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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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走的是湘赣。父亲和母亲到了火车站，发现与之同行的有邵力子夫妇，陈半丁等人。这一路，天气甚好，他们与邵老谈诗，与半老论画。与罗隆基相伴的人是康同璧（康有为之女）母女。
父亲悄声对罗隆基说：“看来，此行的主角是你我。”
罗隆基点点头。
父母参观的城市有南京、上海、杭州、绍兴。但不久即发现，这些历史上最富庶的地方，物质供应竟极其匮乏。去绍兴坐的是船，船行水上，又有清风明月，邵力子酒兴大发，一个劲儿地说，想喝“加饭”。上了酒，却无菜。见此情状，不管是左派、右派，还是陪同的统战部干部，谁也不吭声了。
母亲琢磨出何以无菜的原因，偷偷对父亲说：“我们的一日三餐在计划之内，是上边指示，地方事先筹办好的。邵老饮酒是个意外，意外就露了馅。我分析得对吗？”
父亲不语，神色冷凝。因为他看到了红旗下掩盖的贫困。
回到北京，父亲和罗隆基写了书面的思想汇报，感谢中共所提供的学习、改造机会。材料送上，如石投大海。统战部既不说好，也不说歹。
罗隆基原先还在期待着什么，后来便也明白了。不禁慨然道：“伯钧，你说对了。不过是安抚我们罢了。”
我第一次去罗隆基的家，是他打电话向父亲借阅每日三本的《参考消息》。自当上右派，统战部取消了他看“参考”的资格，这可能与他降级过低有关。所以，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向父亲借些来看。
我说：“爸爸，让我骑车送去吧！我还没去过罗伯伯的家呢。”
父亲同意了，又板起面孔，故意装得很严肃的样子，说：“你去要当心！他对女孩子是有魔力的！”说罢，俩人相视而笑。
这是在（一九）59年8月的一个下午。罗隆基住在东黄城根附近的迺兹府胡同12号，这也是一座四合院，不过比我家那所宅子的格局要小得多。罗隆基先把我带到书房。地板、坐椅、茶几、写字台、书架，没有一丝灰尘，干净得吓人。每种报纸、期刊，在书架上均有固定位置。在书架每层隔板的外沿，他都贴着用毛笔写的标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画报》《争鸣》等。写字台上放着一部极厚的洋装书，书是打开的。罗隆基告诉我，这是一部外交史。
我说：“这么厚，要多久才看得完。”
“小愚，这你就不知道了，罗伯伯看英文比读中文还要快呢。”他给我泡了一杯茶，指着杯中泛起的新绿，说：“这种龙井是上品。小愚，我是把你当贵客呀。”
我摘掉草帽，满头是汗。罗隆基连忙跑了出去，拧了个湿毛巾来，说：“这是一条新毛巾。”接过毛巾，有香气扑鼻。
他打开电扇，电扇是放在地板上的。见我不时用手指按住飘起的裙边，又走过去，蹲下，调整螺丝，将扇头压底。
发现我喝不进烫茶，罗隆基再次起身出去，隔一会儿，端来一杯放了冰块的凉开水：“小愚，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还热不热？渴不渴？电扇的风大不大？”
17岁的我，生平第一次受到一个男性如此体贴入微而又礼貌周到的接待。突然，我的脸红了。
“罗伯伯，这倒水，沏茶，收拾房间，每天都是你做的？”
“亲爱的小愚，我和你爸爸都是右派，又是联盟。但实际上我哪里比得了他。你家还有司机、警卫、勤杂、秘书、保姆。我呢，落得个孤家寡人，从早到晚，形影相吊哇。”
我环顾四周，只有电扇发出的声响。他这个家，安静得有些过分。
罗隆基知道我是学文的，他的话题就从学文开始。问我：“现在文科教材里面，有没有现代文学史？”又问：“在现代文学史里面，有没有新月派？”再问：“新月派里面，有没有罗隆基？”
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因为我学戏剧文学，不开现代文学史课，而在我自己所读的现代文学史里，新月派宗旨已不是从“那纤弱的一弯分明暗示着，怀抱着未来的圆满”，给“社会思想增加一些体魄，为时代生命添厚的一些光辉”的文学流派。官方认定的文学史上，说新月派在政治上是既反对国民党、又与共产党作对的第三种力量的代表，并因为受到鲁迅的批判而处于受审的历史地位。
罗隆基见我回答不出提问，便给我上起课来：“小愚，罗伯伯要告诉你，新月派的人都是很有才华的，象徐志摩、梁实秋、胡适、沈从文、梁遇春。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团体，不过是常有几人，聚餐而已。在一起的时候，讲究有个好环境；吃饭的时候，爱挑个好厨子。我们的文风各有不同，你罗伯伯专写政论，对时政尽情批评，几十篇写下来，被人叫做新月政论三剑客，另二人一个是胡适，一个叫梁实秋，都去了台湾。可惜现在新月派被否定，罗伯伯被打倒，你读不到我的文章了。比如我写的‘非党员不能做官，为作官尽可入党’一句，恐怕就已不只是国民党政权底下的事实了吧。”
罗隆基常跟我提到昔日好友闻一多，他告诉我：一多和他同是清华辛酉级同学；闹学潮的时候，同受“自请退学”的处分；一起飘洋过海到美国留学；一道在芝加哥成立倡导国家主义的大江会；回国之后二人又与徐志摩、胡适等人创办《新月》杂志社。当然我还知道：是他介绍闻一多、李公朴参加民盟；（一九）46年闻一多被害，上海各界在天蟾舞台公祭，罗隆基丢掉准备好的稿子，慷慨激昂演讲，会场霎时风起云涌，达到了高潮。罗隆基走下讲台，邓颖超跑过去激动地紧握他的手，一再感谢，致意。
提起闻一多，罗隆基又说：“当年在清华读书，闻一多擅诗，我长文。一多曾一度专注学术，对我介入政治也有微词。但一多被杀害，成了烈士；你罗伯伯活着，成了右派。现在我揣想，假如你父亲和我从外国归来都不搞政治的话，我俩会成为很好的教授，我还可能成为一个不亚于一多的文学家。”
我至今都相信他说的话。遗憾的是，罗隆基不是闻一多，也不可能是闻一多。这是因为尽管闻一多与罗隆基同属中国的自由民主派。但解放前的毛泽东，为夺取江山的需要，是把他们当作社会的中间派来争取的；而建国后稳坐江山的毛泽东，则把民主派等同于右派，视为打击对象了。所以，40年代的闻一多，成为中国民主派的英雄。而50年代的罗隆基做为中国自由知识份子的代表，只有去充当挨打的反面角色了。
他请我去客厅看看。如果说，我家的客厅是古色古香的话，那么罗宅的客厅则有些洋里洋气了。茶几中央是一束黄色唐菖蒲，插在一个缠枝莲花纹的青花赏瓶里，瓶高颈细，花繁色雅。仅这样一束花，就使屋子里充溢着柔润清丽之气。
我问：“罗伯伯，这花从哪里来的。”
“我买的，每星期在东安市场买一次。你喜欢这种颜色吗？”
“喜欢。”
“你下个礼拜来，我就换个别的颜色给你看。我喜欢鲜亮的颜色，要不然，你罗伯伯就更老了。”
我的父亲从不买切花，他喜盆栽和露养。
罗隆基的客厅，没有多少古董。只在一个菲律宾木的玻璃大橱里，摆放着青花瓷的各式器皿。他对我说：“瓷器里，我只好青花，也只买青花。我不管官窑还是民窑，只要我喜欢，就可以了。”
罗隆基推开橱门，取出一只青花大碗，指着碗壁绘制的松下高士、锄地得金等四组人物构图，说：“这是康熙官窑的东西。”
他举着碗，让我靠近细观：果然那上边的人物形象生动，山川草木层次清晰，图案繁密。他还拿出青花瓷盘、青花玉壶春瓶和一个造型别致的青花小罐，让我把玩。别看罗隆基以“喜欢就行”为收藏标准，其实，他有鉴赏力。
令我吃惊的是：客厅四壁，悬挂的全是仕女图，有张大千的、徐燕荪的、叶浅予的、傅抱石的、梁黄胄的、张光宇的。父亲酷爱书画，在各种画作里，他极少买仕女图。即使买了，也不挂。记得有一次琉璃厂送来一幅张大千的水墨仕女图，由于画的是女人的一个背影，十分清淡，且写意味道甚浓。父亲买了，也只在客厅挂了3日，便叫洪秘书卷了起来。那时，我正爱看大美人，心里自不高兴，但父亲解释说：“正屋挂女人像，不雅。”
我把父亲的这个观点告诉了罗隆基，他把眼珠子一瞪，嘴角一咧，说：“小愚，谁象你爸爸那么有福分，（一九）57年后，我是人去楼空呀！我买仕女图，叫做画饼充饥，我的章小姐，你懂吗？”
他特别声明今天之所以挂这么多幅画，完全是为了我。
最后，他带我参观了他的卧室。迎面是一张大大的双人床，床上叠放着一方毛巾被。被单、枕头、窗帘，均为白色，质地或棉或纱。床头柜上是台灯、座钟和一只小铃。这间屋子，我似乎能感受到主人内心生活的落寞。
“罗伯伯，你的床头为什么要有小铃？”
“我有心脏病，有时在夜间发作。一旦有病情，我就按铃，外面的人就可以知道了。”
我们又回到客厅小坐。罗隆基赶忙从书房，把我的绿茶和冰水端到了客厅，让我慢慢喝，并遗憾地解释：“我因为有糖尿病，家里不备糖果，也很少买水果。小愚，你莫嫌罗伯伯小气呀。”
父亲说他爱向女性献殷勤，看来是一点也没有冤枉他。但是，他的殷勤献得来如此自然自如又自在，我觉得这简直就属于是一种天性了。
我说：“罗伯伯，爸爸夸你精通国际政治和西方法律，是这样吗？”
他笑了，神情得意地说：“你爸爸说对了。但有一点需要补充。那就是我也懂中国的法律。比如中国历史上政治比较清明、经济发展迅速的所谓‘盛世’、‘治世’和‘中兴之世’，都和统治者整饬法制，振肃朝纲的政治活动相关。你一定看过通史啦，那上面讲到的汉代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包括明代的仁宣之治，都是这样的。”
回到家中，我的话匣子就打开了，说到最后，我告诉父亲：“爸爸，让我高兴的是，罗伯伯没有把我当小孩子。”
父亲故意瞪眼，喝道：“这恰恰是最危险的。”
我大乐，父亲也乐。
在庆祝反右倾胜利的同时，所有的中国人的肚子开始品尝饥饿。三年自然灾害来了，“老羸转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无数”。当代社会用萧条恐怖的景象，来显示“民以食为天”的古训。章罗的聚会，原本出于精神的目的，现在也被物质的欲求所充实。形式上，也相应地从清谈变为聚餐。聚餐的建议是罗隆基提议的，无固定日期，实行ＡＡ制。基本成员有罗隆基、陈铭德、邓季惺、赵君迈、康同璧母女、父亲、母亲和我。偶尔有黄绍竑、周舫文。聚餐之前，相互用电话联系，订下人数与时间。至于地点，就看每次是由谁做主持了。如是陈铭德、邓季惺夫妇，自然是在四川饭馆。去“新侨”、“听鹂馆”等供应首长的内部餐厅，则由父亲出面。
为此，罗隆基半开玩笑地对我说：“小愚，你罗伯伯后悔啦！我要象你爸爸一样，赶快认罪该有多好，能保留部长级待遇。当时不知利和弊，现在看出得与失。你爸爸是肉蛋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肉类和蛋类），我是糖豆干部（指每月配给一定数量的白糖和黄豆）。连”新侨“的西餐都吃不成啦。”
那年头，除居民定量供应的粮油、副食、肉类、芝麻酱、肥皂之外，其余的东西均以高价出售。故有“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手纸上茅房”的民谚流行。下一次馆子，花销不菲。我们的聚餐常常是半月一次。8人一桌，约费8、90元。我家3人，母亲每次须带4、50元。
经过一段时间，母亲有些不安了。对父亲说：“我们这些右派，常常这样吃饭，会不会让人家有看法？怀疑我们又搞什么活动了？”
“怕什么！吃饭总不犯法吧？”
经父亲这么一说。母亲心里不嘀咕了。电话一约，这7、8个人准时到齐。
事情居然有那么凑巧。一次，约定在专门供应首长的新侨饭店六层的西餐厅吃饭。进门，见已有一桌人围坐在那里。再走近些，发现这些人的面孔并不陌生。原来是史良、胡愈之、楚图南、周新民、高天、吴晗……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民盟的左、右两派在这里碰面了。别说是父亲和罗隆基，就是我，也感到十分地不自在。奇怪的是，左派先生似乎更觉得不自在。刚才还在边说边吃，现在都哑巴了，吃闷头儿饭。
我们选了一个和他们距离最远的餐桌。父亲挑的座位是背向他们，罗隆基偏选个位置正对着胡愈之。
父亲说：“努生，我们两个是民盟的，你看要不要过去打个招呼？”
“伯钧，你不要动，为什么非要我们过去？他们就不能过来？”说罢，罗隆基把身子板挺得直直的，好让瘦小的胡愈之能一眼瞧见自己。
年过八旬的康同璧，全然不解这种紧张局势，操起一口广东官话，大讲其父南海先生在伦敦地下餐厅吃龙虾，因付不起钱而受窘被困的故事。大家特别认真地听，个个都想尽量在这样的认真中，忘掉“那一桌”的存在。
那一桌很快吃完了。周新民走过来和我们一一握手，左派撤离。
“老罗，下次民盟开会又有新材料了。”父亲虽是笑着说的，但不无担心。
“你不是说过，吃饭不犯法吗！”罗隆基扶了扶镜架，气呼呼的，脸也是红的。
康同璧的女儿罗仪凤小姐伏在我耳边，说：“小愚，你看他这时象不象一只好斗的公鸡？”
聚餐多了，我就发现每次饭罢，罗隆基和罗仪凤二人并排而行，不是快步于前，便是缓行于后。他们用英语交谈，罗隆基说话的语气柔顺和婉，罗仪凤那双深陷的眼睛，亮得发光。
我问父亲：“他俩怎么了？干嘛老单独在一起。”
“努生在献殷勤，仪凤大概在恋爱。傻丫头，已经长这么大了，还不懂人的感情。”父亲虽责怪我，却有一种兴味在里头。
一日，罗隆基打来电话，对父亲只说了句：“伯钧，不要出去，我要马上过来。”
电话弄得父母很紧张，不知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