一贯作风。
但是，用利益论来解释美国的外交动机则不灵了，综上所述，美国的外交，是实现基督教理念、传播基督教理念的意识形态性外交。占国民86％人口的基督教徒左右着美国的政治经济，自然也左右着美国的外交。这些国民选出的总统，不仅反映着美国国民的世俗要求，也反映着美国国民的宗教诉求，而且，经常的情形是，总统本人往往就是更加虔诚甚至激进的基督教信徒。这就使得美国对外整体上变成了一个官工商民结合的传教实体，成为实践基督教理念的团体，这个基督教理念，就如前面所说，是美国的意识形态，也就是在全球实现自由民主人权等基督千禧国的梦想。
美国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区别，不是宗教政党与世俗化政党的区别，而是基督教信徒或基督教文明笃信者的不同集团的区别；克林顿与布什的区别也只是基督教文明护教者与狂热的基督徒之间的区别。在对外上，在异教徒面前，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因为都主要是基督教徒支持的政党缘故，他们执行的外交，都是干涉性的基督教理念外交；都在为实现全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秩序而努力，这个秩序，就是他们眼中认为是上帝意志的民主自由人权的社会体制。所以，民主党的克林顿可以打一场人权旗帜下的南联盟战争，共和党的布什也可以打两场针对伊斯兰世界的战争。
在这样的国民和政治家面前，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千百年来在欧洲大陆的进行的无数场宗教战争，联想起他们的祖先在欧洲为信仰牺牲性命的宗教热情，再看到依然存在于他们国家的深厚的宗教精神和情绪，利益论显然就不灵了。用利益论来解读美国，会陷入泛利益论的泥沼，而看不清其本质。
诚然，我们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也经常会看到美国人在为其战略资源国家安全等国家利益大打出手的场面，但这个国家利益，也很少会脱离美国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的战略目标。美国的国家利益与其外交的关系，就如在前言中所说，“美国人的外交虽然也经常表现为一城一池的争夺，一锱一铢必较的利益性外交，使人看起来美国的外交也执著于利益，但其从全局上，从来没有偏离过在全球建立基督教文明体系的战略目标，而且，其利益外交也是为实现其战略目标而服务的，利益外交仅仅是战术上的表现。”
泛利益论会误导对美国的读解。
比如，就如第一章起头所说，利益论的一个名言，就是：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这种说法就不适用于美国，容易让人忽略美国外交因基督教意识形态而产生的战斗性的本质。
美国有永恒的敌人，那就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
反基督者是一个宗教概念，是指来自撒旦的与基督精神针锋相对的人或实体，《圣经》认为反基督者的出现是必然，并在多处对他的出现作了预言。“反基督者”一词具体所指，因时代而异。在古代，疯狂迫害基督教徒的罗马皇帝尼禄被所有基督教徒认为是反基督者。在现代，希特勒及纳粹、苏联及斯大林都获取过这个称号。现在，独裁的、迫害基督教的，都是美国人眼中的反基督者，就像艾森豪威尔说，反民主就是反上帝。任何一个被认为是反基督的势力或人，都被美国人视为敌人，美国人的政策是必欲除之而后快，这是美国的一贯的持之以恒的政策。先是日本的崇拜天皇的反基督的军国主义体制、希特勒的反基督的纳粹运动、再是唯物主义无神论的共产主义运动、然后是近些年复兴的伊斯兰世界。
再比如，面对美国对中国的遏制和围堵打压，利益论者解释，中国的崛起威胁了美国独霸世界的地位，美国将中国看作争夺世界霸权的潜在对手，所以处处打压中国。
这种泛世俗化泛利益论的解释不符合客观实际。中国仅仅是日本经济的三分之一，是美国的近七分之一，欧盟的三分之一。并且，在产业结构上，在军事技术上，中国不仅与美国相差一截、甚至与欧盟日本都相差许多。中国成为美国独霸世界的竞争对手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现在世界上，在多数人眼里，还是与印度、巴西等一样的地区大国。
况且，国家实力并不是与美国形成对立的原因，如果论国家势力，欧盟和日本都有可能成为与美国争霸世界的对手，他们与美国的对抗势力和潜力，远在中国之上。但这些国家没有被美国视为对手或潜在的威胁，没有与美国在全世界各地争斗。印度的经济发展近些年也非常令人瞩目，也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在积聚势力，并且发展了核武力量。但印度也没有被视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或潜在威胁，美国甚至帮助其搞核力量。
但中国与美国明里暗里地交手。
中美之间现在的对立，究其本质，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是社会主义无神论与基督教有神论的对立，是传统的儒家式的务实主义与基督教追求天国精神的对立，是复活的佛教意识与基督教反偶像崇拜精神的对立，是试图将世界纳入基督教价值体系的努力与固守传统价值和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努力之间的对立。背后，是美国的基督新教信徒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的较劲，是美国基督教徒与中国的传统力量的较劲。
所以，中美之间的对立关键，是谁接受谁的价值观的问题，由于中国的官方价值观已经没有了当初的解放全人类的宏伟指向，相反，美国一直要建立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基督教文明体系，并一直在为之努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归根结蒂是，中国能不能接受美国的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上的文明的问题，也就是接受那套大众民主、全民性人权、广泛的自由等带有明显的近代基督教胎记文明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是靠人民币升值若干，对外贸易自我设限若干，或多买一些美国的波音飞机等做法能解决了的。
美国人的外交也会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比如说，与苏联联手打击希特勒日本法西斯，联手威胁不大的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对抗强敌苏联，联手伊斯兰世界的独裁政体打击本拉登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可以放弃意识形态主导的原则。美国人善于联合次要的敌人打击主要的敌人，然后再打击次要的敌人。与苏联联手消灭纳粹和法西斯日本之后，美国人就开始了对苏联封锁和对抗。谁是主要敌人，主要看谁是威胁基督教文明世界的当前的主要势力。这种灵活性也符合基督徒性格。基督教是一个非常重视智慧的宗教，耶稣多次告诉弟子，传教要有智慧，“要像鸽子一样驯良，像蛇一样智慧”。（1）智慧在基督教里甚至有着与上帝一样的高度，《圣经》的一些篇章说耶稣就是智慧，上帝与智慧一起创造了世界。用智慧解决问题是基督徒处世的一个原则，美国人在外交上也秉承了这一原则。
看清美国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外交的本质，而不用泛利益论的方法来分析其外交行为，这很重要，这样就会明白美国人眼中的真正的敌友及真实的外交动机与目的。
二、由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看中美关系的未来演变
具体到中美关系上，把握美国的国家本质，看清美国的外交实质，就会真正把握中美关系的实质，把握住美国的未来的国家及外交走向及中美关系的走向。
我们依据美国执著于意识形态外交的特点，立足于上述对美国国家和外交的本质分析，结合国际一些理论和人的看法，来看看今后中美关系今后的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