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个夏天 [苏] 康斯坦丁·西蒙诺夫-第8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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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军司令不久前牺牲的事不能说已经被人遗忘了，而是好象他已经调职了，一个人离任了，调来了另一个人，继续做离任的那个人以前所做的工作。谢尔皮林生前所做的工作的意义，不能用人们常常怀念他这一点来衡量，而要用他给集团军留下的一套制度来衡量。在这个集团军的各个岗位上，人们继续在按这套制度工作，他们和他一起经历过战争的考验，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受过他的军事教育，不管象鲍依科那样在他死后还常常怀念他的人也好，或者象伊林那样很少怀念他的人也好。
伊林朝天躺着，感到金黄色的阳光透过帆布帐篷送来了一股热气。他突然想起，在丘贡诺夫牺牲前夕，他和丘贡诺夫两人匆匆忙忙地在营里准备吃晚饭，丘贡诺夫突然向营长要伏特加，他说：“稍微喝一点，用伏特加润一润喉咙，吃的东西就容易下去了，否则由于疲劳，胃口全倒了。”
他最后一次谈的是关于伏特加和胃口！而早晨他却英勇地牺牲了，师部在他死后呈请授予他苏联英雄的称号。当时师长还是阿尔杰米耶夫。而现在屠玛年当师长已经第三天了。
在收复莫吉廖夫以后，阿尔杰米耶夫被提升为少将。鲍依科顺路到师里来向他祝贺，和他单独谈了很久。在这以后，就有风声传到团里说：师长要调去当集团军参谋长了。
两年多来军衔一直是中校的团参谋长纳索诺夫说，阿尔杰米耶夫担任这个职务还太年轻。而伊林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认为年轻根本就没关系。如果应该提升的话，干吗要等呢？难道要等到老得不中用了再提吗？
这是伊林的看法，他感到高兴的是：年轻从没有影响他的提升。
传说得到了证实，阿尔杰米耶夫调走了。他在离任以前和两个团告了别，而伊林这儿却没有能来。那天早晨，只能用无线电联系，情况很复杂；但伊林心里想，如果自己处在阿尔杰米耶夫的地位，他是会设法到这儿来告别的。
屠玛年刚当上师长，就到团里来说，要把纳索诺夫调到自己那儿去当参谋长。他来征求团长的意见。
伊林同意了，但并不是由于他想和纳索诺夫早点分手；恰恰相反，正是在战斗过程中，由于大家风雨同舟，因此彼此相处得比平时好，把个人的恩怨都丢在一边了。他同意的原因在于他相信自己，把两三天没有参谋长看作是对自己的考验，他相信自己经得起这样的考验。他要以此再次向别人和自己证明，他有多大的才于。不过，他当然没有忘记利用这个机会，要求尽快派一位比较强的参谋长来。
这时，他想到了辛佐夫，但没有提名。他对辛佐夫突然当谢尔皮林的副官这件事感到不快。他们愿意派谁就派谁来吧。只要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而且不是胆小鬼，总会相互了解的。反正不经过战斗的考察，不可能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见过面的姑娘不好替她作媒，总是要自己亲眼看过才行。
伊林想到了女人。在两星期的战斗中，他一次也没有想过，而现在却想到了。他在草褥子上伸了个懒腰，就跳了起来。
隔壁的帐篷里又有人在打电话。“通信联系情况良好，大家都感到高兴，”伊林心里想着，不由得笑了一笑。
杜德金又回答说：“在睡觉。”接着他又把这样的话重复了三遍：“是，都明白了！”然后放下听筒。
伊林不满意地看了看穿着睡觉的那件浸透汗水的脏衬衣。他把衬衣脱了下来，只穿一条短裤，把两臂甩动了几下，弄得肩膀的关节格格作响。
又听到了杜德金的声音。这一次是第三营营长打来的电话。他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呢？如果没发生什么事，他是不会打电话来的！
“我就来，”伊林喊了一声。他想就穿着短裤跑出帐篷去，但停住了，坐在草褥子上扎起包脚布来；在草褥子旁边的两用油布上放着干净的包脚布和洗过的衬衫。
伊林不好意思当着别人的面露出两条瘦腿，或者光着身子。虽然他的身体强健有力，但却象一般少年人那样瘦。那一次脱掉衣服游过河去的时候，他忘了这一点，因为当时只想到自己是个游泳能手。当一个人在某一件事情上表现出杰出的本领时，人们是不会注意他的身体是健壮还是消瘦的。但现在他想起了自己是消瘦的，于是便穿上了皮靴，把脏衬衣的下摆塞进裤腰里，然后才走出帐篷。他没有穿干净的衬衫——等洗过澡以后再穿。
第三营营长向他报告一个事故。“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一个德国人（他在团里已经待了几天了）昨天夜里留在第三营，他一清早就拿着话筒和七处的一个中尉一起到树林里去了，他们象以前一样是去招降的。两个德国军官——一个上尉和一个中尉，朝他们走来。上尉往前走，中尉却站住了。当上尉走得很近的时候，中尉用巴拉贝伦枪朝他的后背开了一枪，把他打倒了，那个“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德国人也受了伤。
“这是你们粗心大意，没有掩护他！”伊林生气地责备道。
第三营营长在报告之前先作了一番解释，当一个人说话时先开始解释，那么事情一定糟了！开始说是受了伤，结果却是死亡。而这个德国人是上面命令要加以保护的。
“我们掩护了，”营长辩白说。“三个自动枪手和他一起去的。但他们离得太远了……”
“别罗唆了。伤势怎么样？”
与意料相反，原来伤势很轻。伤在头部，但只是擦伤，已经用绷带包扎好了。问题在于这个德国人不肯到卫生营去，他还要继续做自己的工作。
“让他继续干吧，”伊林同意了。他放下听筒。想到这个德国人的工作可真危险，随时可能遭到射击。现在不过是擦伤，如果头稍微转过去一点——脑门上就是一个洞。
在战争期间，伊林憎恨所有的德国人，这一点和他在童年和少年时受到的教育是抵触的。根据他所受的教育，民族是没有好坏之分的，所有的民族都同样是好的。然而，战争的逻辑却作出了另一个结论：德国人都是坏的，每一个德国人都这样，如果你不打死他，他就会打死你。战争使人们对所有的德国人都憎恨起来。但尽管伊林早就惯于对所有的德国人充满憎恨，但此刻他心底的另一种与此相抵触的感觉却冒了出来。这个“自由德意志”委员会的德国人的大无畏精神使他感到惊奇，使他从死胡同里突然找到了出路。他感到高兴的是，他亲眼看到有这样好的德国人，这一点向他证实了一种重要的东西，在战争中虽已大半遗忘、但毕竟还存在的东西。
和第三营营长谈话以后，伊林问杜德金，在他睡觉的时候谁打电话来过。
原来，第一次电话是从集团军司令部打来的，是参谋长打来的。
“是他叫别人打的，还是他自己打的？”伊林又问。
“他自己。”
伊林由于杜德金没有叫醒他，真想把杜德金痛骂一通，但感到这样不太公平，因此就忍住了。杜德金是按命令办事的：他报告说在睡觉，并请示过要不要叫醒。事先没有估计到集团军参谋长会打电话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此没有理由骂他！
“没有命令回头给他打电话吗？”伊林问道。
“什么命令也没有。他说：让他睡吧。而师长命令你在七点十五分打电话给他。”
“今天我们的屠玛年倒很慷慨，”伊林心里感到很惊奇。“还给十五分钟时间让我起床和洗脸呢！”
伊林洗了睑，甚至还喝了一杯茶，吃了一大块上面撒着砂糖的面包——这是他从小就爱吃的东西，——然后打电话给屠玛年。
屠玛年先说，任务暂时还是照旧：整理内务，守住原来的阵地。
“再检查一下全部火力配系。看看在你们的前沿阵地上把火力配系向各个方向迅速转移的可能性怎样。您都明白了吗？”
“明白了。”伊林很懂得，“您都明白了吗？”这句加重语气的话意味着什么。
“昨天晚上我向人事处催了一下，”屠玛年说，“他们答应今天派人来接替纳索诺夫的工作。可能已经在路上了。”
“那么我们又要有参谋长了，”伊林放下听筒后想了想。但他现在考虑的主要是另一个问题：屠玛年说的关于火力配系这句话的含意。
这几天来，他们整个师都在对被围的德国人加强压力，把他们往树林里面赶，使他们陷入一个越来越小的包围外而今天决定从相反的方向——从树林的另一端把他们压过来。可以预料，到傍晚的时候，德国人会朝我们这儿过来——他们还能到哪儿去呢？他们将以什么方式出现——打着白旗，还是架起“斐迪南”强击炮？德国人干的事是无法预料的。所以必须提高警惕。
接着，整整一小时伊林和各营营长通电话，然后和配属炮兵团团长及自己的炮兵指挥员研究，确定在德国人可能从树林深处冲出来的那些阵地上组织炮火的各种方案。
在这以后，配属炮兵团团长就到各火力阵地上去：他担心弹药是否供应得上。答应一早就送来的，但还没有送到。而自己团的炮兵指挥员维谢洛夫少校几乎一直是和伊林在一起的，现在仍留在他身边。
首要的事情处理好以后，伊林开始犹豫起来，但在他的睑上丝毫也没有流露出这一点。他很想到各营去走走，看看他们那里的情况。通信联络归通信联络，但亲自到下面去走走也是一种不可代替的联络形式。不过刚刚和各营营长通过电话，马上就去检查工作未免太早。他自己也不喜欢这种做法——上级刚通过电话下达了命令，马上就接连不断地来问：怎么样，命令全执行了吗？他管这种做法叫“无理催逼”。
高空有两架“雅克”飞机从头上飞过，在树林上空消失了。声音也越来越小，越来越远了。一般说来，最近三天内我们的空军在这个包围圈上空几乎没有进行什么活动。空军都扑到西方前线去了。根据战报，我们已经收复巴拉诺维齐和新格鲁多克，在维尔纽斯，巷战已经进入第二天了。
如果根据目前的速度一直向西推进，再过两三天，我们可以进入波兰境内了。那里才用得着空军！我们这儿没有空军也行……
歼击机飞过后，周围又沉寂下来了，只是从包围圈的那一边传来隆隆的炮声，但不管是伊林，还是维谢洛夫都几乎没有注意到：他们已经习惯了。
“啊，多好的天气啊！”维谢洛夫手搭凉棚、望着太阳说。“射击和观察的条件都很好。尼古拉·伊万诺维奇①，您记得去年冬天我们是怎样进攻的吗？大风雪，从十七号到十八号？……”
①“伊林”的名字和父名应为‘尼古拉·彼得洛维奇”，此处疑有误。——译者
伊林回忆起十七号和十八号的大风雪。风雪确实很大。不消五分钟，战士站立的地方就形成一个雪堆。
“您命令我们加强火力，骂我们试射不准确，而我们却在火力点上受苦，雪象用铲子往迫击炮炮筒里扔一样！后来我们想了个办法：四个人张着一块两用油布，一个人把炮弹送进去。然后收起两用油布，炮弹也进了膛，就这样发射！接着再张起两用油布……象现在这样的天气，什么炮不能开啊，”维谢洛夫说。然后他又补充说，昨天把两周来的战斗报告归纳了一下，结果是：配属炮兵不算在内，仅仅是团自己的炮兵，就使德国人受了重创——伤亡上千人！
伊林不满意地挥了挥手。他不喜欢这种统计。
“如果根据你们全部报告，死多少，伤多少，这样加起来，他们死伤的总数比整个德国的人还要多。而根据他们的报告，我们伤亡的总数也比整个俄罗斯的人都多！纸上谈兵当然比事实上容易。你们炮兵尤其如此。在你们看来，什么人一倒下来，那就是死了。可是过一会儿他还是要爬起来打仗的啊。就拿我自己来说，在三年的战争中，根据德国人的战斗报告，他们把我打死了多少次，打伤了多少次啊。可我一直在打仗，甚至还没有受过伤。”
“快吐唾沫①！”维谢洛夫说。
“我是不迷信的。”
“一点也不迷信吗？”
“一点也不迷信。迷信是胆怯的借口。如果你怕被打死，那就不妨直说！这与哪一只脚先站起来，是左脚还是右脚②，有什么关系呢！德国人朝你开枪的时候，是根本不知道这一点的。”
①俄罗斯人的一种迷信；说了不吉利的话后，吐三次唾沫可以消灾。——译者
③俄罗斯人的一种迷信：一个人站起来时，如左脚先开步，就会倒霉，右脚先开步，就会走运。——译者
关于迷信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如果伊林不喜欢哪一个话题，他就会马上刹车，转到别的话题上去。现在也一样，从迷信转到了武器问题。他说，在战争中，武器也和人一样，本来认为有用，可事实上却没有用，退居次要地位，而确实好的东西就提到了首位。就拿连属迫击炮来说：以前认为没有它寸步难行，而现在不用它了，因为它并不理想，效率很低。手榴弹的效果倒比迫击炮弹好！可是营属迫击炮却证明的确是到处有效的武器，团属迫击炮就不用说……
他们好多天来一直没有休息，而现在却坐着休息了，不过还是在谈论自己的工作，因为武器是这个工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他们的工具。没有它是一回事，有了它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但他们用的工具有一个特点：使用什么样的工具和有多少工具，不但决定工作的成效，而且还决定人的生命的存亡。
“你们炮兵保留下来的总比较多，”伊林说，他想到和维谢洛夫共同战斗已经一年多了，而在这段时间内，团里的步兵营长巳全部更换了。
于是他们就谈起了人的生命价值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他们一开始谈论自己的武器时已经无形中提出来了。
电话铃声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