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金史-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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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决大河使北流德、博、观、沧之境。今其故堤宛然犹在，工役不劳，水就下必无漂没之患。而难者若不以犯沧盐场损国利为说，必以浸没河北良田为解。臣尝闻河侧故老言，水势散漫，则浅不可以马涉，深不可以舟济，此守御之大计也。若日浸民田，则河徙之后，淤为沃壤，正宜耕垦，收倍于常，利孰大焉。若失此计，则河南一路兵食不足，而河北、山东之民皆瓦解矣！”诏命议之。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温撒可喜言：“近世河离故道，自卫东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为狭。臣窃见新乡县西河水可决使东北，其南有旧堤，水不能溢，行五十余里与清河合，则由浚州、大名、观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旧堤，补其缺罅足矣！如此则山东、大名等路，皆在河南，而河北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为御备之计，进足以壮恢复之基。”又言：“南岸居民，既已籍其河夫修筑河堰，营作戍屋，又使转输刍粮，赋役繁殷，倍于他所，夏秋租税，犹所未论，乞减其稍缓者，以宽民力。”事下尚书省，宰臣谓：“河流东南旧矣。一旦决之，恐故道不容，衍溢而出，分为数河，不复可收。水分则浅狭易渡，天寒辄冻，御备愈难，此甚不可！”诏但令量宜减南岸郡县居民之赋役。五年夏四月，敕枢密院，沿河要害之地，可垒石岸，仍置撒星桩、陷马堑以备敌。
　　○漕渠
　　金都于燕，东去潞水五十里，故为闸以节高良河、白莲潭诸水，以通山东、河北之粟。凡诸路濒河之城，则置仓以贮傍郡之税，若恩州之临清、历亭，景州之将陵、东光，清州之兴济、会川，献州及深州之武强，是六州诸县皆置仓之地也。其通漕之水，旧黄河行滑州、大名、恩州、景州、沧州、会州之境，漳水东北为御河，则通苏门、获嘉、新乡、卫州、浚州、黎阳、卫县、彰德、磁州、洺州之馈，衡水则经深州会于滹沱，以来献州、清州之饷，皆合于信安海壖。溯流而至通州，由通州入闸，十余日而后至于京师。其它若霸州之巨马河，雄州之沙河，山东之北清河，皆其灌输之路也。然自通州而上，地峻而水不留，其势易浅，舟胶不行，故常徙事陆挽，人颇艰之。世宗之世，言者请开卢沟金口以通漕运，役众数年，竟无成功，事见《卢沟河》。其后亦以闸河或通或塞，而但以车挽矣。其制，春运以冰消行，暑雨毕。秋运以八月行，冰凝毕。其纲将发也。乃合众，以所载之粟苴而封之，先以付所卸之地，视与所封样同则受。凡纲船以前期三日修治，日装一纲，装毕以三日启行。计道里分溯流、沿流为限，至所受之仓，以三日卸，又三日给收付。凡挽漕脚直，水运盐每石百里四十八文，米五十文一分二厘七毫，粟四十文一分三毫，钱则每贯一文七分二厘八毫。陆运佣直，米每石百里百一十二文一分五毫，粟五十七文六分八厘四毫，钱每贯三文九厘六毫。余物每百斤行百里，平路则春冬百三十一文五分，夏秋百五十七文八分，山路则春冬百四十九文，夏秋二百一文。凡使司院务纳课佣直，春冬九十文三分，夏秋百一十四文。诸民户射赁官船漕运者，其脚直以十分为率，初年克二分，二年克一分八厘，三年克一分七厘，四年克一分五厘，五年以上克一分。
　　初，世宗大定四年八月，以山东大熟，诏移其粟以实京师。十月，上出近郊，见运河湮塞，召问其故。主者云户部不为经画所致。上召户部侍郎曹望之，责曰：“有河不加浚，使百姓陆运劳甚，罪在汝等。朕不欲即加罪，宜悉力使漕渠通也。”五年正月，尚书省奏，可调夫数万，上曰：“方春不可劳民，令宫籍监户、东宫亲王人从、及五百内里军夫浚治。”二十一年，以八月京城储积不广，诏沿河恩献等六州粟百万余石运至通州，辇入京师。明昌三年四月，尚书省奏：“辽东、北京路米粟素饶，宜航海以达山东。昨以按视东京近海之地，自大务清口并咸平铜善馆皆可置仓贮粟以通漕运，若山东、河北荒歉，即可运以相济。”制可。承安五年，边河仓州县，可令折纳菽二十万石，漕以入京，验品级养马于俸内带支，仍漕麦十万石，各支本色。乃命都水监丞田栎相视运粮河道。
　　泰和元年，尚书省以景州漕运司所管六河仓，岁税不下六万余石，其科州县近者不下二百里，官吏取贿延阻，人不胜苦，虽近官监之亦然。遂命监察御史一员往来纠察之。五年，上至霸州，以故漕河浅涩，敕尚书省发山东、河北、河东、中都、北京军夫六千，改凿之。犯屯田户地者，官对给之。民田则多酬其价。六年，尚书省以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县官以为无与于己，多致浅滞，使纲户以盘浅剥载为名，奸弊百出。于是遂定制，凡漕河所经之地，州府官衔内皆带“提控漕河事”，县官则带“管勾漕河事”，俾催检纲运，营护堤岸。为府三：大兴、大名、彰德。州十二：恩、景、沧、清、献、深、卫、浚、滑、磁、洺、通。县三十三：大名、元城、馆陶、夏津、武城、历亭、监清、吴桥、将陵、东光、南皮、清池、靖海、兴济、会川、交河、乐寿、武强、安阳、汤阴、监漳、成安、滏阳、内黄、黎阳、卫、苏门、获嘉、新乡、汲、潞、武清、香河、漷阴。
　　十二月，通济河创设巡河官一员，与天津河同为一司，通管漕河闸岸，止名天津河巡河官，隶都水监。八年六月，通州刺史张行信言：“船自通州入闸，凡十余日方至京师，而官支五日转脚之费。”遂增给之。
　　贞祐三年，既迁于汴，以陈、颍二州濒水，欲借民船以漕，不便。遂依观州漕运司设提举官，募船户而籍之，命户部勾当官往来巡督。四年，从右丞侯挚言，开沁水以便馈运。上又念京师转输之劳，命出尚厩牛及官车，以助其力。兴定四年十月，谕皇太子曰：“中京运粮护送官，当择其人，万有一失，枢密官亦有罪矣！其船当用毛花辇所造两首尾者，仍张帜如渡军之状，勿令敌知为粮也。”陕西行省把胡鲁言：”陕西岁运粮以助关东，民力浸困，若以舟自渭入河，顺流而下，可以纾民力。”遂命严其侦候，如有警，则皆维于南岸。时朝延以邳、徐、宿、泗军储，京东县挽运者岁十余万石，民甚苦之。元光元年，遂于归德府置通济仓，设都监一员，以受东郡之粟。定国军节度使李复亨言：“河南驻跸，兵不可阙，粮不厌多，比年，少有匮乏即仰给陕西，陕西地腴岁丰，十万石之助不难。但以车运之费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庆关渡入河，东抵湖城，往还不过数日，篙工不过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则是百人以数日运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余万斛，且无稽滞之患。”上从之。时又于灵璧县潼郡镇设仓都监及监支纳，以方开长直沟，将由万安湖舟运入汴至泗，以贮粟也。
　　○卢沟河
　　大定十年，议决卢沟以通京师漕运，上忻然曰：“如此，则诸路之物可径达京师，利孰大焉！”命计之，当役千里内民夫，上命免被灾之地，以百官从人助役。已而，敕宰臣曰：“山东岁饥。工役兴则妨农作，能无怨乎？开河本欲利民，而反取怨，不可！其姑罢之。”十一年十二月，省臣奏复开之，自金口疏导至京城北入壕，而东至通州之北，入潞水，计工可八十日。十二年三月，上令人覆按，还奏：“止可五十日。”上召宰臣责曰：“所余三十日徒妨农费工，卿等何为虑不及此。”及渠成，以地势高峻，水性浑浊。峻则奔流漩洄，啮岸善崩，浊则泥淖淤塞，积滓成浅，不能胜舟。其后，上谓宰臣曰：“分卢沟为漕渠，竟未见功，若果能行，南路诸货皆至京师，而价贱矣。”平章政事驸马元忠曰：“请求识河道者，按视其地。”竟不能行而罢。二十五年五月，卢沟决于上阳村。先是，决显通寨，诏发中都三百里内民夫塞之，至是复决，朝延恐枉费工物，遂令且勿治。二十七年三月，宰臣以“孟家山金口闸下视都城，高一百四十余尺，止以射粮军守之，恐不足恃。傥遇暴涨，人或为奸，其害非细。若固塞之，则所灌稻田俱为陆地，种植禾麦亦非旷土。不然则更立重闸，仍于岸上置埽官廨署，及埽兵之室，庶几可以无虞也”。上是其言，遣使塞之。夏四月丙子，诏封卢沟水神为安平侯。二十八年五月，诏卢沟河使旅往来之津要，令建石桥。未行而世宗崩。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六月，复以涉者病河流湍急，诏命造舟，既而更命建石桥。明昌三年三月成，敕命名曰广利。有司谓车驾之所经行，使客商旅之要路，请官建东西廊，令人居之。上曰：“何必然，民间自应为耳。”左丞守贞言：“但恐为豪右所占，况罔利之人多止东岸，若官筑则东西两岸俱称，亦便于观望也。”遂从之。
　　六月，卢沟堤决，诏速遏塞之，无令泛溢为害。右拾遗路铎上疏言：“当从水势分流以行，不必补修玄同口以下、丁村以上旧堤。”上命宰臣议之，遂命工部尚书胥持国及路铎同检视其堤道。
　　○滹沱河
　　大定八年六月，滹沱犯真定，命发河北西路及河间、太原、冀州民夫二万八千，缮完其堤岸。十年二月，滹沱河创设巡河官二员。十七年，滹沱决白马岗，有司以闻，诏遣使固塞，发真定五百里内民夫，以十八年二月一日兴役，命同知真定尹鹘沙虎、同知河北西路转运使徐伟监护。
　　漳河
　　大定二十年春正月，诏有司修护漳河闸，所须工物一切并从官给，毋令扰民。明昌二年六月，漳河及卢沟堤皆决，诏命速塞之。四年春正月癸未，有司言修漳河堤埽计三十八万余工，诏依卢沟河例，招被水阙食人充夫，官支钱米，不足则调碍水人户，依上支给。
　
　　
　　




　　　　　　　
脱脱》金史》志第九




志第九
　　　　　　　　礼一
　　○郊
　　金人之入汴也，时宋承平日久，典章礼乐粲然备具。金人既悉收其图籍，载其车辂、法物、仪仗而北，时方事军旅，未遑讲也。既而，即会宁建宗社，庶事草创。皇统间，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辂，导仪卫，陈鼓吹，其观听赫然一新，而宗社朝会之礼亦次第举行矣。继以海陵狼顾，志欲并吞江南，乃命官修汴故宫，缮宗庙社稷，悉载宋故礼器以还。外行黩武，内而纵欲，其猷既失，奚敢议礼乐哉！世宗既兴，复收向所迁宋故礼器以旋，乃命官参校唐、宋故典沿革，开“详定所”以议礼，设“详校所”以审乐，统以宰相通学术者，于一事之宜适、一物之节文，既上闻而始汇次，至明昌初书成，凡四百余卷，名曰《金纂修杂录》。凡事物名数，支分派引，珠贯棋布，井然有序，炳然如丹。又图吉、凶二仪：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小卤簿九节以备郊庙。而命尚书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远也。是时，宇内阜安，民物小康，而维持几百年者实此乎基。鸣呼，礼之为国也信矣夫！而况《关雎》、《麟趾》之化，其流风遗思被于后世者，为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爝火之燃，蔡流弗东而余烬灭矣！图籍散逸既莫可寻，而其宰相韩企先等之所论列，礼官张暐与其子行简所私著《自公纪》，亦亡其传。故书之存，仅《集礼》若干卷，其藏史馆者又残缺弗完，姑掇其郊社宗庙诸神祀、朝觐会同等仪而为书，若夫凶礼则略焉。盖自熙宗、海陵、卫绍王之继弑，虽曰“卤簿十三节以备大葬”，其行乎否耶？盖莫得而考也，故宣孝之丧礼存，亦不复纪。噫！告朔饩羊虽孔子所不去，而史之缺文则亦慎之。作《礼志》。
　　南北郊
　　金之郊祀，本于其俗有拜天之礼。其后，太宗即位，乃告祀天地，盖设位而祭也。天德以后，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礼浸备。
　　南郊坛，在丰宜门外，当阙之巳地。圆坛三成，成十二陛，各按辰位。濆墙三匝，四面各三门。斋宫东北，厨库在南。坛、濆皆以赤土圬之。北郊方丘，在通玄门外，当阙之亥地。方坛三成，成为子午卯酉四正陛。方濆三周，四面亦三门。朝日坛曰大明，在施仁门外之东南，当阙之卯地，门濆之制皆同方丘。夕月坛曰夜明，在彰义门外之西北，当阙之酉地，掘地污之，为坛其中。常以冬至日合祀昊天上帝、皇地祗于圜丘，夏至日祭皇地祇于方丘，春分朝日于东郊，秋分夕月于西郊。
　　大定十一年始郊，命宰臣议配享之礼。左丞石琚奏曰：“按《礼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祖配上帝也。’盖配之者，侑神作主也。自外至者无主不止，故推祖考配天，尊之也。两汉、魏、晋以来，皆配以一祖。至唐高宗，始以高祖、太宗崇配。垂拱初，又加以高宗，遂有三祖同配之礼。至宋，亦尝以三帝配，后礼院上议，以为对越天地，神无二主，由是止以太祖配。臣谓冬至亲郊宜从古礼。”上曰：“唐、宋以私亲，不合古，不足为法。今止当以太祖配。”又谓宰臣曰：“本国拜天之礼甚重。今汝等言依古制筑坛，亦宜。我国家绌辽、宋主、据天下之正，郊祀之礼岂可不行？”乃以八月诏曰：“国莫大于祀，祀莫大于天，振古所行，旧章咸在。仰惟太祖之基命，诏我本朝之燕谋，奄有万邦，于今五纪。因时制作，虽增饰于国容，推本奉承，犹未遑于郊见。况天休滋至而年谷屡丰，敢不敷绎旷文、明昭大报。取阳升之至日，将亲享于圆坛，嘉与臣工，共图熙事。以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有事于南郊，咨尔有司，各扬乃职，相予肆祀，罔或不钦。”乃于前一日，遍见祖宗，告以郊祀之事。其日，备法驾卤簿，躬诣郊坛行礼。
　　仪注
　　斋戒：用唐制。大祀，散斋四日，臻斋三日。中祀，散斋二日，致斋一日。
　　天子亲祀，皆前期七日，摄太慰誓亚终献官、亲王、陪祀皇族于宫省。皇族十五以上，官虽不至七品者亦助祭受誓。又誓百官于尚书省。摄太尉南向。司徒北向，监祭御史在西，监礼博士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