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滚红尘中拈花微笑-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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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来同佛做买卖吧。但我的生意经和他们不同：我以为我这次买卖并不蚀本，且大得其利，佛毕竟是有灵的。人生求利益，谋幸福，无非为了要活，为了“生”。但我们还要求比“生”更贵重的一种东西，就是古人所谓“所欲有甚于生者”。这东西是什么？平日难于说定，现在很容易说出，就是“不做亡国奴”，就是“抗敌救国”。与其不得这东西而生，宁愿得这东西而死。因为这东西比“生”更为贵重。现在佛已把这宗最贵重的货物交付我了。我这买卖岂非大得其利？房子不过是“生”的一种附饰而已，我得了比“生”更贵的货物，失了“生”的一件小小的附饰，有什么可惜呢？我便宜了！佛毕竟是有灵的。
叶圣陶先生的《抗战周年随笔》中说：“……我在苏州的家屋至今没有毁。我并不因为它没有毁而感到欢喜。我希望它被我们游击队的枪弹打得七穿八洞，我希望它被我们正规军队的大炮轰得尸骨无存，我甚而至于希望它被逃命无从的寇军烧个干干净净。”他的房子，听说建成才两年，而且比我的好。他如此不惜，一定也获得那样比房子更贵重的东西在那里。但他并不吃素，并不作《护生画集》。即他没有下过那种本钱。佛对于没有本钱的人，也把贵重货物交付他。这样看来，对佛买卖这种本钱是没有用的。毕竟，对佛是不可做买卖的。
1938年7月24日于桂林。
沈从文：劝人读经
沈从文
《百喻经》说：
往昔有夫妇两人，烘了三个大饼，作为晚餐。大饼烘就，夫妇二人各自吃尽名分下的一个饼后，还剩大饼一个，不便给谁独吃，于是互相约定，不许说话，谁若先说话，就莫吃饼！两人既然互相约好，便坐在家中，沉默不语。到了半夜，来了一个贼徒，到家偷窃东西，掠尽家中所有宝物。两人皆因有约在先，关怀大饼，谁也不愿出声。贼人眼见这家中人痴呆如此，胡来乱为，全不妨事，且觉得主妇静婉可人，便傍近妇人，作了些小小轻薄行为。那丈夫虽亲眼见到贼人胡闹，却仍因为不忘记那个大饼，故不作声。
到后妇人忍无可忍了，就叫唤她的丈夫：“大伍，大伍，你真是个傻子，为一个饼，尽人把我如此侮辱调戏！”那丈夫快乐得拍手大笑，他说：“咄，咄，愚蠢丫头，你已说话，你输定了！饼应归我，你已无分！”
这是两夫妇的问题，谁最愚蠢，别人似乎不能置喙，轻易加以判断。《百喻经》故事所注重的是人的性格。千年前世界上既俨然曾经有个这种丈夫，这性格也似乎就有流传到如今的可能。我们如今已不容易遇到这种丈夫了，但却可从别种人物的治国政策生活态度得知一二。譬如说，一大片土地忽然丢了，或家中老婆跟人跑了，有些人不正是因为守着一点类似有关大饼的约言，不发一言不作一事，沉默支持下去？若有人说了一句话，想提醒他，这些人不正是顷刻之间就会天真快乐的向人喝着：“咄，咄，蠢东西，大饼归我了！”
读到这本充满了愚人故事的小书时，我总疑心写这本书的人，书虽在一千年以前写成，他的讽刺却预备留给一千年以后。不过如今争大饼的聪明人，大都忙忙碌碌，虽作了不少不折不扣的蠢事，却好像从不曾注意到这样一本小书上来，因此这讽刺，也等于无用了。若希望他有用，又似乎还必需从现在起始，再过一千余年，才能为作主人的明白的。
不过我总想介绍这本书给那些应读这本书的人。
一九三三年十月
汪曾祺：幽冥钟
汪曾祺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很早很早以前（大概从宋朝开始）就有人提出过怀疑，认为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我从小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夜半不是撞钟的时候呢？我的家乡就是夜半撞钟的；而且只有夜半撞。半夜，子时，十二点。别的时候，白天，还听不到撞钟。“暮鼓晨钟”，我们那里没有晨钟，只有夜半钟。这种钟，叫做“幽冥钟”。撞钟的是承天寺。
关于承天寺，有一个传说。传说张士诚是在这里登基的。张士诚是泰州人。泰州是我们的邻县。史称他是盐贩出身。盐贩，即贩私盐的。中国的盐，秦汉以来，就是官卖。卖盐的店，称“官盐店”。官盐税重，价昂。于是有人贩卖私盐。卖私盐是犯法的事。这种人都是亡命之徒，要钱不要命。遇到缉私的官兵，便要动武。这种人在官方的文书里被称为“盐匪”。瓦岗寨的程咬金就贩过私盐。在苏北里下河一带，一提起“私盐贩子”或“贩私盐的”，大家便知道这是什么角色。张士诚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元至正十三年，他从泰州起事，打到我的家乡高邮。次年，称“诚王”，国号“周”。我的家乡还出过一位皇帝（他不是我们县的人，他称王确是在我们县），这实在应该算是我们县历史上的第一号大人物。我们县的有名人物最古的是秦王子婴。现在还有一条河，叫子婴河。以后隔了很多年，出了一个秦少游。再以后，出了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但是真正叱咤风云的英雄，应该是张士诚。可是我前几年回乡，翻看县志，关于张士诚，竟无一字记载，真是怪事！
但是民间有一些关于张士诚的传说。
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找人来写承天寺的匾。来了很多读书人。他们提起笔来，刚刚写了两笔，就叫张士诚拉出去杀了。接连杀了好几个。旁边的人问他：“为什么杀他们？”张士诚说：“你看看他们写的是什么？‘了’，是个了字！老子才当皇帝就‘了’了，日他妈妈的！”后来来了个读书人。他先写了一个：“王”字，再写了左边的“”，右边的“”，再写上边的“”，然后一竖到底，张士诚一看大喜，连说：“这就对了！——先称王，左有文臣，右有武将，戴上平天冠，皇基永固，一贯到底！——赏！”
我小时读的小学就在承天寺的旁边，每天都要经过承天寺，曾经细看过承天寺山门的石刻的匾额，发现上面的“承”字仍是一般笔顺，合乎八法的“承”字，没有先称王、左文右武、戴了皇冠、一贯到底的痕迹。
我也怀疑张士诚是不是在承天寺登的基，因为承天寺一点也看不出曾经是一座皇宫的格局。
承天寺在城北西边，挨近运河。城北的大寺共有三座。一座善因寺，庙产甚多，最为鲜明华丽，就是小说《受戒》里写的明海受戒的那座寺。一座是天王寺，就是陈小手被打死的寺。天王寺佛事较盛。寺西门外有一片空地，时常有人家来“烧房子”。烧房子似是我乡特有的风俗。“房子”是纸扎店扎的，和真房子一样，只是小一些。也有几层几进，有堂屋卧室，房间里还有座钟、水烟袋，日常所需，一应俱全。照例还有一个后花园，里面“种”着花（纸花）。房子立在空地上，小孩子可以走进去参观。房子下面铺了一层稻草。天王寺的和尚敲着鼓磬铙钹在房子旁边念一通经（不知道是什么经），这一家的一个男丁举火把房子烧了，于是这座房子便归该宅的先人冥中收用了。天王寺气象远不如善因寺，但房屋还整齐，——因此常常驻兵。独有承天寺，却相当残破了。寺是古寺。张士诚在这里登基，虽不可靠，但说不定元朝就已经有这座寺。
一进山门，哼哈二将和四大天王的颜色都暗淡了。大雄宝殿的房顶上长了好些枯草和瓦松。大殿里很昏暗，神龛佛案都无光泽，触鼻是陈年的香灰和尘土的气息。一点声音都没有，整座寺好像是空的。偶尔有一两个和尚走动，衣履敝旧，神色凄凉。——不像善因寺的和尚，一个一个，都是红光满面的。
大殿西侧，有一座罗汉堂。罗汉也多年没有装金了。长眉罗汉的眉毛只剩了一只，那一只不知哪一年脱落了，他就只好捻着一只单独的眉毛坐在那里。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
罗汉堂东南角有一口钟，相当高大。钟用铁链吊在很粗壮的木架上。旁边是从房梁挂下来的撞钟的木杵。钟前是一尊地藏菩萨的一尺多高的金身佛像。地藏菩萨戴着毗卢帽，跏趺而坐，低眉闭目，神色慈祥。地藏菩萨前面点着一盏小油灯，灯光幽微。
在佛教的菩萨里，老百姓最有好感的是两位。一位是观世音菩萨，因为他（她）救苦救难。另一位便是地藏菩萨，他是释迦灭后至弥勒出现之间的救度天上以至地狱一切众生的菩萨。他像大地一样，含藏无量善根种子。他是地之神，是一位好心的菩萨。
为什么在钟前供着一尊地藏菩萨呢？因为这钟在半夜里撞，叫“幽冥钟”，是专门为难产血崩而死的妇人而撞的。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以为血崩而死的女鬼是居处在最黑最黑的地狱里的，——大概以为这样的死是不洁的，罪过最深。钟声，会给她们光明。而地藏菩萨是地之神，好心的菩萨，他对死于血崩的女鬼也会格外慈悲的，所以钟前供地藏菩萨，极其自然。
撞钟的是一个老和尚。相貌清癯，高长瘦削。他已经几十年不出山门了。他就住在罗汉堂里。大钟东侧靠墙，有一张矮矮的禅榻，上面有一床薄薄的蓝布棉被，这就是他的住处。白天，他随堂粥饭，洒扫庭除。半夜，起来，剔亮地藏菩萨前的油灯，就开始撞钟。
钟声是柔和的、悠远的。
“咚——嗡……嗡……嗡……”
钟声的振幅是圆的。“咚——嗡……嗡……嗡……”，一圈一圈地扩散开。就像投石于水，水的圆纹一圈一圈地扩散。“咚——嗡……嗡……嗡……”
钟声撞出一个圆环，一个淡金色的光圈。地狱里受难的女鬼看见光了。她们的脸上现出了欢喜。“嗡……嗡……嗡……”金色的光环暗了，暗了，暗了……又一声，“咚——嗡……嗡……嗡……”又一个金色的光环。光环扩散着，一圈，又一圈……
夜半，子时，幽冥钟的钟声飞出承天寺。
“咚——嗡……嗡……嗡……”
幽冥钟的钟声扩散到了千家万户。
正在酣睡的孩子醒来了，他听到了钟声。孩子向母亲的身边依偎得更紧了。
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飘雪。
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赵朴初
这本书是我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书中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句话中提出“饮水”二字作为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这本书名很合我的心意。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引起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
金庸：皈依的心路
金庸
池田：金庸先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雷，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