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第3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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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加纳不得不对教学作了某些改革，“故今之弘文，学课较前为胜”
②
一场要求改革教学和不合理的管理规则的斗争以中国留学生的胜利而结
束。
斗争期间，鲁迅曾将“弘文散学”的情况写信告诉过周作人；斗争胜利
③
后，鲁迅又曾写信告诉他：“弘文事已了，学生均返院矣。”
“学生之哄，不无可原。我辈之挤加纳于清风，责三矢于牛入，亦复如
此。”可以看出，鲁迅是积极参预了这一斗争的。
②
③ 《弘文学院学生退校善后始末记》，《江苏》第1 期。
① 《记留学日本弘文学院全班生与院长交涉事》，《浙江潮》第3 期。
② 《敬上乡先生请令子弟出洋游学书》，《浙江潮》第7 期。
③ 《旧日记中的鲁迅》，见《鲁迅小说中的人物》。
… 50…
《斯巴达之魂》和
中国近代拒俄运动
《斯巴达之魂》是鲁迅青年时代的作品，写的是古希腊人英勇抗击入侵
者的故事。其中可能既有鲁迅翻译的成分，也有他改写、创作的成分。
鲁迅为什么要译作这样一篇小说呢？当我们把它放到 20世纪初叶的历
史背景中去加以考察时，就会发现，它是近代中国拒俄运动的产物。鲁迅写
它，是为了借斯巴达人不惜以生命保卫祖国的英勇事迹，激励中国青年奋起
抗击老沙皇对中国的侵略。
小说译作于1903年，发表于同年6月东京中国留学生出版的《浙江潮》
第5期和11月出版的第9期上，署名“自树”，后来被收入《集外集》。
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一面参加八国联军侵入我华北地区，一面又派遣
军队占领了我整个东北三省。“它们杀人放火，把村庄烧光，把老百姓驱入
黑龙江中活活淹死，枪杀和刺死手无寸铁的居民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中
国的战争》，《列宁选集》第1卷215页）沙皇尼古拉二世狂妄地准备成立
①
所谓“黄俄罗斯”。1903年3月，沙俄政府不仅拒不履行按期分批撤兵的
协定，而且进一步向清朝政府提出侵略东北的蛮横要求。于是，一场中国人
民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在各地兴起。
1903年4月27日，上海各界人士一千多人首先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于29日，在东京也召开了全体大会，决定成立拒俄义勇
队。会上，群情激昂，纷纷签名入队。他们向清朝政府发电报，写信，要求
立即开赴前线，与沙俄侵略军作战。信中说：“亡国之惨，痛于杀身；奴隶
之辱，酷于斧钺。生为无国之民，不如死为疆场之鬼。苟得亲握寸铁，■刃
②
于俄人之腹，虽摩顶放踵，犹有余甘” 。与此同时，留日中国女学生也组织
赤十字社，准备随义勇队出征，担任看护。
5月2日，留日中国学生第二次集会，将义勇队改名为学生军。11日，
再次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军国民，就是武装国民。它要求每个会员有“保
全国土，扶植民力”的责任。军国民教育会揭露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强盗面目，
③
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俄罗斯驻兵东三省，包藏祸心，志在吞并”，决心
④
“以拒俄为天下倡”。
在这同时，北京京师大学堂的学生也在4月30日举行了抗争集会。上海
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同样组织起义勇队，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稍后，湖
北、安徽、直隶、江西、浙江、广东等地也掀起了拒俄运动。
《斯巴达之魂》正译作于拒俄运动高潮时期。当时，鲁迅正在日本东京
弘文学院学习。他决心一辈子献身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誓言“我以我血
①
荐轩辕”。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
积极参加了东京中国留学生的各项爱国活动。
拒俄义勇队在写给清朝政府的信件中，曾慷慨陈词：“昔波斯王泽耳士
① 《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69 页。
② 《拒俄事件》，《浙江潮》第4 期。
③
④ 《军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 期。
① 《且介亭杂文末编·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
… 51…
以十万之众，图吞希腊，而留尼达士（即黎河尼佗的另一音译——作者）亲
率丁壮数百，扼险拒守，突阵死战，全军歼焉。至今德摩比勒之役，荣名震
于列国，泰西三尺之童，无不知之。夫以区区半岛之希腊，犹有义不辱国之
士，何以吾数百万方里之帝国而无之乎？！”
此信发表于《浙江潮》第4期。紧接着，第5期上，就发表了鲁迅的《斯
巴达之魂》。可以看出，它进一步发挥了拒俄义勇队信件的上述思想，以壮
烈感人的艺术形象再现了信件所歌颂的斯巴达人的爱国主义精神。两者间的
内在联系是很紧密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鲁迅为 《斯巴达之魂》所写的前言：“西历纪元前四
百八十年，波斯王泽耳士大举侵希腊。斯巴达王黎河尼佗将市民三百，同盟
军数千，扼温泉门 （德尔摩比勒）。敌由间道至。斯巴达将士殊死战，全军
歼焉。兵气萧森，鬼雄昼啸。迨浦累皆之役，大仇斯复。迄今读史，犹懔懔
有生气也。”这一段话与上面引述的拒俄义勇队信件的相应段落不仅内容、
精神一致，而且，“死战”、“全军歼焉”等词句也完全一样。为了彼此照
应，鲁迅还特别在“温泉门”三字下加注了“德尔摩比勒”。这些，都证实
了鲁迅是在拒俄义勇队信件的启发下译作《斯巴达之魂》的。
鲁迅的前言与拒俄义勇队的信件也有不同，这就是它增写了获得全胜的
浦累皆战斗，小说也突出描写了这次战斗。这就更有积极意义，更有鼓舞力
量。
从当时的情况看，《斯巴达之魂》于6月15日刊出，距拒俄义勇队、学
生军、军国民教育会的成立不过三四十天，译作时间当然更近；拒俄义勇队、
学生军、军国民教育会都先后号召中国青年从军出战。很显然，鲁迅在前言
中鼓励青年“掷笔而起”，就是激励他们要像斯巴达人那样英勇地保卫自己
的祖国，反击老沙皇的侵略。
关于这篇小说的译作，许寿裳曾经回忆说：“刚刚为了接编《浙江潮》，
①
我便向他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
可见，鲁迅是怀着强烈的革命激情迅速写稿的。
此外，1934年，鲁迅在《集外集序言》中提到《斯巴达之魂》时曾说：
“一篇是斯巴达的尚武精神的描写”。“尚武精神”，这正是军国民教育会
的宗旨。在军国民教育会的公约里，头一条就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爱国
主义。”②
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斯巴达之魂》是中国近代拒俄运动在文学方面
的一个重要反映，它充分表现了鲁迅反对沙俄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精
神。
① 《亡友鲁迅印象记》。
② 《江苏》第2 期。
… 52…
《自题小像》新探
《自题小像》是鲁迅青年时代的一篇重要诗作，其中有句云：“寄意寒
星荃不察”。对这一句，过去的解释是：“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
（许寿裳：《我所认识的鲁迅》）此说一出，大家沿用，有的更进一步发挥
说：“借指祖国人民。作者认为，他的爱国热情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察识。”
（复旦大学、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诗歌散文选》。）
实际上，此说是不妥的。按：“寄意寒星”出自《楚辞·九辩》：“愿
寄言夫流星兮”，王逸注云：“欲托忠策于贤良也。”“荃不察”出自《离
骚》：“荃不察余之中情兮”，王逸注云：“荃，香草，以喻君也。人君被
服芬香，故以香草为喻。” 《九辩》，宋玉讽谏楚怀王而作；《离骚》，屈
原被楚怀王放逐后自写其牢骚而作。“荃”，指的就是楚怀王。可见，“荃
不察”云云，完全是埋怨和责备君主之词，为什么到了鲁迅诗里，却可以借
指“同胞”或“人民”呢？有什么根据吗？
“不胜寂寞”，是一种自我感觉；“荃不察”，是彼我关系。怎么能用
前者去诠释后者呢？“作者认为，他的爱国热情还没有被当时的人们所察
识。”这样，鲁迅岂不是在那里埋怨群众，孤芳自赏？而且，鲁迅当时到底
发生什么事了？他怎样“寄意”，又怎样不被“人们所察识”，从而决心血
荐轩辕了？这些，恐怕都是“同胞”、“人民”说者所无法回答的。
要正确地理解这首诗，首先必须正确地考订它的写作年代。
鲁迅自己说：“二十一岁时作。”过去，不少同志认为鲁迅计算年龄，
“向来依照中国习惯”，定此诗为1901年2月到1902年2月之间的作品。
但是，这时鲁迅还在南京，浙江绍兴并没有什么大的变动，何来“风雨如磐
暗故园”之感呢？近来，有人引证1902年《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一次报告》鲁
迅自题二十岁的事实，说明鲁迅所说的“二十一岁”乃是实足年龄，定此诗
为1903年作。（王若海、文景迅：《鲁迅〈自题小像〉作年新考》，《中山
大学学报》，1976年第5期。）我同意这一看法，并进一步提出两项证据：
一是1903年4月17日出版的《浙江潮》第3期所刊《浙江同乡留学东京题
名》，中云：“周树人（豫才），二十一岁。”二是同年出版的《日本留学
中国学生题名录》（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二次报告），其中，鲁迅的年龄仍然
明确地记载为二十一岁。可见，鲁迅计算年龄并不全依“中国习惯”。他所
说的二十一岁，乃实足年龄，诗当作于1903年。
诗的年代确定了，“荃不察”等便易于理解了。
1900年，沙俄帝国主义武装抢占我国东北。1903年4月，沙俄拒不按规
定撤出金州、牛庄等处的军队，反而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并进一
步提出七项侵略新要求，我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拒俄运动。拙文曾经指
出，鲁迅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参加者，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成立拒俄义勇队之后，
他译作了小说《斯巴达之魂》，以激励中国青年奋起反击沙俄帝国主义侵略。
《自题小像》正是此后的又一篇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作品。
大敌当前，人们曾经希望清朝政府改变政策，抵御沙俄。拒俄义勇队给
当时掌握军权的北洋大臣袁世凯发出函电，指出“俄祸日迫，分割在即”（《军
国民教育会之成立》，《江苏》第2期），要求开赴前线，与敌死战。在改
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后，又推举两名特派员归国，面陈一切。然而，清王朝却
恐惶万状。特派员尚未出发，清朝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就分别致电袁世凯、魏
… 53…
光焘和端方等官僚，声称：“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
实则革命，现已奔赴各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中华民国开国前革
命史》上编）特派员刚到上海，清朝政府军机处又接得上海来电：“近来，
爱国党欲假拒俄之说，拟将北上，恐有不轨事宜。” （《苏报案纪事》）特
派员到了天津，袁世凯拒不见面。
6月5日，上海《苏报》揭载了以光绪皇帝口气发出的《严拿留学生密
谕》。清朝政府大骂拒俄义勇队“有碍邦交”，要蔡钧等“时侦动静”，要
各地方督抚查拿“行纵诡秘”“有革命本心”的归国留学生，“就地正法”。
《密谕》激起了海内外爱国人士的巨大愤怒，反清革命随之高涨起来了。
《苏报》介绍了邹容的《革命军》，发表了章太炎的《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
系》等文，号召“皇汉民族四万万男女同胞”，为祖国请命，掷头颅，暴肝
脑，“与尔之公敌爱新觉罗氏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
7月初，特派员回到东京。5日，军国民教育会开欢迎大会于锦辉馆，特
派员汇报了归国之行，秦毓鎏等十余人提出《意见书》，建议将原订宗旨中
“实行爱国主义”改为“实行民族主义”，以反对“满洲政府”为目标。（《东
京军国民教育会》，《革命逸史》初集）。
毛泽东说过：“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
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小撮满族贵
族投靠沙俄帝国主义，镇压拒俄运动，背叛了中国各族人民的利益，当然要
成为人民革命的对象。
随着反清革命的高涨，对黄帝的宣传便空前突出起来了。6月25日，《江
苏》第3期发表《中国民族始祖黄帝像》，并题诗云：“帝作五兵，挥斥百
族。时维我祖，我膺是服。亿兆孙子，皇祖式兹。我疆我里，誓死复之。”
同日出版的第4期则发表了陈去病的《革命其可免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