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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

一百个人的十年-第29部分

小说: 一百个人的十年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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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我就给揪出来,大会小会斗,天天挨揍。打我那帮人都是本厂一帮平时刁钻耍滑的工人,五大三粗的汉子。我那时虽然才二十五岁,也经不住那种打。我又没练过,身上没一块经打的肉。他们说打死你也是白打呀,外边打死那么多人都没人管。别看这些人平时在厂里不干活,这会儿反有活干了,随便打人。白天不打,专门夜里打,还不打脸,怕被人看见,专打身上。白天不给吃饱,不给水喝。您知道几天不吃东西还顶得住,不喝水够呛。也不叫我上厕所,逼得我只能拿纸卷个筒尿尿,往墙角倒。他们在牛棚外边看着我活受罪,取乐。他们还琢磨出一种打人的绝活,叫我们被关在牛棚里的几个人互相打耳刮,谁不使劲,他们就打谁。结果我们互相打得死去活来,我们挨打,他们不费半点劲,看着我们互相揍得鼻青脸肿,真把他们美死了。一天他们上了狂劲,非要拿剪子铰我小便。我当然不能叫他们铰去。铰去就完了,我还没娶媳妇呢;再说没小便,不就成女的了吗?我就狠命捂着裤挡,死命挣,剪子尖扎得手都是窟窿,他们见了血才消点劲,死挣活挣算把小便保住了。耳朵可给他们拿者虎钳子拧得不像样,您看我这耳朵,您看,成烂饺子皮儿啦。我耳朵这样就是那时落下来的。还有那些以军宣队名义进厂的,实际上也是随便打人来的,拿出部队格斗那套,打得我实在受不了,一天我找个机会钻到保健站偷了几十片安眠药喝了,不知我命大还是罪没受够,又被救过来。这叫“畏罪自杀”,罪上加罪,加倍挨打。当时最难受的刑罚是晚上不让睡觉,站着,还得弯腰低头;两条胳膊向后翅着,这么着,飞机式,哪儿一动就打哪儿。以后我还喝过敌敌畏,逃跑,都没成功。每一次都招来更凶的整治。身体也是打那时候垮下来的。我要告您这些,是因为我这口气到今天也没处出,这些人实在太残忍了。
    我先前跟他们有的人有点小过节,上边说过了。可有的并没有直接打过交道。为嘛他们整我那么狠法?其实各人有各人的想法。当初我父亲和我二姨住一块,不和。一天父亲在家里拉闲话说在外边说话得注意点,别乱说,省得招事。二姨就写封匿名信,告我父亲诬蔑社会主义言论没自由。结果我父亲就被下放了。“文革”时又遣送到老家湖南。我去看过我父亲一次,胸口缝着“反革命”三个字在村里干活,也是自杀好几回都没成,甭提多惨了。您要看见他那样保管也得把脸扭过去。那时的祸,真不知打哪儿飞来的。“祸从天降”这句老话我算知道了。打我这些人有的是临时工,想借着“革命”闹一通转正;有的在车间干活,为的是不再当工人,到科室里当干部。没有个人的目的,就这么干法,我才不信呢!“文化大革命”不过给大伙一个机会,各奔各的目的挣罢了。一帮人往上挣,就得有一帮人垫背。
    我算其中一个垫背的,该着,命!
    对了,他们整我,还有一个背景,就是当时那个革委会主任想拉起一帮支持他的人。我管生产算有实权的,他们想把我弄下去,叫他的人掌权。说我反革命,说我歪曲语录不过是个借口。干掉一拨人就能换一个班子。好多单位都是这样,人一换,结成死党,再变就很难了。为嘛历次运动整人的总在上边,有根呗,上边有人下边也有人。只要他今天不犯法,你拿它没词,干气,没辙。你要跟他顶着,他还能变着法儿整你治你。当然他不会再打你,他也不傻。可是再赶上“文革”这样的机会就很难说了。
    比方我这样受迫害,到今天他们也没公开给我平反,平反等于结他们脸上抹黑。因为他们还在管事。再说怕我一平反,恢复工作,他们手里的权就得让出来。七三年以后,我松快多了。反正他们掌住了厂里各部门太权,不再拿我当眼中钉,不再说我反革命,叫我到车间干活。七五年我被派到宝坻县支农,帮农村建工厂。厂里有个老工人见咱人不错,不是歪嘎溜滑的人,我厂同去的人说我绳问题,他就把他闺女许给我。这闺女是个农业技术员,人老实到家。我们结婚了。回厂后没房子,我们就住仓库的一间传达室里。白天仓库管理员在那儿,晚上就归我们,不了点小屋。这时有人背后跟我老婆说坏话,说我是反革命,我爸爸也是反革命,还说你跟他一辈子,就背一辈子黑锅。我老婆是农村人,人说什么是什么,虽然城里的事一概不懂,反革命算嘛她当然明白。她就说我骗她,成天哭,成天跟我打架,我说嘛呢?说嘛她也不信,认准我是个反革命,剜心眼坑害她。我急了,跟她吵,吵着吵着也吵不下去,看她也怪可怜的,精神压力很大,就像我挨整时那样。我不说,她也不说话了,别扭憋在心里边。孩子生下来八个月,她忽然心脏病暴发死了。她原先没有心脏病,身子捧着呢,纯粹是别扭死的,真够冤的!是为了我死的!人死在厂里,厂里一分钱补助也不给,这就说我还是有问题是吧!孩子打八个月就归我带着。又当爹又当娘,我一个男人怎么会当娘呢,只得把孩子白天黑夜在托儿所一撂,直到孩子上小学我才结婚,家里总得有人照顾孩子吧。您算说着了,后娘总不如亲娘。我现在这个老婆再好,和孩子总是两拿着,这是我一块心病。这一辈子算是背上了。您说我招谁惹谁了呢?
    我倒霉倒成这个样,可整我的那些人个个好好的。
    当下人家当官的当官,管事的管事,升级提薪,活得有滋有味。另看他们干活抓生产没能耐,可跟农村生产队搞点歪的邪的都行,都肥了。
    就看他们这些人吧——
    在“文革”中整人的人,一个当了供销科长,一个当了人事科长,一个当了生产科长。
    这个生产科长就是打我最凶那个;人事科长就是看牛棚不给我水喝那个,早先干过一阵子财务,嘛能耐没有,一算帐头疼就哭,又调到政工管人事来了。瞧这帮靠整人起家的,个个神气、威风,头头呀。那个革委会主任又靠着这帮人保着,现在成了书记,人家还是行,大权在握。他有权,当然又能保着手下这帮人。哪能再用我,叫我上来他们不是栽面啦?
    “文革”就是没能耐的整有能耐的。他们没能耐,不靠这机会,不把咱整下去,他们就上不来。“四人帮”离老百姓远着哩。实实在在害人的,还是各地方各单位这一帮人。可是把厂子交给他们干行吗?我们那么大一个厂子,如今该了一屁股债,连圆珠笔芯都发不出来了。要靠这帮人改革能改好?我死也不信。不信你又能怎么办?人家上有根下有人。我一赌气就打厂子里调出来。他们显然也乐意我快滚,我在他们眼里,不硌眼也是砂子。清查管个屁事,挨清的还只是一些没根儿的。有根儿的照样动不了他,换了门面照样行。现在不是说都朝前看吗,正合他们意。他们最不乐意提那段事。你一提,他反说你破坏安定团结。
    谁他妈破坏谁。我家没了,老婆也死了,儿子有娘又没娘。我给整得身体虽然还团圆个儿,精神差多了。打闹“文革”到如今,已经四十大几。他整人的人倒活得有滋味,有职有权,有家有业,现在有权也有钱哪!我找谁去?
    我想起曾经整我的两个人。有一个当过厂革委会常委,政工组长;还有一个当过车间主任,都为了强奸妇女判了刑。我想大概只有法律能管他们。拿别的都不成。他们都混油了,嘛政策都有空子钻,嘛运动他们都能混过关。所以开头我说,我就学法律。现在不是讲法制吗?咱学透了法律,拿着法律慢慢等着,只要他们犯上法,就拿法罩上他们。我不信这帮人犯不了法。嘛?您说他们灵,会躲着法办事?唉,您别说叫我泄气的话好不好?要不您出个主意,我使嘛法?只要能报复就成。
    ***弱者的依靠只有法律。那么,法律的依靠是什么?***
     
    第19章 说不清楚
    1966年 男
    32岁
    U市C县某中学语文教师
    我天生有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祖祖辈辈留给我的两个字——喊着喊着真情绪来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菜单”——两个弟弟被我连累死了——这《家训》上依然没有一句话能说清楚
    我是个悲剧性格,就是说性格决定我这个人必然走向悲剧,因为我天生有一种上当受骗的素质。更可悲的是,明明知道自己受骗了,还说不清楚,咋回事呢?因此我常常陷入痛苦,自己和自己找别扭。我恨我的性格,却又无法摆脱。为这个,我很小时候就有过自杀的念头。
    小时候,一次,我看嫂子很辛苦,给她挑水。那时我多高?水桶上不是一个钩儿、两个环儿吗?我挑起来,水桶底将将就就不蹭地面。两桶水压得我膀子生疼,走起来趔趔趄趄;我必须穿过邻人家的堂屋才能到我嫂子房前。我摇摇晃晃走过那家时,他们大人就上来说:
    “二兄弟真能干,还抓时候给我们挑水,快接着,接着……。”
    说着提过水桶,把水倒进他们缸里。
    我呢?傻站着。不好意思说:“我不是给你们挑的。”照我们地方的土话说,这叫面矮。可是,我心里明白——他们使这法子占我便宜。明白为什么不说呢?这话多平凡、多普通,怎么就说不出来呢?但我当时就是没这种语言。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不恨他们,恨我自己。这就是那种上当受骗的素质吧!以后我在政治上吃亏,受挫折、委屈,也是缺少这么……这么一种概念,一种语言,一份脑子?究竟缺什么,我说不清楚。
    这是我第一次上当,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说不清楚。
    我们村头停辆独轮车,一边架一个筐,卖甜瓜。围了一些人买甜瓜吃,
    甜瓜五分钱一个,我交了五分钱一张票子,买一个,站一边吃。正吃着,卖甜瓜的说:“小核桃(我小名叫小核桃),你吃瓜交钱了吗?”大概他没记住我交钱了。
    我说我交了。卖甜瓜的指指钱盒子里的票于说:“哪张是你的。”
    盒子里都是五分钱的票子,我看一张像我交的,就指着这张说:“这一张。”
    不料旁边一个吃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
    我就懵了。一急,只觉得满盒子的钱都一个样儿,便随便又指一张说:“这张。”
    要命的是,另一个买瓜的人说:“这是俺交的呀,中间还有个裂口,你这孩子咋瞎赖账呢。”
    这时我就把自己放在诈骗人的位置上了。卖瓜的、买瓜的、吃瓜的,一起指责我,我说不出话来,好像我真的骗瓜吃,脸烧得慌。
    有个同村的老婆子,人挺慈善,我叫她三奶奶。她说话了:“你这卖瓜的,咋不依不饶呢,谁家孩子不想吃个甜瓜?兴许大人不给钱,吃个瓜算啥,瞧你把人家孩子说的!”
    这同情——更糟!反把我的“诈骗”肯定得更结实了,定案了。同情也糟蹋人呢。
    当时我只觉得委屈,倒没想到名声什么的。过几年,一个邻居跟我母亲吵架,骂道:“你们这家人,吃甜瓜都不给钱。”我才知道自己一直背着这恶名。我气得原地直蹦,不住地一声声“呵、呵”地叫,就是说不清楚。急得我一头朝井台撞去,要不是嫂子一把抓住我那时就完了。这便是我前头说的,我小时候就有自杀的念头。就为了这个说不清楚。
    再说一件事。
    秋天里我背个筐从小河沟路过,看见水里忽悠悠打浑儿,知道水里有东西,便撂了筐,脱鞋下水一摸,是个螃蟹。小孩子治不住这家伙,一逮它就一夹我。这会儿赶车的李大头路过,我说:“有个磅蟹!”他说:“你别动,我来!”停了车,下水一抓就抓上来。他提着大活螃蟹笑呵呵说:“拿它下酒了!”上车就走了。
    我当时什么也没想,也是没这个概念,没这种语言——“我发现的,应该是我的!”乡下孩子就这么简单,眼里没坏人,可是多少年后想起这事,我很生气,这不是欺侮一个孩子吗?我对李大头有了认识……可是总觉得这里边还有更深的东西,是啥东西?我还是说不清楚。但小孩子是不能骗的,你要是骗了他,等他长大一旦明白过来,你要付出代价的。这代价不见得是报复,而是你在他心里毁灭了。这比你死了还糟!
    祖祖辈辈留给我灵魂里的东西太多也太少。找来找去只有两个字,但这两个字几乎把我的灵魂占满。它就是:忍和善。
    什么是忍呢?忍字是心字上边一把刀。刀插你心上还不吭声,就是忍。善呢?祖辈说善是人的天性。
    后来我发现:忍宇很顽固,直到今天我也扔不掉它。善,很软弱,有了变化,相反的东西从我身上冒出来了。我清楚地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那时我十几岁,跑到镇上去玩。空场上搭个大戏台,像要唱戏。下边卖炸豆腐的、串糖葫芦的、烤山芋的啥都有。后来机关单位成群结队地来,闹个拉歌,这边唱段《团结就是力量》,那边就唱段《嘿啦啦啦》。镇长一上台,气氛就变了。他头戴小毡帽,身穿小棉袍,讲话像喊,一句一弯腰。我忽然瞧见一边空地上埋着孤零零五根木桩子,旁边的告我说,这是预备枪毙人时绑人用的。我马上想到农村流传的一本书——《玉历宝钞》上边画的小鬼绑人的木桩子,把人绑上,再把舌头拉出来割掉——我心里就特别恐怖。
    不会儿,大马车把罪犯运来。五花大绑,后背插着令箭形状的大签子,上头用墨笔写上名字,再用红笔点个点儿;也许是画条杠或打个十叉,看不清楚,只觉得血红血红的一块,头一次感到红色恐怖,后来文革搞红海洋叫我心里打激灵,那感觉就是从这时候埋下的。当把这些罪犯拉下车时,个个大白脸,眉毛眼睛出奇的黑,大概叫白脸比的。顿时吓得满场小孩子们乱跑,喊爹叫妈。也许这些犯人罪恶累累,该枪毙。可是我挺同情这些人,大概出于小孩子的善性。尤其一个上台控诉的小伙子解下皮带抽得他们个个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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