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欺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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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灭敌人。对战争目的的这一科学抽象，揭示了战争的基本矛盾，标志着人类对战争认识的深化。毛泽东之前的军事理论家，对战争的基本目的已经有所认识。例如，克劳塞维茨在分析战斗时指出：“在战斗中，一切活动都是为了消灭敌人，或者更确切他说，是为了使敌人失去战斗力”。（《战争论》第1 卷第57 页）“消灭敌人军队和保存自己军队这两种企图是相辅相成的，因为它们是相互影响的，它们是同一意图的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战争论》第1 卷第62—63 页）。显然，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目的的认识还没有上升到战争本质的高度。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0 页）这是迄今为止对战争本质亦即战争基本矛盾的最深刻的揭示。毛泽东关于战争基本矛盾的揭示，既是我们理解一切军事问题的钥匙，也是我们研究军事欺骗问题的指南。军事欺骗的作用，结合具体的战例来看，是纷繁复杂的，然而，从战争基本矛盾的角度考察，则非常简单：军事欺骗的作用就在于它有助于更好地保存自己和更好地消灭敌人，从而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战果。当代价一定时，谋求最大战果（消灭更多的敌人）；当战果一定时，把代价减小到最低限度（付出最轻微的牺牲）。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是普及于战争全体，贯穿于战争始终的。所以，军事欺骗的作用，也体现于战略、战役、战斗各个层次和战争的全过程。大到全球性战争，小到一次战斗，都为军事欺骗留下了广阔的活动天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作为战争的基本矛盾，制约着战争中的一切，评判着战争中的一切。战争中的一切行动，凡是有助于达成这个目的的，就是合理的，反之，就是不合理的。当然，这样认识和回答问题未免过于笼统。 下面，我们就用分析的方法来具体地研究军事欺骗的作用原理和形式。
一、出敌不意与军事欺骗
出敌不意，是一切军事统帅和指挥员刻意追求的作战指挥艺术。由于在
敌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运用出敌不意的战法，给敌以不意的打击，能够使敌不知所措，意志沮丧，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武器技术装备的优势难以发挥，从而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所以，古今中外的兵家无不高度重视这一原则。古罗马军事统帅凯撒说过，“战争中最有效的事就是出敌不意。”（转引自《外国军事学术》1981 年第6 期）孙子在《九地篇》中写道：“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克劳塞维茨认为，“一切行动都是或多或少以出敌不意为基础的”，出敌不意“是导致胜利的最有效的因素。”“进攻战的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就是出敌不意。”（《战争论》第3 卷第980 页、第965 页）杜·古西林的信条是：“没有突然袭击作保障就不发动进攻”（《战略论》第89 页）。
出敌不意进行突然袭击之所以有此奇效，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以有备对不备，剥夺了对方作出有效反应的时间，迫使对方在其作战潜力或故争潜力发挥出来之前进行较量，从而使其一开始就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突然袭击的这一特点，决定了它对战役战斗的作用比对战争的作用更大。突然袭击可能决定一次战役战斗的胜负，但难以决定一场战争的结局，尤其不能决定一个大国的命运。以突然袭击方式发动战争，对于夺取战争初期的主动权具有重要作用，但随着对方战争潜力的发挥，主动权就可能易手。战争的结局最终取决于综合国力和军力的强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西斯德国以突然袭击手段闪击波兰、丹麦、挪威和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小国，均获成功，却没有能够征服苏联，就是一个雄辩的例证。但也必须看到，不宣而战使法西斯德国在战略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正是由于实施突然袭击总是能够从中得到好处，所以，一切军事统帅和作战指挥员都十分向往和追求突然性。然而，并非每次战役、战斗都能达成突然性。能否达成突然性要看是否具备了达成突然性的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行动迅速，其二是隐蔽企图。
行动迅速主要取决于兵器杀伤速度、军队运动速度和军队指挥速度三个要素。随着军事科技的发展和先进的武器装备、运输工具、指挥器材的大量使用，军队的行动速度大大加快了。但是这种加快一般是双方的，作战双方行动的高速度在一定程度上会相互抵消。所以，达成突然性的决定性因素是隐蔽企图。即以军事欺骗手段迷惑敌人，麻痹敌人，使敌“看不到事物的真相”（克劳塞维茨语），对我之企图和行动方式、打击的目标等作出错误的判断，从而处于不意、不备状态，为我达成突然性创造条件。
以军事欺骗达成突然性的方式主要是以下三种：①一边散布缓和空气，麻痹敌人，一边极其秘密地制订作战计划，进行作战准备，使敌人对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失去警觉，处于不意状态。如1986 年4 月美军袭击利比亚前一天，美海军舰队已在利比亚海岸附近集结。美国报刊在白宫和五角大楼的暗示下，声称这次舰队集结不会有作战行动。然而就在第二天夜间，美军突然出动大批飞机，包括从千里之外的不列颠群岛起飞的轰炸机，对利比亚实施了大规模的空中攻击。②通过隐真示假，虚张声势，设置假目标、假阵地，散布假情报以及佯动袭扰等，迷惑敌人，使敌人对主要作战方向作出错误的判断。如1982 年的以黎战争，以军利用电子器材模拟军队行动，造成以军在戈兰高地集中的假象，而进攻部队却在周密伪装下进入了进攻出发地域，从而达成了进攻的突然性。③通过制造假象和散布假情报，欺骗敌人，给敌人造成与实际情况相反的印象，从而达成作战时间和方式上的突然性。如，本来已完成进攻战役准备却故意作出进攻准备刚刚开始的假象，使敌人对战役
发起的时间判断失误；本来加紧进行进攻准备，却摆出一副实施防御或准备撤离的姿态，使敌人对行动方式判断失误，处于不意状态，等等。二、以弱胜强与军事欺骗
“强胜弱败”是军事斗争的规律。弱要胜强，必须首先实现由弱到强的转化，待其力量超过强者时才能战胜强者。弱者能够战胜强者，这一事实本身，说明他由弱者变得比强者更强。
其实，强胜弱败和弱能胜强这两个命题，很早就被人们提出来了。正确认识它的关键是对强和弱这两个概念的理解。
强与弱，作为军事学的一般概念，标志着战争力量的量的大小和质的优劣。战争中、某一方的力量超过对方谓之强，低于对方谓之弱。然而此处的强弱还不是战斗力的强弱。就战争全局来讲，战略上力量的强弱并不等于某一战役战斗力量的强弱：就战争某一局部来讲，直接参战的武装力量的数量和质量，武器装备的数量和质量，物资储备是否充分等，也不等于实际战斗力的强弱。上述条件只是战斗力的寓体。兵员数量众多，训练有素，武器精良，保障充分，蕴含的战斗力就强，反之，蕴含的战斗力则弱。但是，潜在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首先，潜在战斗力向现实战斗力转化，要受若干条件的制约。如：战备程度高低，部队所处的状态（运动还是驻止），战斗士气的高低，指挥素质优劣等。这些条件的差异性，决定了战斗力转化效率的高低。其中，指挥是否正确，对转化效率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其次，战斗力作为一种力，具有一定的方向和速度。战斗力指向不同的部位，释放的速度不同，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比如，同是一支穿插部队，既可能插向敌人的心脏，瘫痪敌人的指挥，也可能插入敌人的“火袋”，被敌人包了饺子；主攻方向指向与敌要害相关的薄弱部位一举突破成功，且可以震撼敌人，指向敌人的强点则可能要碰钉子：同样是发射1000 发炮弹，以急袭方法砸向敌人阵地；和以等速射方法慢慢释放，所造成的战场效果也是不同的。显而易见，由潜在状态转化为爆发状态的战斗力，究竟能产生什么样的作战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指挥水平的高低。因为战斗力使用的方向、目标、速度和方式，归根结底是由指挥员决定的。
由于指挥水平存在着差别，交战前力量较强的一方在作战中释放出的战斗能量可能很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因使用不当有些被白白消耗掉了。交战前力量较弱的一方则可能释放出较大的战斗能量，而且这些战斗能量在正确的指挥下充分地发挥了作用。于是，一方由强变弱，一方由弱变强。当后者在作战中实际释放的有效战斗能量强于前者时，就可以战胜前者。可见，强胜弱败的强和弱，是就交战过程中实际发挥出的战斗能量而言的；弱能胜强的强和弱，是就交战前的静态的潜在的战斗能量而言的。由于处于潜在状态的战斗力还不是现实的战斗力，所以，以弱胜强只是一种可能性。其能否变为现实性，要看条件，其中关键的因素是指挥。
军队作战指挥与故斗能量释放的关系有三种情况。正常的指挥使战斗能量按正常值释放；高超的指挥使战斗能量超常释放；错误的指挥使战斗力不能正常释放，或战斗能量释放出来产生破坏效应。比如，作战中国协同失调，航空兵突击了自己的步兵阵地，高射炮击落自己的飞机等等，都属这种情况。部队之间误打误伤，造成的后果也很严重。如果敌我双方的指挥都无懈可击，
那么交战前力量软弱的一方就不能以弱胜强，要想以弱胜强，必须“一把斧子两面砍”：一方面努力提高自己的指挥艺术，使己方军队的作战能量充分发挥出来；另一方面，诱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阻碍其作战能量的正常发挥。欲使敌人在指挥上犯错误，就要运用军事谋略和谋略得以实现的手段，其中包括欺骗手段，以种种假象迷其耳目，乱其心智，使其视真为假，视假为真，作出错误的判断，定下错误的决心，舍此别无它途。军事欺骗对于以弱胜强的作用，就在于它能通过诱使敌军指挥失俟，促使敌军实现由强向弱的转化。
三、作战效益与军事欺骗
如前所述，弱军要战胜强军，只能智胜，不能硬拼。而智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以各种方式迷惑、欺骗敌人，使之在指挥决策和作战行动上犯错误。然而，这决不是说，军事欺骗只是弱者的专利。虽然强者对军事欺骗的依赖性不象弱者那么大，但这丝毫也不妨碍强者对军事欺骗的追逐和利用。这里有一个共同的动机在起作用，即：企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如同商品生产中投入与产出的比值反映了经济效益一样，作战中所付出的代价与获得的利益的比值反映了作战效益的高低。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使强者和弱者一样钟情于军事欺骗。因为他们知道巧妙地实施军事欺骗使对方上当受骗，会使胜利来得更容易，付出的代价更小。
任何一个明智的国家元首在定下战争决心时都不会不考虑这样一些问题：是否还有除战争以外的解决矛盾冲突的其他手段；能不能打赢；预期取得的胜利与可能付出的代价相比较，是大于、等于还是小于？倘若得失相当，或得不偿失，就应该放弃战争。当然，历史上也有一些昏君发动过一些“错误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因得不偿失受到了历史的惩罚。这是战争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具体到一个战局，一次战役战斗，也要对得失进行权衡。当然，所得和所失不能只看兵员的伤亡和武器装备及其他作战物资的消耗，而要联系全局来全面考虑。比如，以伤亡500 人的代价夺取一个只有200 名守军的孤岛，孤立地看似乎得不偿失、意义不大，但是如果这个小岛可以作为登陆作战的前进机场和补给基地，付出这500 人的代价就是值得的。这是战役战斗层次上的效益决定论。它告诉我们，追求作战效益的动机比追求胜利的动机，对作战行动的支配作用更强。不惜一切代价地追求胜利，同只管生产而不计成本一样，是不明智的，弄不好还会产生负效益。两伊战争打了八年，双方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入不敷出，实力地位大大下降。所以，外电评论，“两伊战争没有胜利者”。
由于成功地运用军事欺骗总是能够显著地提高作战效益，所以，强军并不因其强而轻视军事欺骗的作用。比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法西斯德国对波兰占据着绝对的优势，对波兰的进攻是以强凌弱，完全可以以力胜之。但是，德国为了速战速胜，并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在政治、军事、外交方面玩弄了一系列欺骗手法，大放和平烟幕，极力麻痹波兰，在一片和平气氛的掩盖下，秘密地完成了战争准备，突然向波兰发起进攻，很快便突入波兰腹地。波军在突然进攻面前仓促应战，损伤惨重，溃不成军，而德军只付出很小的代价。1945 年，苏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也是以强击弱。但苏军并未因其强而打堂堂之阵，而是采取了大量的战役伪装措施，巧妙地掩盖其战
役企图，使关东军对其发起进攻的时间和主突方向作出了错误的判断。结果，苏军打了一场“真正的闪击战”。如果打堂堂之阵，苏军也能打胜，因为当时日本败局已定，但损失将会大得多。J973 年10 月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战前采取了大量伪装欺骗措施，麻痹了以军，使以军在突如其来的打击面前粹不及防，埃军原计划强渡运河可能要伤亡2。5—3 万人，实际仅死亡208人。军事欺骗对提高作战效益的作用可见一斑。
四、以聚克散与军事欺骗
古今中外一切聪明的军事家和有价值的军事理论，无不强调集中用兵。“兵散则势弱，聚则势强”，这是中国古代兵书的观点。克劳塞维茨认为：战略上最重要而简单的准则是集中兵力。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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