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4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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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他也顺便检查了通信联络的情况。通信联络正常，没有故障。
如果方面军司令从基尔皮奇尼科夫那里出来，不再到集团军司令部来弯一弯，直接到右邻部队去，那么库兹米奇会回来报告，他们巡视了哪些地方，有些什么意见。如果巴久克回去的时候经过集团军指挥所，那么，为了防备万一他要留下吃饭，在用作军委食堂的帐篷里面，午饭已经准备好了。
谢尔皮林早晨在几个部队里兜了一圈，回来之后，感到下面的人也象他一样，抑制着内心的激动，等待着明天的到来。但是没有忙乱的现象。他们没有在首长面前手忙脚乱地转来转去，他们神态自若，举止从容，他们已经意识到，他们完全准备好了，只待迎接自己的决定性的时刻。
谢尔皮林今天不急于巡视更多的部队，只在几个部队转了一圈，想摸摸部队的士气，有所选择地检查情况，不仅检查准备进攻的情况，而且还检查进攻之后下一步的准备情况。部队很多，进攻路线图上箭头密布。对这次战役的某些细节，他今天也作了检查，在炮火准备得手之后，即使能一下子突入纵深很远，还不能算大功告成。突入纵深之后，还可能会甚至肯定会产生许多错综复杂的情况，这些情况事先必须估计到。
现在，回来之后，他想起那个坦克旅的技术副旅长，就打了个电话给汽车装甲坦克部队司令斯维里多夫上校。他先对斯维里多夫说，他已经到卡拉切夫近卫坦克旅去过了，坦克旅旅长加尔乔诺克上校第一次见面就给他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然后，再要求斯维里多夫注意该旅的技术副旅长少校工程师布雷金在未来的战斗中的表现，等这次战役结束之后向他报告。
斯维里多夫在电话里只说了个“是”，他没有问打这个电话来的原因，显然他猜到了——谢尔皮林有一个癖好：他希望凡是犯过一些错误的人，以后在战斗中会表现得出人意料地好。
“司令同志，集团军检察员来了，”辛佐夫报告。
“让他进来。”
谢尔皮林看了看表；十五点正。检察员没有到别的地方去，他准时来了。
虽然在进攻前夕好象已经挤不出时间来接见检察员了，可是谢尔皮林还是挤出了时间。他想解决掉检察员为此而来的那个严重问题，使它不再成为自己头脑中的负担，以便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去进行战斗。
“奉您的命令来到。”
“请坐，”谢尔皮林说。他放下了气象报告单，抬起眼睛，打量着从门外走进来的这位初次晤面的军法中校。
这个检察员是十天之前来接替波洛兹涅夫的。波洛兹涅夫是这个集团军编成后就来的，一直在这里任职。恰巧在谢尔皮林从莫斯科回来的那天，波洛兹涅夫在前沿被弹片打伤了。伤并不是致命的，可是受伤的地方很不巧——叫他坐立不得。
波洛兹涅夫为人很好，集团军司令部里的人跟他相处得也不错，可是，在这种情况下，大家还是免不了要取笑他一番，说德国人到底把检察员按军法惩办了！
新来的检察员一到任，就碰上一件非常特别的案子：副师长茨维特科夫上校在军事训练时被一颗可恶的迫击炮弹的弹片打死了，在他旁边的团长也被同一颗炮弹的弹片打伤了。
大家感到这个案子很棘手；因为既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这是预谋，也没有证据足以证明不是预谋，而案情又极其严重，以致必须严惩罪犯。
除此之外，审理这件案子的人听说，素来沉着冷静的集团军司令，得知茨维特科夫上校死亡和团长身受重伤的消息后，怒不可遏，要求严加侦查。他对这个确实糟糕透顶的事件非常关心，对茨维特科夫之死感到万分悲痛，因为茨维特科夫是他还在当师长的时候就跟着他参加过整个斯大林格勒会战的。
集团军司令总是集团军司令。不管你作出什么判决，还得由他去批！明知首长要求严加惩办，再要设法根据法律条文从宽处理，那就难了。即使有人要这样做，也无能为力。在前线，特别是在可能判处死刑的场合，大家往往都希望从宽处理。周围死的人已经够多了。因此，很少有人再想通过判处死刑，让更多的人去死。做这种事往往是迫不得已的。
审理这个案子也是迫不得已的。犯罪的人立即就发现了，他也不想抵赖。
案子的详情是这样的：在与实战条件几乎相同的情况下进行训练已经是第三天了。在此之前不久，师部捱了谢尔皮林的批评，因为他们在师里只搞华而不实的表面文章，而不进行认真的踏踏实实的训练，所以，实际上是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工作。副师长被撤掉了，由茨维特科夫接替他的职务。茨维特科夫一上任，就加倍努力进行训练，想以此证明他到这个师里来不是吃干饭的。他连续训练了几天，把大家搞得疲劳不堪。
这天从早晨起，他规定的以营为单位的训练项目，是在火网掩护下冲锋。火网是由火炮和迫击炮的火力交织组成的。茨维特科夫带了团长，在营的散兵线里亲自示范，要保持多大的距离，才能安全地跟着火网前进。
之后，散兵线继续往前推进，茨维特科夫带着团长开始返回，打算再到另外一个营去。就在这个当儿，有人打了那该死的一炮。
迫击炮进行远程射击时，按规定，它的炮弹要补充装药。在连续射击时，有一颗炮弹没有发火。把炮弹从炮身里取了出来——发现不发火的原因是，在这颗炮弹放进去之前，撞针上有一块弹壳底缘的碎片。
撞针上的故障排除之后，迫击炮又架起来了，但是装填手心急慌忙，错拿了一颗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班长看到之后，命令停止射击，大骂装填手粗心大意。
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莫名其妙而又无法挽回的事情——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完全不按规定，自说自话地拿了一颗炮弹，开了一炮。这颗炮弹原来也没有补充装药——拿错了……弹着点非常近，散兵线中的战士倒一个也没碰着，炮弹落在他们的后面，说也凑巧，正好在茨维特科夫和团长走的地方爆炸了。团长的一只脚齐踝骨炸掉了，茨维特科夫的腹部中了七块弹片，一直昏迷不醒，死在手术台上。令人惊异的是，他居然还能活一个半小时。
严格地说，除了瞄准手之外，谁也没有罪。班长命令暂停射击，而去申斥那个失职的战士，这也是合情合理的。瞄准手恰恰在这个时候会突然心血来潮自说自话地去开炮，这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审问连长、班长之后，在他们的行动中没有发现构成罪行的因素，建议给予他们纪律处分，已经按此办理了。上尉连长由于连里有人开了这一炮，算他倒霉，按玩忽职守处理，由上尉降为少尉，由连长降为排长。迫击炮班班长由中士降为列兵。瞄准手也是中士，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问他为什么擅自开炮，他解释说，因为他想快点继续射击。再问他，怎么会没有发现那颗炮弹没有补充装药，他讲来讲去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他自己也感到奇怪，双手一摊，老是重复着一句话：“现在有什么办法！我犯了罪，我来承当。”他的神情十分沮丧。在他受审讯期间，检察员甚至有些担心他会自杀，曾命令对他进行搜查，看他身上有没有可以用来自杀的东西。
搜查他的时候，他猜到进行搜查的原因，于是就说：“你们这样怀疑我是多余的，我不是犹大，不会去上吊。我有罪，但不怕受审判！”
军事法庭判处：迫击炮班瞄准手尼库林中士，因擅自发射没有补充装药的炮弹，打死了副师长，打伤了团长，犯违抗军令罪，后果极其严重，应判处极刑，予以枪决。
听完判决之后，尼库林只是长叹一声，没有说话。假如，他说几句话，也许心里会好过些。但是他一句话也没有说。军事法庭对他说明这个判决应上报集团军军委批准．尼库林中士对这句话或者是没有听到，或者是未加注意。从他脸上的表情可以看出，这样的判决早在他的意料之中。这倒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是罪犯，而是因为他老想着，既然出了这样的事，把人打死了，那么自己就要准备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是应该的。
两天前，军事法庭的判决书上报到集团军司令。担任司令这个职务的人，不可避免地要碰上许许多多必须办理的事情，其中也包括象审批军事法庭作出的死刑判决这样重大的事情。
幸而这种事情是难得碰上的。谢尔皮林在担任集团军司令的一年半里，只碰到过三次。前两份判决书，他毫不犹豫地批准了。第三份判决书他没有批准。退了回去。后来，这个人被改判进惩戒营，结果在战斗中牺牲了。
这是第四份判决书。谢年皮林看完了由军事法庭庭长和检察员签署的报告之后，没有批。把它搁在一边。他想亲自了解一下这个案子。
在这份判决书里，好象有什么东西触动了他。而且“犯违抗军令罪”这句话，根据法律上的措词来说可能是正确的，然而不完全符合实际。违抗军令，应该是指：命令往前进，他却不往前进，反而往后跑。而这个案子里的全部罪行，是没有得到命令而开了一炮！茨维特科夫已经安葬了，葬在克里切夫市的广场上。在他的墓前，为他举行了安葬仪式：致了悼词，并用二十支步枪为他鸣枪致哀，而后，写信通知他的寡妻。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已经被许许多多错综复杂的事情所湮没了。现在，把犯有打死茨维特科夫之罪的士兵判处死刑，好象与茨维特科夫之死没有多大关系了，因此，必须把这两者分开来看。谢尔皮林把判决书搁在一边的另一个原因是；他想到明天即将进攻，这个士兵既不是临阵脱逃的人，也不是故意伤残自己肢体的人，不能在队列前枪毙他，因为无论从这个案件本身来看，还是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都没有必要这样做。恰恰相反，根据进攻前的形势需要，不应该这样做。如果简单地把判决书付诸执行的话，那么这个人就完了。而这个即将要处死的人究竟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昨天夜晚，谢尔皮林看了给他送来的档案材料。从档案中可以了解到：打死茨维特科夫上校的罪犯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年三十九岁，普斯科夫人，家里有妻子、岳母和三个孩子，全家至今还在法西斯占领下的普斯科夫。他过去在普斯科夫一个货站的仓库里当工人，从里应征入伍，在战场上荣获“战功”奖章一枚，曾经三次负伤：第一次是四一年十一月在提赫文近郊，第二次是四二年七月在顿河上游，第三次是四三年三月在别尔哥罗德近郊，每次受伤后都进医院治疗，伤愈之后又回部队继续战斗。
原来，打死茨维特科夫的那个战士和茨维特科夫有很多相似之处；茨维特科夫今年四十岁，那个战士年纪也不轻了，茨维特科夫不止一次进过医院，每次出院之后总是重返前线，那个战士也是每次出院之后又继续参加战斗；茨维特科夫家里子女多，那个战士也是家里有老有小，只是茨维特科夫的家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就疏散到后方去了。
看完档案去后，谢尔皮林不仅要检察员到他这儿来，而且对他说，让他把犯人也带来。把犯人带到这里来是不合规定的，他明知道不合规定，但还是命令这样做了。
他心里大体上已经拿定主意，不批准这份判决书。昨天看完档案之后，他甚至打了个电话给扎哈罗夫，同他商量能不能这样做。然而，毕竟还需要亲自看看这个无意杀人的罪犯，根据个人对他的印象来作出决定。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事：亲眼看到某个人之后，你心里有关他的想法会有所改变。原来是这样决定的，一下子就会改变主意。尤其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能不在自己身上试一试呢？
“我还是第一次和您见面，”当检察员坐下来之后，谢尔皮林说。军法中校还年轻，最多不过三十五岁。
“我到集团军来才十一天，司令同志。”
“刚来就碰上这样棘手的案子，”谢尔皮林说。“您瞧，判决书我到现在还没批。”
“我知道，司令同志。我们正等着呢。”
“等什么？等批准，还是等不批准？”
“等不批准，司令同志。”
问得开门见山，答得直截了当。显然，心里的话都脱口而出了。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作出这样的判决呢？”谢尔皮林一边问，一边看着中校，中校感到他的眼睛里露出责备的神色。
中校不顾这种责备的目光，依然直截了当地说，
“当时犹豫不决，司令同志。法庭庭长和我在报告上签名的时候，都犹豫不决。不想判得这么重，但是他犯了这样的罪，不得不考虑后果的严重性。”
谢尔皮林看了看中校的眼睛，突然清晰地回忆起，在最初的一刹那，在他尚未进行任何思考之前，是什么东西驱使他扣住这份判决书的。他现在回忆起来，在他们给他送来的那份报告里是这样写着的：“彼得·费多罗维奇·尼库林中士，过去没有判过罪，三次负伤，每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
现在，谢尔皮林望着中校的眼睛，才明白，最后这句关于三次伤愈之后都重返部队的话，按照法律上的格式，在判决书上是不必写上去的，现在所以写上这句话，是要让谢尔皮林在审批的时候在这个地方停住，让这句话打动他。他们写上了，预期的目的也达到了。
“犯人带来了？”
“是的，带来了。为了不引人注意，我让他和一个押送人员都坐我的‘爱姆卡’小汽车来。”
“做得对。难道说，还要用囚车把他押来吗？再说，这种因车你们大概也没有吧！按编制是不会有的。”
“按编制，我们只有一辆有篷的卡车。”
谢尔皮林点了点头： “把犯人带进来。”
不一会儿，中校把犯人带来了。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