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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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史诗上独一无二的。”
我截取的《散宜生诗·序》里的这段话，足以说明问题。今天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大概没有谁能写出这样的诗序了。
戴浩平反以后，分了房子结了婚，结束了流浪汉生活，人事关系调到了中国电影家协会。故而，他到我家的次数越来越少。母亲虽然惦念，但心里是高兴的。1983年的冬天，一个大清早儿，戴浩突然不请自来。
几句寒暄之后，母亲问：“你今天大老远地跑来，该是有什么事吧？”戴浩笑笑，老脸上竟泛出羞涩，却不开口。
“你婚也结了，和苏曼意（即戴浩新婚妻子）过得还好吧？”
“还好，只是从前流浪惯了，现在被看管起来，还真不习惯哪！”
“那你还有什么要紧的事情？”
“李大姐，有件事在办理之前，我必须求得你的谅解。”戴浩说这话的时候，神情有些局促。
“什么事？”母亲不由得也跟着紧张起来。
“入党。”
“共产党？”
“我的李大姐，当然是入共产党啦。如果是加入周颖的国民党（指“民革”）或者是你的那个农工党，我 还需要求得什么谅解呢？”
母亲满脸惊诧。
我忍不住大笑，说：“戴叔，你把头发向左分了二十三载（反右前戴浩头发是向右分缝，自划右第二日始，头发向左分）才让人家识得忠心在。”本是一句玩笑话，不想惹得他脸红到脖梗儿。
母亲不再说什么了，一个劲儿地转悠，不停地递烟送水。
我又接着说：“戴叔，你知道现在的群众私下里，对入党的人说些什么吗？”
“说什么？”
“某人入党了，咱们群众队伍又纯洁多了。”
戴浩从沙发上站起来，让母亲和我坐下后，郑重其事地说：“不是我主动要入的，夏衍跟我谈了好几次， 他有个心思——希望二流堂的人都能解决组织问题。”
“也包括吴祖光？”我问。
“也包括。”戴浩点点头。
“不可思议——”我还想再往下说，母亲用眼神制止了我。
戴浩吃了不少茶点后，说：“李大姐，我吃点心，把它当作午饭了。因为这事我还要告诉老聂。”他去了。
母亲揣测：聂绀弩不会说出什么“好听”的。
果然。聂绀弩在弄清了戴浩的来意后，激动异常，高声说：“这个党你想进去，我正想出来呢！当年，我要是知道共产党是今天这个样子，我决不会参加的，它简直比国民党还糟糕。五十年来，共产党一直以改造世界为己任，其实最需要改造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因为所有的错事、坏事、肮脏事，都是它以革命的名义和‘正确’的姿态做出来的，可怜中国的小老百姓！我不是悲观，而是失望。时至今日，我还没有看到共产党内部出现能够承担改造自身的力量。现在提出的任务是现代化，其实，外面是现代的，里面是封建的，专制体制没有变化。上层是现代的，下层是古代的，老百姓还是锄头老牛。这些，如果不加以彻底改变，这个共产党只能推倒重来。也许还不用别人推倒。一党专权，官僚体制，山头宗派，思想钳制，享乐腐败，急功近利，好大喜功，裙带关系，虚报浮夸等等，这些东西加在一起，搞来搞去，自己就倒了；闹来闹去，闹到亡国为止。”戴浩一再向他解释，说自己心里全明白。聂绀弩却说：“在我们这个国度，政治即使不是唯一的存在，也是最大的现实了。浩子，你可真是个现实主义者呀。”戴浩曾对我说：个性是老聂的文风、诗骨，也是的他力量。但是我觉得，聂绀弩的火气不单属于个性问题。他能恪守良知，清醒地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社会文化批判的坚韧和敏锐，使思想摆脱外力的操作，回到了自身的轨道，并开始了自由的吟唱，这正体现出聂绀弩的见解有着穿越时间和征服人心的力量。而那些眼下看来极具现实意义的人和事，将很快消失在没有意义的背景里。
自聂绀弩出狱后，每逢他的生日（夏历除夕），母亲和陈凤兮、朱静芳都要去做寿，来客带去许多吃的。大家高高兴兴，边吃边聊，一呆就是大半日。这一天的聂绀弩也梳理得清清爽爽，穿得干干净净，脸上洋溢着浅浅的笑容。如果我的姐夫没来的话，他就要宣布：“今天你们吃不到好鱼啦！”随后，赶紧补充一句：“但我有好酒，请老大姐喝。”除了这几位老大姐，钟敬文夫妇、陈迩冬夫妇和戴浩也是必来的。没几年，母亲便渐渐感觉到周颖不大愿意老大姐们去看望聂绀弩和祝寿了。
一次，南方朋友带来上等的活螃蟹，母亲连忙给周颖打电话，兴奋地说：“我明天去你家，给绀弩送去最好、最肥的活螃蟹。”那边传来的话是：“我们老聂不爱吃。”连句道谢的客气话也没有。母亲被“噎”得半晌说不出话，坐在沙发上直发愣。她当即决定第二天请陈凤兮、朱静芳来家聚会，一起吃螃蟹。住在三里屯的陈凤兮，早早地来了。两人坐定，母亲便把昨天电话遭“噎“的事告诉了她，并说：“我怎么觉得周颖的思想意识不大健康呢？好像很不愿意我们同绀弩往来。”陈凤兮一把抓住母亲的手，说：“李大姐，一篓螃蟹让你察觉到了周颖的变化，我可是早领教了。我去看绀弩，她脸色就不好；老聂叫我去，她气色也不好，真是奇怪得不可理喻。所以，我现在也是尽量少去。老聂找我下棋，我顺便做些汤、菜带去。看他吃得那么香，心里真难过。”这一年，临近聂绀弩生日。周颖打来电话说：“李大姐，最近我们老聂的身体不大好，生日就不过了，你们也就不必来了。”
后来，陈凤兮约了另外几个老大姐，准备一起去看看聂绀弩，也被周颖借故推掉。一向温良忍让的母亲，愤愤地说：“受苦的日子过去了，我们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了。周颖大概觉得我们配不上与大作家往来了。”
母亲是个有决断的人。她不再去聂家。后来，母亲索性与周颖也断了联系。过了一段时间，周颖突然打来 电话，说：“我们老聂很想念李大姐。”母亲把电话给了我，说：“问周颖有什么事，告诉你就行了。”
没过多久，周颖亲自登门，双手握拳做作揖状。说：“李大姐，我是特地向你道歉来了。老聂对我大发脾气，质问我，那几个大姐怎么都不来了？是你搞的鬼，不让她们来的吧？你不要这些朋友，我要这些朋友。你马上给我到永安里去向李大姐道歉。说我对不住她。再拿些钱出来，请李大姐、凤兮、老朱和小愚吃饭，算我请的。要找最好的西餐馆。”发怒的聂绀弩着实吓坏了周颖，便直奔我家。母亲答应她，去吃西餐。
一周后，我们聚会在西单民族饭店的西餐厅。周颖站在大门口，亲自迎接客人。点菜的时候，气质高贵的陈凤兮接过菜单，专找好的挑。她偷偷地对母亲说：“菜点得再贵，钱也化不完。要化少了，周颖回去一说，肯定还要挨骂。”席前佳肴飘香，座客笑语哗然。愉快的老大姐们个个兴奋，每个人都喝了酒。那是北京的十月，树上还没有一片落叶，些微的黄色点缀在夏季的老绿之中，它预示着秋日的来临。阳光和煦，凉云掠地，这是京城一年中最好的日子。母亲的脸红红的，和陈凤兮手挽手出了大堂。她俩让周颖带话给聂绀弩，说：“我们吃得很舒服，很满意。”
1982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虚岁八十，俗话说：做（寿）九不做十。我和母亲由于先要到崇文门新侨饭店拿上预先订制好的大蛋糕，所以赶到聂家的时候，已有不少客人到了。母亲走到聂绀弩的房间，发现有个生面孔坐在那里。母亲朝“生面孔”点个头，便对聂绀弩说：“我和小愚祝你生日快乐。”说罢，转身来到周颖的房间，坐下。房间的一角已经堆着许多蛋糕。
我悄声问母亲：“那个人是谁？”
母亲白了我一眼，没好气儿的说：“舒芜。”
舒芜就是他！天哪，从五十年代初我的父亲赡养他的亲舅以来的数十载，这个名字我可是听二老念叨了千 百遍。只怪自己刚才没瞧清楚，我真想再进去看看。
随即聂绀弩跟了进来，对母亲说：“李大姐，你先在这里休息，我等一下就过来。”
谁知不到一刻钟的工夫，陈迩冬夫妇、钟敬文夫妇就挪了过来，再加上个老顽童戴浩，我们这间小屋挤得 热气腾腾。后来，舒芜走了。我欢呼着跑到了聂绀弩的房间，大叫：“给聂伯伯拜寿啦！”
母亲拉着周颖的手，让她挨着聂绀弩坐好。对我说：“给老寿星拜寿，也要给老寿婆拜寿呀！”
聚会持续到下午三点来钟，大家陆续散去。母亲和我是最后离去的客人。
1983年夏历除夕，是聂绀弩的八十岁生日，正日子。周颖事先说了：去年大家作过了八十寿，今年不做了。
生日的清晨，聂绀弩早饭吃罢，没有象以往那样朝床上一躺。他对周颖说：“你把写字台给我收拾出来。”
又让她找出宣纸。
“你要写什么？”周颖问。
“写诗。”
“送给谁？”
“虚度八十，来日无多。我今天要给三个大姐各抄一首诗留做纪念。”
子曰学而时习之，至今七十几年时。南洋群岛波翻笔，北大荒原雪压诗。
犹是太公垂钓日，早非亚子献章时。平生自省无他短，短在庸凡老姐知。
这首诗原是题为《八十》三首中的头篇，聂绀弩将原作中的尾句“短在庸凡老始知”改为“短在庸凡老姐知”，即为赠诗。手迹装在牛皮纸大信封里，由陈凤兮送来的，她对母亲说：“我和老朱也有同样的一篇。”
诗写得既凝重又清淡，就像他的一生，凝重如此，清淡如此。母亲看了又看，读了又读，对我说：“去配个镜框来，我要挂在自己的房间。”直到母亲永远合上双眼，《八十·赠李大姐》仍高悬于壁。
此后的两、三年时间里，周颖也多次打来电话，不过均与聂绀弩无关，是请母亲疏通医院关系给她的朋友看病。母亲说：“周大姐，对不住，现在的医院我一个人都不认识了。”在此期间，周颖把家搬到了劲松一区111号楼。1986年聂绀弩病逝，母亲是从《光明日报》上得知这个消息的。她在等，等周颖寄来讣告和参加追悼会的通知。一天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上班，时近中午看见了刚进门的老院长张庚先生。司机告诉我，他刚参加完追悼会，情绪不好。
我心内一惊，问：“谁的追悼会？”
答：“一个叫聂绀弩的人。”
回家后，吃罢午饭。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给母亲，母亲的眼圈立刻红了。
第二天下午，沉默一日的母亲像是自语，又像在对我说：“绀弩去了，我和周颖的关系到此结束。”但母亲对聂绀弩的死，仍难释怀。她问陈凤兮。陈凤兮说，自己什么也不知道。再问朱静芳。朱静芳说：老聂死的时候，有如平时靠卧在床头看书、口述。所以，遗体弯得像一张弓，怎么也弄不平了。
斯人寂寞，悠然去矣。
后来，在陈凤兮家里的写字台上，我看到聂绀弩的家乡京山县编辑出版的一本《聂绀弩还活着》的纪念集，书很厚实，约有三十多万字。又听说，京山县府将一所中学命名为“绀弩中学”，将一条新修的马路命名为“绀弩大道”。再又听说，当地一家轻工机械公司买断了马路冠名权，“绀弩大道”改叫“轻机大道”了。
以后，母亲听民革的朋友说，周颖又搬家了，搬到民革中央新建的宿舍楼，四室一厅。房子好，面积大，地段也好，就在东黄城根大街民革中央办公大楼的旁边。母亲叹道：“绀弩没住上这好房子。”我说：“聂伯伯未必肯搬去住。”母亲吃惊地望着我。
在经历许多死亡和背弃后，无父无母、无夫无后的我觉得自己比聂绀弩活着的时候，更加靠近了他，准确地说，是靠近了他的灵魂。魂兮飞扬，魄兮栖止。他的魂魄飘泊何所？不是新源里，也非八宝山，他坐卧和呼吸在属于他自己、也属于我们大家的文学篇章里。聂绀弩一生积淀了二十世纪后五十年中华民族经历的所有血泪与艰辛，但历史毕竟提供了客观，时间最终显示出公正。
2003年2月初稿于美国萨克拉门托市，6月修改于北京守愚斋
注释：
注释⑴：聂绀弩（1903——1986）作家。笔名耳耶。1903年1月28日（夏历除夕）生于湖北京山县城。
县立高小毕业。1922年任国民党讨伐北洋军阀之“东路讨贼军”前敌总指挥部秘书处文书，同年到吉隆坡任运怀义学（小学）教员。1923年任缅甸仰光《觉民日报》、《缅甸晨报》编辑。1924年考入广州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第二期，参加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东征，任海丰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官。东征胜利后，1927年回广州考入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年回国。1928年在南京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副主任。与周颖结为夫妇。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因参加反日运动，离职逃往上海。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1933年编辑上海《中华日报》副刊《动向》，得识鲁迅。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任新四军文化委员会委员兼秘书、编辑军部刊物《抗敌》的文艺部分。1939年任浙江省委刊物《文化战士》主编。1940年任桂林《力报》副刊《新垦地》《野草》编辑。1945年、1946年任重庆《商务日报》、《新民报》副刊编辑，西南学院教授。建国后，历任中南区文教委员会委员，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中国作家协会理事兼古典文学研究部副部长，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兼古典部主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1955 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开除党籍，送北大荒劳动。1960年回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工作。同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1967年1月2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关押，1974年由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宣判为无期徒刑。1976年10月获释。1979年3月10日由北京高级人民法院撤消原判，宣告无罪。4月7日由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