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辛佐夫把铅笔递给他,把军用背包放在他的膝盖上,便于司令在公文袋上签字。
谢尔皮林签了字,注明了签收日期和时间,然后把公文袋还给辛佐夫,信仍旧拿在自己手里。
“带地图吗?”
“带着。”
“那我们进小屋去,听你汇报形势。”
司令的“小屋”宽敞雅致,里面放着一张镀镍的床、一只镶镜子的衣橱和几把套着帆布套的椅子。房间中央是一张铺着长毛绒台布的圆桌,上面放着一叠书和一只盛水的细颈玻璃瓶。
谢尔皮林朝桌子摆了摆头,表示汇报用的地图应该摊在这儿,接着自己捧起书,放到窗台上。辛佐夫把细颈瓶搬到床边的小柜上,再把桌上的长毛绒台布拿掉。谢尔皮林回到桌子跟前,想动手帮他,但辛佐夫迅速地收起台布,把它一卷,搭在椅子背上。在旁观者看来用残废的手难做的活儿,对他来说实际上并不难,倒是那些谁也不会留意的小事,例如要扣上军便服右边抽口上的两颗纽扣等等,他反而感到难对付。
辛佐夫摊开地图,开始报告形势。他用铅笔打着淡淡的记号,以便报告完毕后能用橡皮擦掉。地图上既没有标明敌我前沿,也没有注出第一梯队、第二梯队、指挥所、后勤部队和射击阵地,凭这种地图汇报形势,需要很强的记忆力。辛佐夫力求做得尽善尽美,不出一点差错,虽然他明白,眼前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不是射击阵地的轮廓或各指挥所的小旗,而是透过所有这一切细节逐渐呈现在他面前的另外的东西。对谢尔皮林来说,重要的是他看到他的集团军驻扎在一个狭窄的地段内,前沿只有两个师,四个师留在纵深地带,根据这些情况来判断,可以预料,方面军的主攻地段就在这儿,在他的集团军驻地内。假如他的集团军处于助攻方向,那就未必会把这么狭窄的地段划作它的驻地,井把它所属的师作这样的纵深梯次配备。
辛佐夫喘了一口气,用铅笔在地图上面划了一个圈,但笔尖没触及地图。这个圈子离前线约摸三十公里,包括一片树林和几个居民点。
“鲍依科将军命令我向您报告,有一个步兵军正开进我们这一地段,这个军已经划入我们集团军的编制。”
“这个情况你一开头就该说了!是哪个军?军长是谁?”谢尔皮林高兴地问。
从他的脸部表情看来,他听到这个军的消息非常高兴:既然又给了他一个军,那么,他的集团军将担任主攻任务,是确定无疑的了。
“我不知道,司令同志。”
“即便这样,我也得感谢你,”谢尔皮林仍旧高兴地说。“把地图折起来留给我。”
辛佐夫折好地图,从军用背包里取出战地记事册。
“请签字,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签了字,把铅笔扔在桌子上,在房间里踱起步来,仿佛他不知道现在自己该做些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打发站在他面前的辛佐夫。后来,他停住脚步,问道:“你吃过早饭吗?可别说谎!”
他听到辛佐夫还没吃早饭,就说,别的不能保证,但可以请他吃乳酪和麦米粥。其他问题,待吃饱了肚子后再说。
“走吧。不过先让我拿条毛巾,吃过早饭我马上得去治疗,你在花园里待一会儿,好好思考一番,问题多着呢!”
他从床架上取了毛巾,把它搭在肩膀上,问道:“你来莫斯科还有其他附带任务吗?他们不可能不给!鲍依科将军不是那种人……”
辛佐夫没来得及回答,门打开了。一个身穿白罩衫的高高的女人——大概是医生——走了进来。她象首长对下级一样,严厉地问谢尔皮林:
“您为什么直到现在还没去吃早饭?我到处找您。内科主任来了……我已经跟他说好,让您马上就去,可您哪儿也找不到……”
直到这时她才发现站在房间另一个角落里的辛佐夫。她不满地看了他一眼说:“我没看到您有客人。”
“这是我的军官。他带来了信,汇报了形势。除此以外,他还是我的战友,我同他一起突围过……认识一下吧。”
谢尔皮林显得不大自在,甚至有点手足无措,这个女人的到来似乎使他感到不好意思。但当他说最后一句话时,他面带笑容,甚至搂住辛佐夫的肩膀,把他推到她跟前。
“我是给你们司令治病的医生,”这位妇女说。“我知道我打扰了你们,但必须走了……现在对您来说,首要的事是去见内科主任!”
她这句话不是对辛佐夫,而是对谢尔皮林说的。说完,她第一个走出了房间。在林荫道上,她也一直走在他们前面,有时回过头来,催促他们跟上她。
辛佐夫跟在她后面走,望着她的背影,不能不注意到,她的身材长得非常好,从背影看去,好象只有二十来岁。
“实际上恐怕比我年纪大,”辛佐夫想到,她的脸长得很漂亮,但显得已经不怎么年轻了。“大约有三十五岁了,不会更年轻……"
谢尔皮林默不作声地走了一百来步,然后朝按规矩走在首长稍后一些的辛佐夫递了个眼色,示意他跨上一步,而后并肩走,同时问道:“让我们继续谈下去。你还有没有别的任务?”
辛佐夫回答说还有别的任务:他奉命顺便到总参谋部测绘局去领取新的地图。
“什么样的地图?”
辛佐夫说出了他要领取的地图编号。谢尔皮林听后满意地笑了: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进攻即将开始,辛佐夫要领取的地图也说明了这一点。
“既然你另有任务,”谢尔皮林又默默地走了几步说,“我们就这么办:现在你先去办你的事,明夭九点钟,你准备上路以前,到这儿来取回信……奥尔迪·伊万诺芙娜,您看内科主任会留我多长时间?”
“这我无法向您报告,费多尔·费多罗维奇,”她没放慢脚步,转过头来说。“我认为,您不要舍不得在内科主任那儿花些时间。需要您留多长时间,您就留多长时间,只要对您有好处就行。”
她说完后又继续走去。
“司令同志,请允许我谈一件私事,”辛佐夫提出了请求,因为他估计离主楼只剩下几分钟的路了,而跟谢尔皮林谈这件事最好是在他给集团军写信之前。
“好,说吧,”谢尔皮林说。今天早晨无论谈到什么,他都是兴致勃勃的。“再说你从作战部队把好消息送到了首都莫斯科,在沙皇时代,单凭这件事,信使就能获得十字勋章!”
辛佐夫说,他不久前到——一师他原来的团里去了一次,见到了伊林。现在他很想回部队去。一年来,他对自己的假手已经习惯了,相信回部队后不会有什么妨碍。
“等我回去后,我们再考虑。可以派你当团参谋长……”谢尔皮林回顾了辛佐夫在前线服役的经历,差一点补上一句:“也可以派你当团长”。但是,他把话咽下去了:宁可许愿许得少一些,做得多一些。所以他只是简单地说:“战斗打响以前你将回部队去。这个请求我会满足你的。没其他事了?”
“没其他事了,司令同志。”
“关于我们——一师的情况,你明天早晨跟我谈谈,我好久没去了……到莫斯科来路上花了多少时间?”
辛佐夫没有抱怨诉苦,根据实际情况报告说,走了二十一个钟点,但又补充说,回程可能会快些。
“时间太长了,”谢尔皮林说,大概他想到了自己,在考虑自己回前线去的路程。
前面已是疗养院的主楼了,向左拐弯就是大门,辛佐夫的车子就停在大门外。
“明天九点钟,如果天不好,你到小屋里去找我,”谢尔皮林说,“如果天好,我将在这儿散步。”
“明白了,司令同志。”
谢尔皮林同他握手告别,女医生也向他伸过手来,她的脸色变得和蔼可亲,仿佛他为她做了什么好事似的。
“希望今后永远不会再有一颗子弹碰到您身上!”
她说完后就同谢尔皮林走进了大楼。
辛佐夫不理解,为什么她突然热诚地说出了这句话。是她注意到了他的手以及六次负伤的标志呢,还是另有什么不得而知的原因……
辛佐夫要办的事足足得花一整天的功夫。首先,他到莫斯科卫戍司令部去登记,领取就餐券以及司令部军官招待所的住宿许可证。然后,同司机一起到雅乌扎桥附近的汽车修理厂去。而且不但是去去就够了,还得亲耳听到,明天八点前车一定能修
好。他把车子留在那儿,。乘电车来到市中心。他在传达室等了个把钟点。打电话给负责发放出入证的首长,联系好后,等人家把出入证发下来。领到出入证后,他上了楼,才弄清楚领取整套地图不仅要得到他求见的那位首长批准,而且还要得到另一位首长的同意,于是,他就不得不再等那位首长。谁知地图不在这里发,而在别的一个部门发,这个部门在城市的另一头。他到了那儿,又打电话,重新等人家发给他出入证。时间已近晚上六点。那儿的人吩咐他第二天早晨十点钟来取地图。一切该办的手续都办妥了。明天去取地图反而好;要不然,没有车子,拿着这些地图,他怎么在莫斯科度过这黄昏后的时间呢?你一直要把地图捧在手里,被它捆住了手脚。
虽然他知道时间尚早,回电还不会到,但他还是乘车来到中央电报局。他挤到“留局待领”窗口前,把身分证递进窗口,然而他听到的回答是,没有伊万·彼得罗维奇·辛佐夫的电报。
在这以后,他又打了一次电话给阿尔杰米耶夫的妻子。一天内他已给她打了三次电话,都没人接。这次也没人接电话。
“无论如何应该去走一趟,把信投在信箱里,以后再打电话去。也许她突然到什么地方去了,谁知道她……”一刹那间,辛佐夫饶有兴趣地想到了娜佳。“尽管他们在学校里一起读书时她对阿尔杰米耶夫百般折磨,尽管后来她同他分道扬镳,各自东西,可最后她终于回到了他身边。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当时他们都只有十七、八岁,现在她跟阿尔杰米耶夫一样,已经有三十二岁了,至少也有三十一岁了……”
好象没有愈合的伤口碰在坚硬的尖角上一样,辛佐夫又回忆起他和塔尼雅度过的最幸福的一个夜晚。她患伤寒症痊愈后回到前线,找到了他。她整夜都不想睡,含着笑,向他诉说在这以前没来得及告诉他的自己生活中的一切琐事。在说笑中,她突然讲到她怎样认识了娜佳和她的母亲,讲到她在她们家里用手枪吓唬一个投机分子,当时他正在同娜佳的母亲分走私运来的砂糖。她说娜佳倒是个好女人。那时,辛佐夫没同她争论——在那个夜晚,干吗要争论呢。这是在六月底,库尔斯克会战开始前一星期的事……
辛佐夫走出电报大楼,沿高尔基大街向下走去,不时把手举向军帽帽檐,向迎面走来的军人致敬或回答他们的敬礼。莫斯科的军人很多,从清晨起他就觉察到这一点。战争规模很大,从前线到后方或从前线到前线,很多人都要路过莫斯科。辛佐夫这一整天都感觉到这场战争的巨大规模,在传达室等候的时候,他有这样的感觉,在各局、各处来回奔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
一个因公从前线来到莫斯科的前方少校,感觉到自己在这儿莫斯科只是这场战争中的一粒沙子。没有一个人耽搁他的公事,相反,大家都对他很和气,甚至用尊敬的目光着着他胸前挂着的四枚战功勋章和7枚奖章——保卫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的奖章,以及六条负伤标志——三条金色的标志表示三次重伤,三条红色的标志表示三次轻伤。但是,他来办的事,充其量不过是这架战争机器在每天的运转中必须要办的成千上万件例行公事中的一件。这架机器指挥着十一条正在作战的战线和两条尚未开战的战线——外高加索战线和远东战线、十个军区以及交通运输、通信联络、几千所军医院和不计其数的其他各种机关部门。莫斯科街道上军人众多,只不过是这架战争机器的强大威力和巨大规模在日常生活中的反映。
辛佐夫走到高尔基大街最低的地方,穿过马路,沿着对面的人行道向上走去。根据门牌号码来看,娜佳应该住在这儿右边的第二幢大楼里。
他停住脚步。这块熟悉的地方勾起了他的回忆,使他想起了四一年十月的情景。他最后一次经过这儿时,十月已经过去,那是一个刮着暴风雪的十一月的早晨,他站在队伍里去接受检阅。那个早晨留在他记忆中的并不是街上的房屋,而是沿着整条高尔基大街一辆接着一辆排列成行的坦克。然而,十月十六日那一天他记得的恰恰是房屋和其他细节:打碎了玻璃的公用电话室以及没有听筒的随风摆动的电线,从窗户里抛出来的烧焦了的纸片,用沙袋严密地堵着的商店橱窗。现在沙袋不见了,橱窗玻璃完整无损,擦得干干净净,可以看到里面熙熙攘攘的人群。
他站定后,发觉有一个从他身旁走过的人用好奇的目光匆匆地扫视了他一下。这个人身材矮小,生着一头火红色的头发,身上穿着象他的头发一样火红色的衣服,胸前挂着一条打细结的花领带。辛佐夫感到这人似曾相识,但他仍旧站在那儿,望着商店橱窗里面的人群。这时,那个人蓦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营一营一营长,您好!”这个人说“营长”两个字时口吃得厉害,所以辛佐夫马上就记起来,他在哪儿见到过这个火红头发的口吃者——去年一月间,在斯大林格勒冬季进攻的头几个昼夜里,这个人曾和柳辛一起到过他的营里。
“我是古尔斯基,”火红头发的人说。“假如我没搞一搞错的话,我到过您的营,就在一三七·二高地,您超一超过命令向您提出的要求,可以说是根一根据您自己的意愿,把这一这个高地拿了下来。所以我记住了。没一没认错吧?”
他向辛佐夫伸出了长着火红色汗毛、布满斑点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