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4年第3期-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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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都知道，放射性作为一种地球物理现象，它是无处不有的，但只要放射剂量不超过标准，不形成所谓的“异常”，就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而放射量是否超标，用仪器是很容易测定的。我们的找矿过程，就是往往通过先找到地表的放射性异常点带，再对这些点带进行深部揭露，以期扩大矿化规模直到发现铀矿床。放射性异常点带的存在对找矿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它却有悖于良好的生态环境，这是应明了的浅显的道理，因为它逸放出来的氡气对人体健康是有害的。
紫云山岩体作为铀矿成矿远景区，区内存在大量的异常点带，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但在野外勘察中，我们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曾氏家族所有的宅府都位于花岗岩的补体上，那恰是铀矿成矿远景区的“世外桃源”。从黄金堂到大夫第、白玉堂再延伸至富厚堂，曾氏家族宅府的地理分布大致为近东西向，与补体的长轴向一致。诚如前述，放射性矿化与花岗岩补体没有成因及空间上的联系，所以，在曾氏家族宅府及其外围均未发现异常。在该地区投入找矿手段除放射性地球物理探测之外，还有水化学测量以及其他的地球物理探测手段如地磁与地电等方法，地质找矿综合成果图也表明，在我们驻扎的大夫第地段乃至整个补体，都属正常场。
然而并非每个地段的情况都与铀矿化无关，否则就失去了找矿本身的意义。使我印象最深的大概是大夫第东南方向约二千余米处的那条异常带，异常带所处位置地势陡峭，产于花岗岩的构造破碎带，铀矿化富集与构造破碎是直接有关的。在陡峭的山坡下不到十米处有一户农家，我们勘查时，平时就在这户农家休息。一天，我们在农家无意中打开了仪器，FD…71仪立即发出特别鸣响声，这就是异常的预警，一看仪器表头，已超最大读数，我们提着仪器追索，异常源竟为水缸中的水。经查这些水是从屋后的陡壁下接过来的，与很多山区农家的引水方式一样，该农户是用劈开的竹子连接起来作为导水工具，从陡坎下将岩石中渗透出来的水接入水缸。看似清莹透澈的泉水因从矿化层中渗出，实已严重放射性污染，不能饮用。我们当即将情况告诉主人，希望他们一定要引起重视，另觅生活水源，尤其不能作为饮用水，倘若问题不能很快解决，也不要喝生水，一定要烧开。常识告诉我们，放射性氡气对人体的危害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水中氡，无色无异味，但一旦食入体内，体内辐射对人体的危害比体外辐射更大。所幸的是，像这样生活水源受到污染但长期未被察觉的情形是极少见的，在该地区也仅此一例。
由以上叙述可知，从地质因素上看，由于曾氏家族宅府都位于花岗岩补体上，也就不存在出现放射性污染的前提，这已被大面积的地球物理和水文地质普查成果所证实，所以从某种意义说，视其为“风水宝地”是有其地质依据的。曾氏祖先原定居衡阳庙山，清朝初期才迁徙至双峰荷叶，当初是怎样觅中白杨坪这块“宝地”的呢？这已无从考究。也许曾氏祖先最初根本就没有寻找风水宝地的自觉，而仅谋求一赖以栖身环境。天道忌巧，可能如同“良禽择木而栖”，靠的就是直觉与本能了。
说到这里，能否认为曾国藩作为一代名臣的出现，盖出于故居风水好的原因？倘若如此，那是很不公正且极有害的看法。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固然是人们身心得以健康成长直至成才的一个重要条件，但决不是惟一的。须指出的是，曾国藩之所以叩开科举大门，跻身翰林，继而顺遂仕途，除了他天资聪慧一生坚韧勤奋之外，良好的早期教育是他获得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曾国藩的早期教育除了直接受惠于祖父和父亲之庇荫外，荷叶乡当时存在的包括曾氏族学在内的三个传统族学也为当地莘莘学子提供了人人思学上进的读书氛围。我们在荷叶乡工作时，就感受到了那里延续至今的注重教育的优良传统，还有淳朴的民风，我们曾有兴趣地注意到，当地小学生在启蒙教育阶段，即用毛笔写字，甚至整个小学阶段都不曾使用铅笔。我以为这是传统文化底蕴之深厚的表现，显然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至少在曾国藩那个时代就已经形成了。
还要指出的是，曾国藩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他的出现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是“时势造英雄”的结果，而绝非静止甚至狭隘的所谓风水观点便可阐述透彻了的，当然这也就超出了本文所要讨论的范围。
命运各异的富厚堂与大夫第
曾氏家族中显赫的人物中首推曾国藩与曾国荃兄弟，谈到曾氏故居，当然要谈到分属这两兄弟名下的富厚堂和大夫第。富厚堂和大夫第在选址上没有拘泥于山环水抱的格局，并无所谓的“穴”的地形特征，与白玉堂封闭围合的格局相比，有着很大区别的，它们所处位置地势开阔，交通也便利的多。
曾氏家族惟一保存完好的宅府当应是富厚堂了，现以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富厚堂位于富坨村，属曾国藩名下，距大夫第约八公里。但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占地面积及规模，都远远逊色于大夫第。在曾氏兄弟分家之后，富厚堂老屋原来为曾国荃所有，因曾国藩相中，移兑而成，曾国藩称之为一等屋场。现在所见的富厚堂是在旧屋基础上扩建的，它修葺于曾国藩封侯之后的同治五年，也正是主人在两江总督任上处于人生的辉煌巅峰之时，曾国藩对它予以了很大的关注，之所以如此，或许它就是将来退隐回籍颐养天年的归宿所在。
最初本有三处可供选择的宅基地，但曾国藩最终选定富厚堂的旧址。他是怎样比较这三处宅地，又凭什么称富厚堂为一等屋场的？这大概已是留给后人的谜。
富厚堂在整体的布局规划上，可以说达到了自然美与人文美和谐统一的意境，它后侧山峦环护，茂林修竹，无比清静幽雅，富厚堂大门朝东，清晨迎着初升的太阳，紫气东来，一派生机勃勃，站在堂前花岗石台阶上极目远眺，只见一抹平川，良田万顷，静静的涓水蜿蜒其间，像一条绸带飘向远方，旖旎的田园风光非常赏心悦目。堂前的半月形的池塘，显然是人工凿砌而成，一看就知那是传统意义上的所谓“风水池”也即“泮池”。
富厚堂本身并非人们想象中的富丽堂皇，只有门匾上“毅勇侯第”四个御赐大字表明这里曾是一座侯府，从外观上看，它至多也只形同旧时的一般大户人家。步入富厚堂，所见是一仿宋明回廊式的四合院，中心是一个面积达六百平方米的庭院，显得很开阔，花岗石铺设的通道构成这个建筑群的中轴线，这是一个很具北方特色的四合院。我们知道，南方的四合院多以天井为中心，这样的建筑模式主要与南方的气候有关，南方的日照时间长且雨水较多，采用相对狭小的天井形式是适宜的。富厚堂之所以建成北京式的四合院形式，可能与曾国藩京师十余年，业已适应京城四合院的生活有关。从某种意义上说，四合院收敛及不张扬的格局也是符合曾国藩的性格的。
富厚堂内辟有八本堂、思云馆、艺芳馆等，其实这些与常见的民居相比，并无多少差别。如果说欲求觅得富厚堂的特色，那就莫过于宅南藏书楼了，藏书楼位于富厚堂南端，是富厚堂的精华所在。该楼藏书曾达三十余万卷，曾被人誉之近代的私人藏书第一楼。步入庭院，一眼就可看到这座高达三层的建筑物。富厚堂作为归隐之所而设置藏书楼，这对饱学之士的曾国藩来说，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因为他多次说过作官不过偶然之事，读书乃寒士本业。
藏书楼在设计上因地制宜且无奢华之处，它独具匠心，充分考虑了南方潮湿气候的不利因素，其一是将书藏于最高的的第三层，以尽量避免地面湿气的影响，其二是非常注重通风，这是保持干燥的必要条件，藏书楼的高度超过邻室，且地处南端，顶层四周均开设窗户，南风可径直穿堂而过，还有曾国藩亲自设计的书柜，其前后都可打开，目的就在于更好地通风祛潮。如此等等，可以说富厚堂极为丰富的藏书得以保全，与切实有效的收藏方式有着直接关系。
富厚堂是一座有着传统特色的建筑群，它置身僻陋乡间，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传统文化尤其世俗的影响，其中可能还留有风水的烙印。事实也正是如此，富厚堂坐西朝东，按风水的阳宅相法，此类属“震门兑宅”型的建筑视南端为大吉。在房屋布局的处理上，风水术往往是根据吉凶程度来确定宅舍的尊卑及层数，如大吉之地宜作厅堂和居室，更适建风水楼，以崇其形势，而凶地则一般留作仓库、碾房和厕所等小用。说到此，很清楚地表明，位于富厚堂之南的藏书楼，它的功能并不限于藏书本身，竟原来还是一座风水楼。在大吉之地建造藏书楼，它表明即便“圣相”也不能脱俗，但从一个侧面却也体现了儒学大师曾国藩的情操。
当年改建富厚堂是按曾国藩的设计意图施工，还是得到了风水先生的指点，这也是无从考究的。其实对富厚堂的风水特征予以考究也并无多大意义，所幸的是包括藏书楼在内的富厚堂历经百年沧桑，至今还保存完好，尤其是三十余万册的书籍史料竟远避厄运，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如果说这一切应归于吉地之风水，曾国藩老先生地下有知的话，也只会一笑了之的。
下面再来看看大夫第，与富厚堂的幸运截然相反，大夫第如今一片凄凉，衰败已无可挽回，曾国藩当年引为焦虑之处不幸被言中。当初的大夫第可谓蔚为壮观，从开工到最后竣工，历时八年，耗资巨大，难怪有人评价说“沅甫（即曾国荃）新宅有城市之气”，这里所说的城市之气指的就是它如同城市建筑的气派繁华。大夫第的衰败是否犯有风水上的什么忌讳，这里并不想陷入迷信的怪圈，但不妨也从布局诸方面试作些探讨。
大夫第由竹亭公祠、敦德堂和奖善堂三部分组成，在布局上为一字排开，长宽比例大为失调，形同街市。我们知道在传统风水理论的影响下，我国古代建筑在择定基址的同时，很讲究背倚来龙，前对朝案，左为青龙，右有白虎，认为只有如此负阴抱阳的围合之势，才可聚之有气，藏之有能。对一个大家族来说，祠堂作为家族的精神寄托所在，其地理的中心位置是不言自明的，而外围建筑也须保持有对它的向心意向，这样才可形成所谓的围合格局。很遗憾的是，曾国荃营造的大夫第在极力表现豪华气派的同时，长宽比例极不成比例，与传统建筑的南北向深长（如故宫等）恰好相反，是对传统建筑风水格局的叛逆，这样的布局实不多见，至少可以说是风水意向上的败笔。与此同时大夫第的朝向为北，一个庞大建筑群的设计为何如此取向，现在看来也是难以理解的。
还有敦德堂与奖善堂前各有一个人工风景池塘，齐整对称，似乎别具风格的设计却犯了风水一忌，因为风水术称：堂前忌双池，谓之哭也。如此的设计也许并非最初的故意，但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大夫第布局在宏观上有所失误的。须知，风水术在整体把握和宏观布局上，是推崇赏心悦目的心理感受的。大夫第出现如此多的风水意向上的疵端，是始未料及的，可以想象当年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曾国荃在大规模建造大夫第之前，既然连兄长曾国藩的劝告也置若罔闻，也许更不屑顾及风水先生的指指点点，包括其中那些并非迷信的真知灼见。可能出自这方面的原因，致使大夫第在地形、朝向和宏观建筑布局等方面存在诸多不足。
大夫第的衰败使人深感惋惜，是什么原因造成大夫第如此之快的衰败？我认为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地面湿气太重。大夫第落成之后。曾国荃便向国藩诉说此烦恼，曾国藩在回信中说：“沅弟言新大夫第不敢再求惬意，自是知足之言，但湿气一层不可不详察，若湿气太重，人或受之则易伤脾，凡屋高而天井小者，风难入，日也难入，必须设法祛散湿气，乃不生病。”这里曾国藩没有用风水观点，更没有说请风水先生去看看，而是用他所知晓的知识进行分析。显然这些是不够的。但曾国荃在世时并没找到原因所在并解决这一困扰，事实上他后来较长时间都住在长沙府后街的官邸，无暇顾及。由于这一困扰的存在，使得大夫第后来的主人未能很好安居乐业，当然也就谈不上及时的维护修缮，于是乎，衰落便是可想而知的了。伴随这座庄园的衰败，大夫第内收藏着的大量的书籍最后也散佚殆尽，无不让人为之惋惜。我们当年在荷叶工作达十个月，就住在竹亭公祠仅存的几间厢房，对室内地面之湿漉漉以及由此带来的烦恼有着切身的体验。如此显然不宜居家的住宅，按风水的说法，不正是所谓的凶地吗？
那么造成大夫第地面常年潮湿的原因究竟何在？曾国藩归于天井小而使得日照时间短的原因。实际上曾国藩的这一分析并不在理。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屋内潮湿无外乎两种情况所造成，一是地下含水层距地表太近，另一种就是室内通风效果差，致使湿气得不到风干而凝结与地面。大夫第地段的地质构造完整，无断层及构造破碎带，也就缺乏含水层存在之前提，无异于说第一种原因不复存在。那么是否就是通风条件差而引起的？症结正是如此。从地形上看，大夫第也是背山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