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史-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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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主一把铁锄。天平胜宝7年（公元755年）的东大寺领越前国桑原庄券中有寺方在上年购入很多锄、锹、镰的记载，可见当时铁制农具的使用相当普遍。
农业生产技术也有了很大改进，出现了犁，开始用牛耕田。畜力的利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在水稻生产中，广泛采用了先进的插秧技术和割茎法。水稻品种可分糯与粳，早稻与晚稻。旱地作物的品种有大麦、小麦、粟、大豆、小豆、养麦等。在园田里栽培的品种有漆树、桑、麻、苏子、芝麻、及蒜、韭菜、葱、茵、荫、瓜、芋等。政府为扩大耕地面积，役使农民兴修沟渠、池塘、堤坝等水利设施。
采矿业自大化改新以来迅速兴起。天智天皇7年（公元668不）越后奉献石油、煤炭；天武天皇2年（674）对马奉献银子。此后政府大力开发矿山。奈良时代已被开发的地下资源有美作、备中、备后、近江的铁，周防、长门、丰前的铜，下野、陆奥的金，对马的银，伊势的水银等。矿山是朝廷派国司和生产者开发。当时矿山规模不大，产量也很有限。
农业的发达，矿业的兴起，为手工业生产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手工业分官营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两种。中央的各寮、司设置手工业作坊，生产高级手工产品。如内藏寮制作靴和鞍，造兵司制作武器，织部司生产纺织品等。手工业作坊的生产者是品部和杂户，生产形式与大化改新前基本相同。除了朝廷的手工业作坊外，又有国衙、郡衙的作坊，这些作坊也生产技术水平较高的手工业品。家庭手工业则生产较简单的产品。
金属工业，铸造、锻造、镀金、雕金等技术已达很高水平。东大寺的卢舍那大佛是高16公尺左右的巨大铜像。据《大佛殿碑文》记载，铸造这尊大佛耗费739560斤铜、12618斤白银、10446两金、58620两水银。铸造这样巨大的铜佛需要高超的技术，费时达10年。
纺织业。官营作坊生产锦、续、罗、绣、嫌等高级纺织品，供皇室及贵族享用6家庭纺织业一般生产布、统、绢之类，生产目的是为了家庭自用和缴纳庸调。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派挑文师＇注1＇到诸国推广织锦、织续技术，结果地方也能生产高级纺织品。《延喜式》＇注2＇列举诸国上缴的锦、续、罗等高级织物的种类和数目。
奈良时代造纸技术相当发达。纸的品种有“谷纸”、“麻纸”、“斐纸”、“檀纸”、“宿纸”等。“麻纸”用于写诏书、佛经等。由遣唐使带到中国的日本纸，深受中国人的赞赏，唐玄宗就很喜欢用日本
纸。＇注3＇
漆，用于制造漆器和干漆佛像。由官营作坊生产，漆工采用螺钿、平脱、末金缕等技术，制造极其精美。
商业发展。平城京设有东西两市，能内等地也出现了市，如大和的轻市、海石榴市、三轮，河内的饵香市以及摄津、伊势、近江、美浓、播磨、备后、纪伊、骏河、越后各有一市。和铜元年（公元708年）仿唐开元通宝铸造银币、铜币——“和铜开弥”。此后至10世纪铸造12种铜钱，这12种铜钱称为皇朝12钱＇注4＇。铸造和铜开弥之后，政府于和铜4年（公元711年）发布蓄钱叙位令，以奖励用钱。又采取用钱支给季禄，畿内及其周围各国用钱纳调等利于用钱的措施。但由于商品经济尚不发达，除了京畿内外，流通不广，交易仍以物交换为主。“和
铜开弥”作为古代中日经济文化交流的见证，于公元1970年10月在中国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
第二节 班田制的动摇与庄园制的产生
一、班田制的动摇
班田法与租庸调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8世纪后开始动摇。
首先，由于土地不足，不能如数班田。畿内及其周围人多地少的地区尤为严重。养老7年（723）将奴婢的受田年龄提高到12岁。延历11年（公元801年），6年一班改为12年一班。班田农民分得的土地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大都是下田、下下田等贫瘠土地。
其次，因手续繁杂而不能按期班田。要进行班田必须受太政官的命令，造授口帐和校田帐，把它呈报太政官，经太政宫核定批准之后才能开始。在校田困难，行政能力低下的情况下，完成这一程序往往需要数年时间，所以班田不能按期进行，对新增的受田人口也不能班给口分田。
沉重的椿役负担和公私高利贷的盘剥，使班田农民贫困不堪。每当青黄不接时，农民被迫接受国家贷稻（“公出举”）和私人贷稻（“私出举”），利率竟分别高达百分之五十和百分之百。这种高利剥削不仅不能使农民维持再生产，反而更加贫困。据天平2年（公元730年）越前国（今福井县）义仓帐记载，在1019户中，920户即90％是等外户（最穷户）＇注5＇，。又据公元750年（或公元730年）安房国（今千叶县）义仓帐记录，415户中有等外户327，下下户69。山上忆良在《贫穷问答歌》中写道：“炉灶断青烟，釜蛛丝斑。奈何无米炊，相对泣无言。”这就是当时班田农民的生活写照。他们为了生存，采取多种形式的斗争。在申报户籍时，常把男子报为女子，正丁报为次丁，用这种虚报户籍的办法，逃避徭役和兵役。他们交纳的庸布粗糙得不能使用。当人们实在不堪忍受时，便背井离乡，逃亡他方。由于班田农民的逃亡，大量土地荒芜。据天平12年（公元740年）远江国浜名郡输租帐记载，1086町输租田中，227盯变成荒废田。政府采取种种手段，严禁农民逃亡。和铜2年（公元709年）朝廷禁止畿内及近江国“百姓”（指富裕农民）隐藏和役使逃亡者。灵龟元年（公元715年）又决定，凡逃亡他乡寄居3个月以上者，在当地负担调庸（“土断法”），但逃亡的人数有增无已。神龟3年（公元726年），山城国爱岩郡云上里和云下里的计帐记载，在431人中，有62人逃亡，其中包括不少丁女和奴婢。逃亡的农民和奴婢，渴望开垦荒地，成为自耕农，但多数无力开垦，少数开垦几亩地也被当地寺社、富豪兼并掉了；因此，其中有一部分人便铤而走险，进入山泽，打击豪强，被统治阶级诬称“盗”和“贼”，大部分则不得不进入贵族和寺社的领地。这些领地后来变成庄园，逃到这里的奴隶和农民成了庄民。
二、庄园制的产生
政府为了增加税收，奖励开垦，养老6年（公元722年）计划在东北地方开垦100万町步。＇注6＇次年（公元723年）颁布“三世一身法”，规定凡新修沟池开垦的土地多少不限归开垦者三代所有，而利用原有沟池开
垦的土地则只许开垦者一代所有。但这一法令没有达到政府预期的目的，因为垦田届时交给国家，所以“农民怠倦，开地复荒”。政府遂于天平15年（743）发布“垦田永世私财法”。该法令承认，按身份地位规定的限额之内开垦的土地为永久私有。＇注＇这一制度促使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迅速向封建土地私有制转化。贵族、寺院凭借财势，困占土地，驱使手下奴婢、邻近班田农民以及逃来的农民和奴婢进行大规模开垦。他们通常在垦地上修建管理者的住宅和仓库。
这些建筑叫做庄家或庄所，管理人叫庄长。由庄家的庄长经营的垦田称庄或庄园，庄园的名称由此起源。垦田是初期庄园形成的主要笼径。贵族、寺院还靠买进、霸占附近班田农民的口分田和垦田，不断扩大自己的庄园。原有寺社的寺田、神田，贵族的值田、职田、功田也逐渐变成他们的庄园。
自公元8世纪后半叶至公元9世纪出现的庄园称初期庄园。庄园由庄园领主直接经营或委托庄长管理。庄长有中央贵族、寺院派去的，有任命当地豪族的。庄园的土地大部分出租给邻近班田农民耕种。据东大寺越前国桑原庄材料看，雇用劳力开垦的土地，一般出租给班田农民。“开田23町，功稻2300束。”＇注8＇“功稻”即以实物支付的汇钱。“见开（现在开垦的土地——引者）32町并卖却，末开64町2段116步……去岁卖田32町直2160束，12町町别80束，20町町别60束。”＇注9＇“卖却”是出租的意思。可见开垦的32町土地全部出租，每町80束的租额约当地获量的五分之一。庄园有一部分土地作为“佃”，领主直接经营。
据贞观18年（公元876年）《近江国爱智庄定文》记载，全部耕地12町中，10町出租，2町作为“佃”直接经营。“佃”是依靠庄民的劳役耕种，平安中期以后“下人”也成为“佃”的耕作者。庄园领主提供种子、农具、费用，收获全部归自己。
寄住庄园的“浪人”被编入“浮浪帐”，缴纳庸、调。他们分得小块土地耕种，向领主交纳相当数量的实物地租，并为主人提供无偿劳动。这种庄民的负担仍很重，但对原班田农民来说，摆脱了律令制下的过重徭役；对奴婢，是一定程度的人身解放。这是班田农民和奴婢通过斗争取得的。
初期庄园制是封建地主的大地主所有制，但庄园要输租田，领主要向国家交纳田租，庄民要交纳庸、调，所以初期庄园还保留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残余。在初期庄园制下，庄民租种庄田增加了收入，在提高直接生产者的生产兴趣方面，庄园制比班田制有进步作用。庄园制的产生标志着日本早期封建制的发展。
在8、9世纪，各地出现拥有相当数量的牛、马、稻、钱和垦田的富裕农民。＇注10＇他们用贷稻代纳庸、调等形式，迫使周围负债农民隶属于自己。债户被迫耕种债主的垦田或债主买进的土地。债主提供种子、粮食，收获全部归债主。这种土地叫私营田。私营田的广泛出现是在9、10世纪，经营者不单是富裕农民，还有各级贵族。
第三节 朝廷内部的权势之争
随着班田制的动摇，权贵之间的矛盾斗争相当激烈。藤原不比等死后，在朝廷握有实权的是高市皇子之子左大臣长屋王。藤原氏想立不比等的女儿光明子为皇后，以确立在朝廷中的势力，但遭到长屋王的反对。天平元年（729），藤原氏制造阴谋迫使长屋王自尽。事后立光明子为圣武天皇（724—749在位）的皇后，藤原不比等的四个儿子藤原武智麻吕、藤原房前、藤原宇合、藤原麻吕掌握了政权；但天平9年（737），不比等之子武智麻吕四兄弟因恩天花相继死去，朝廷的实权落入桔诸兄之手。葛城王桔诸兄是栗限王和县犬 养三千代所生，与光明皇后是同一母亲，历任大纳言、右大臣、左大臣。桔诸兄执政时代，圣武天皇摆脱藤原氏的束缚，重用从唐朝回来的玄防、吉备真备，遭到贵族阶层，特别藤原氏的反感。藤原氏伺机恢复原来的政治地位。天平12年（740），藤原宇合之子大宰少式藤原广嗣上表请求除掉玄防和真备，不等朝廷的答复就在九州举
兵。朝廷便征发东海、东山等五道军队17000人，以大野东人为大将军开赴九州。板柜河会战后，广嗣已注定失败了。后在值亮岛被捕杀死，叛乱乎息。藤原广嗣叛乱发生后，政局更不稳定，首都相继由乎城京迁至山城的恭仁宫、近江的紫香乐宫、摄津的难波宫，天平17年（公元745年）又迁回平城京。
圣武天皇想借助佛教的威力缓和社会矛盾，天平13年（公元741年）下令每国建造国分寺（金光明四天王护国寺）、国分尼寺（法华灭罪寺）和七重塔，还令每国的国分寺抄写《金光明最胜王经》一部，国分尼寺抄写《妙法莲华经》一部。天平15年（公元743年），建造卢告那大佛和大量寺院，耗费巨大，从而加深了社会危机。藤原广嗣叛乱后，桔诸兄逐渐失去势力，代之而起的是受孝谦天皇（公元749年—公元758年在位）宠信的藤原武智麻吕的第二子仲麻吕。
仲麻吕极力维护律令制，多少减轻些人民的负担。中男的年龄由17岁以上改为18岁以上，正丁的年龄由21岁以上改为22岁以上，以防班田农民逃亡。天平宝字元年（公元757年）施行其祖父藤原不略等制定而搁置达39年的《养老律令》。失势的桔诸兄之子桔奈良庶吕，乘人民苦于建造大佛的机会，联合对仲麻吕不满的皇族和大伴氏、佐伯氏等贵族，策划起兵，欲杀仲麻吕，撤换天皇。但由于内部有人告密，公元757年被镇压。
奈良麻吕之乱后，为缓和阶级矛盾，仲麻吕将农民的最大负担杂徭减半，免除天平胜宝8年（公元756年）以前高利贷的利息。淳仁天皇（公元758年—公元764年在位）即位后，仲麻吕受名惠美押胜，官至大师（太政大
臣）。不久因孝谦（女）上皇宠信僧侣道镜，仲麻吕的势力急剧下降。
天平宝京8年（公元764年）仲麻吕起兵，想夺回失去的势力，但事败被斩。仲麻吕拥立的淳仁天皇被废，流放到淡路岛。孝谦上皇再次即位为称德天皇（公元764—770年在位）。道镜受天皇重用，天平神护元年（765）
被任命为太政大臣禅师，第二年被任命为法王。道镜俗姓弓削连，河内国土豪出身，在葛木山中修掸，后进内道场为禅师。这种土豪出身的僧侣侍女皇劈宠，进入中枢，可见当时政治的混乱。道镜施展佛教政治，一面在宫内设置法王宫职及内竖省（掌握后宫武装力量）以其弟弓削净人充当长官，一面建造玉殿（在宫廷的东院）、西大寺、西隆寺等以推行祟佛政策。贵族对道镜掌权本来极为不满，加之惠美押胜之乱后饥荒不断发生，米价腾贵，社会愈不安。后道镜想篡夺皇位，但末达目的。宝龟元年（公元770年）称德天皇死后，藤原百
川和藤原永年拥立天智天皇之孙白壁王为天皇（光仁天皇），道镜被流放到下野国药师寺。
第四节 日唐文化交流与白凤、天平文化
一、遣唐使的派遣
日本皇室为汲取隋唐王朝统治经验和先进的科学文化，多次遣使到中国和唐朝修好。自舒明天皇2年（公元630年）至宽乎6年（公元894年）间，共任命遣唐使19次，其中成行并到达长安的有13次。
遣唐使有大使、副使、判官、录事四等宫，有时在大使之上置执节使或押使（代表）。这些人是从通晓经史、长于文墨、精通唐朝情况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中选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