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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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沃夫把手伸向放在桌子边上的电话机，似乎想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这个人能把一切问题立时解决，使接下去的谈话变得毫无意义。可是他还没有把手伸到那里，就改变了主意，拿起杯子，把剩下的一口冷茶喝掉。
“现在该放我走了吧，”扎哈罗夫心里想，“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然而李沃夫没有放他走。
“作为集团军军事委员，请向我谈谈您自己对司令的看法，”李沃夫心平气和地说，不过他在“自己”这个同上加重了用气，似乎预先表明他是不会同意这种看法的。
扎哈罗夫从谢尔皮林在他们集团军里当师长说起，说到后来怎样当了集团军参谋长。同时还提醒说，提升他当司令是在他奉召赴莫斯科晋见斯大林同志之后的事。
李沃夫并不打断他的话，他一边听，一边在拍纸簿上写。他仍旧用蓝笔写，但现在字写得很小，扎哈罗夫看不清他写了些什么。
“历史过程不必叙述了，”当扎哈罗夫开始列举他们那个集团军参加过的战役的时候，李沃夫在整个这段时间中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知道的不是事情的经过，而是您的评价。”
在战争中，对一切事情的评价和料占的经过这两者之间怎么能截然分开呢？然而向首长报告，时间不是你要多少就有多少，而是给你多少是多少。扎哈罗夫知道自己有这样的习惯，一上劲，说话就不象军队中要求的那样简单扼要，于是就停下来问道：“我还能讲五分钟吗？”
看到李沃夫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就在五分钟之内讲了他所知道的谢尔皮林的一切优点。他讲了一个政工人员应该讲的话和应该讲到的一切方面，对长期来跟自己并肩作战的司令作了自己的评价，还补充了一句看来似乎不需要说的话：和他共事过的三个司令中间，谢尔皮林处能力最强和最有前途的。
他用这句话结束了自己的讲话。
“前途目前还不清楚，不知道是不是还能继续当司令，”李沃夫这样说，似乎对其余的一切都置若罔闻。“您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没有了。”
“关于缺点方面，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值得引起注意的缺点，没有。”
“对一个军事委员来说，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立场。您不是用党的眼光来看一个司令员，相反，使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您是用他的眼光来看一切事物，而且跳不出这个框框。”
“的确，我常常用他的眼光来看作战形势，”扎哈罗夫说，“我向他学习，而且学到了不少东西。这一点我并不否认。但在其他方面，我有自己的眼睛，我用自己的眼光看问题。”
他明知说这番话可能会闯祸，但已经无法控制自己。他呢，清楚地知道，李沃夫曾经受过降级处分，从集团军级政委降到军级政委，降级的原因恰恰是由于他不把司令放在眼里，一个人独断独行，擅自决定作战问题，结果造成许多错误，至今大家都还记得。
然而，出乎意料之外，李沃夫一点也没有表示出扎哈罗夫的话冒犯了他，只是沉默了一会儿，把手里的铅笔捏得嘎的响了一声，然后仍旧用以前那样冷淡而平静的语调说：“问题不在于说他不好，而在于您在他身上除了优点之外，看不到别的，这就是说，您在他身上根本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在哪一方面是真正称职的，哪一方面还不够，根据您的吹捧是很难作出结论的。而这样的结论却已开始形成：您作为军事委员并不称职。总而言之，在您的话中一点党性的气味也闻不到。”
“我不知道，”扎哈罗夫站起身来，“大概是缺乏自知之明吧！党派我做这个工作，党在必要的时候，会把我撤换的。”
“在必要的时候，会撤换的，”李沃夫仍旧没有提高嗓子，象回声一般地说。
扎哈罗夫转过身来，端起自己坐的椅子，走到房间的另一边，把椅子放回原处，摆得和其余的椅子一样齐；借助于这些从容不迫的动作，他定了定神，转过身来，笔直地站着问道：“可以走了吗？”
“走吧，”李沃夫说，但扎哈罗夫还没有来得及转身他又补充说：“介绍狙击运动经验的专栏我看到了。标题不够醒目，其他还可以。您布置一下，听听士兵们有什么反应。”
“布置过了，”扎哈罗夫继续保持“立正”姿势说。
“走吧。”
扎哈罗夫走下台阶，看了看表。已经三点多钟了，应该直接到七十一军去。到那里路上要花两个半小时。“从时间看甚至还可以在路上睡一觉，然而经过这样的谈话以后，鬼才睡得着……”
扎哈罗夫让眼睛在黑暗中适应下来以后，开始寻找车子。可是房子的前面和左右一辆车子都没有。
“我的汽尔在哪儿？”扎哈罗夫问那个站岗的自动枪手。
“往下边，将军同忐，过八幢房子，在一条小胡同里。有命令让所有的汽车都停在那儿。您的司机已经来等候过您，现在又回到汽车那边去了。”
扎哈罗夫向左边长长的一排乡村房子走去，同时点着房子的数目。
完全正确，应该让汽车停到别的地方去。然而现在，经过和李沃夫的一席谈话之后，连这一点也使他感到气愤。
“天上乌云密布，在这样的夜里，也可以不必叫汽车停到别的地方去，从天空中谁也看不到它们……”他心里想。
现在夜里已经不怎么寒冷了。即使冬天，他也习惯于不扣上衣服纽扣，但现在从李沃夫那儿走出来，却感到牙齿在打颤。
“怎么会这样的？竟然吓得浑身发抖？”扎哈罗夫心里想，他对自己很生气，不禁冷笑了一声。“不，绝对不是！他不过惹得我冒火，但毕竟没有使我感到害怕。切尔年科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应当感谢巴斯特留科夫同志的小报告。但谢尔皮林的事呢？他怎么会突然想到要撤换司令？几乎还没有见过面呢！那种迫不及待的心情是怎样产生的？应当写封信到阿尔汉格尔斯科耶疗养院去，给费多尔·费多罗维奇。让他知道，不仅他本人，我们这里也等得不耐烦了。从作战处派一个人把信送去。到了七十一军再说，和鲍依科商量一下……”
扎哈罗夫想着心事，把房子数错了，所以走过了头，找错了地方，没有找到自己的汽车。他往回走，听到了自己司机的声音：“我在这里，将军同志，这儿，往右拐！”
“干吗不睡觉？我不是命令你睡觉吗？现在你没有睡好觉就开车，准会象古特科夫对司令那样，把我甩出去。”
“我睡过了，将军同志。我听到您从这儿走过去的脚步声，就跳了起来……您要穿上大衣吗？”
“好的。”
司机探身从汽车里取出军大衣，想帮扎哈罗夫穿上。
“给我吧。对你说过多少次了，我不喜欢这样。”
“天这样黑，您会找不到衣袖的，”司机在黑暗中笑了笑。
“天确实很黑，”扎哈罗夫说，他把手伸进袖子，穿上大衣，感到暖烘烘的。看来尼古拉没有扯谎，在他到来之前，的确一直披着大衣睡着。
“我们走吧，”扎哈罗夫说，他坐上车子，把大衣的前襟拉到膝盖上盖好。
“哪儿去？回去吗？”
“不，直接到七十一军去。”
他们在出口处的拦木前面出示了证件，就开到公路上。
扎哈罗夫坐在车上，足足有半小时之久没有讲话。后来他朝司机瞟了一眼，心想：“一定是在战士们中间漏出了什么小道新闻，要不然，刚才他不会向我打听，谢尔皮林是不是很快就会回来……”
“请问，将军同志……”司机觉察到扎哈罗夫的目光，就说。
“怎么，不说话受不了啦？”扎哈罗夫笑了起来。“你等着吧，司令回来以后，更有你受的。他可不象我这样，开车的时候你别想开口说话。”
“嗯，要是他坐我们的汽车，我只得把嘴封起来，”司机说。
“没关系，这对你有好处。你也实在太爱说话了。你想问什么？”
“您今天怎么情绪不太好，将军同志？”
“不是不太好，可以说坏极了，”扎哈罗夫说。“因为夜里是应该睡觉的，可偏不让睡。”
“您现在睡一会儿吧，路还很远呢。”
“如果你再没有问题了，我就试试看。”
司机不作声了。扎哈罗夫心里想，从一方面看，自己对尼古拉过于放任，以致他的举止有时候太随便；从另一方面看，他坐在你左边开车已经有许多年了，不管白天黑夜，几乎每天总要好几小时，凡是能做的事他都肯做，凡是自己所有的一切，他都肯献出来，甚至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人是很难找到的。这不是空话，而是事实，因为是经过考验的。经过刚才在小木房里和李沃夫的一席长谈之后，现在有尼古拉这样的人坐在身边，感到非常需要。因为他们两人亲密无间，你尊敬我，我爱护你。
现在，在扎哈罗夫感到困难的时刻，这种看来最朴素、最单纯的感情，使他感到自己比留在那边小木房里的那个人力量大。扎哈罗夫不仅自己不喜欢那个人，而且还感觉到，所有其他的人也不可能喜欢他，因为他自己不可能、也不会喜欢他们。
“很意思，国内战争时期，他被派在第十四钢铁旅当政委，开始在沃罗涅什，最后在波兰作战，那时候他是怎样的呢？难道那时候也是象现在这样的吗？真教人难以想象。他为什么要找谢尔皮林的麻烦，我和司令合得来，难道就不好吗，假如我不会、也不愿意换一种方式行事，那又怎样呢？这样，照他看来，我就不成其为政工人员了鸣？他听了我的话，认为我和司令‘唱一个调子’。显然，他是这样看问题的。但我们并不是‘唱一个调子’，而是协同一致。在他看来，这没有什么区别，协同一致和唱一个调子根本就是一回事。怎么，我难道应该给他打小报告，诬陷好人，以此来证明自己是用党的眼光看人吗？即使有打小报告的情由，我也多不打小报告。我会把问题直截了当地提出来。我的心决不会发抖。这样的事情在一生中也经历过不少了……”
扎哈罗夫回想起一生中经历过的这类事情，想到他今天并没有畏缩退让，心里很高兴。有必要闹翻，就闹翻！难道李沃夫真的认为你即使有必要也不会跟谢尔皮林闹翻吗？跟他，方面军军事委员，必要时不怕闹翻，而跟自己的司令倒怕闹翻吗？李沃夫尽管头脑清楚，但他是不能很好地理解人们的！而谢尔皮林还在疗养院里治疗，他不会知道自己头上已出现了乌云……
扎哈罗夫突然回想起很久以前他和李沃夫在哈巴罗夫斯克的那次会面，把那一次和这一次联系起来，想到谢尔皮林那时的命运，心里不禁凉了半截。
“你这样上劲干吗？”他又想到了李沃夫。“也许，你之所以不喜欢谢尔皮林，是由于对他过去的历史感到不放心？……斯大林同志己经放心了，而你却还不放心？……”
第五章
扎哈罗夫离开后，李沃夫还呆呆地坐了一会儿，眼睛仍旧直盯着墙壁那边扎哈罗夫刚才站着的地方。
后来他从裤袋里掏出保险柜的钥匙，从办公桌后边走出来，俯身打开保险柜，从里面拿出一本密码电报纸，重新关好保险柜，把钥匙放回口袋里，然后在办公桌后面坐下，由于头痛而皱了皱眉头。
他很少在早晨五点以前睡觉，但今天还不到四点，就感到比往常更加疲乏。
和脾气执拗的扎哈罗夫谈话，只是他一天十八小时长时间辛苦工作的结束。在这十八小时中间，他在自己身上总共只花了二十分钟：十分钟吃午饭，十分钟吃晚饭。早饭不算在内：早晨的两杯浓茶，他总是一边喝，一边手执铅笔，翻阅方面军、各集团军和各师当天的报纸。
然后，他就到第二梯队去，听取后勤副司令的汇报，在拍纸簿上记下获得的资料，再到方面军的后勤部门去核对具体情况，直到黄昏。
他巡视了两个炮兵仓库和一个燃料仓库，然后又到一个飞机场去检查航空汽油是否已经送到，又顺便到一个医院里去看了看，那个医院和汇报的情况相反，至今还没有向前方迁移。最后，又先后到两个补给站去，那里正从铁路上运到发动进攻所必须的大量物资。
其实，按照职务分工，一切有关后勤和补给的检查工作不是属于他管的，应当由军委第二委员管。但是李沃夫认为那个人对这项工作不能胜任，就越祖代庖了。
他一贯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所有和他共事人都不能胜任自己的工作，这种想法使他意识到自己是个不可缺少的人。
假如他没有这种想法，那么，他心里就会产生疑问：我在这里做什么？派我来做什么？
他认为自己是特地派来纠正别人错误的，这种想法在他的头脑里已经根深蒂固，因此，他一接到新的任命，马上就预先想到，他将与之共事的那些人，在他到任以前，一定没有做好自己应做的工作。
今天，他在后勤部门绕了一圈回来后，既感到不满意，又感到满意。对别人工作的不满意，在他心中引起了对自己工作的满意。
他们这个方面军为准备未来的进攻而进行的补给工作不能算坏。然而和后勤副司令早晨的汇报比起来，实际情况毕竟不是没有缺陷的。
有几列军用列车没按运行表的规定开到。在一个车站上，空车皮停在那里役有使用。在另一个车站上，急需的物资停在较远的地方，比次要的物资卸得晚。
除此以外，有根据认为，没有到达的军用列车中至少有两列被人中途扣留，转发到友邻方面军去了。
关于这一切情况，除了采取内部措施以外，还得向莫斯科交通人民委员部、总参谋部和后勤部拍三份强硬的电报。
他现在把自己的拍纸簿和一本密码电报纸并排放在面前，正是要做这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