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全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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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纪四十三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二建中二年（辛酉、781）
唐纪四十四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三建中四年（癸亥、783）
唐纪四十五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四建中四年（癸亥、783）
唐纪四十六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五兴元元年（甲子、784）
唐纪四十七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六兴元元年（甲子、784）
唐纪四十八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七贞元元年（乙丑、785）
唐纪四十九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八贞元三年（丁卯、787）
唐纪五十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八年（壬申、792）
唐纪五十一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贞元十年（甲戌、794）
唐纪五十二　德宗神武圣文皇帝十一贞元十七年（辛巳、801）
唐纪五十三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上元和元年（丙戌、806）
唐纪五十四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上之下元和四年（己丑、809）
唐纪五十五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上元和七年（壬辰、812）
唐纪五十六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中之下元和十二年（丁酉、817）
唐纪五十七　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元和十四年（己亥、819）
唐纪五十八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中长庆元年（辛丑、821）
唐纪五十九　穆宗睿圣文惠孝皇帝长庆三年（癸卯、823）
唐纪六十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己酉、829）
唐纪六十一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中太和八年（甲寅、834）
唐纪六十二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下开成三年（戊午、838）
唐纪六十三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中会昌三年（癸亥、843）
唐纪六十四武宗至道昭肃孝皇帝下会昌四年（甲子、844）
唐纪六十五　宣宗元圣至明成武献文睿智章仁神聪懿道大孝皇帝下大中四年（庚午、850）
唐纪六十六懿宗昭圣惠孝皇帝上咸通元年（庚辰、860）
唐纪六十七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中咸通九年（戊子、868）
唐纪六十八　懿宗昭圣恭惠孝皇帝下咸通十一年（庚寅、870）
唐纪六十九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上之下乾符四年（丁酉、877）
唐纪七十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上广明元年（庚子、880）
唐纪七十一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中之下中和二年（壬寅、882）
唐纪七十二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上中和四年（甲辰、884）
唐纪七十三　僖宗惠圣恭定孝皇帝下之下光启三年（丁未、887）
唐纪七十四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上龙纪元年（己酉、889）
唐纪七十五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中景福元年（壬子、892）
唐纪七十六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上之下乾宁二年（乙卯、895）
唐纪七十七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上乾宁四年（丁巳、897）
唐纪七十八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中光化三年（庚申、900）
唐纪七十九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中之下天复二年（壬戌、902）
唐纪八十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上天复三年（癸亥、903）
唐纪八十一　昭宗圣穆景文孝皇帝下之下天元年（子、904）
后梁纪一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上开平元年（丁卯、907）
后梁纪二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中开平二年（戊辰、908）
后梁纪三　太祖神武元圣孝皇帝下乾化元年（辛未、911）
后梁纪四　均王上乾化三年（癸酉、913）
后梁纪五　均王中贞明三年（丁丑、917）
后梁纪六　均王下贞明五年（己卯、919）
后唐纪一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上同光元年（癸未、923）
后唐纪二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中同光二年（甲申、924）
后唐纪三庄宗光圣神闵孝皇帝下同光三年（乙酉、925）
后唐纪四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上之下天成元年（丙戌、926）
后唐纪五　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上天成二年（丁亥，927）
后唐纪六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中之下长兴元年（庚寅、930）
后唐纪七明宗圣德和武钦孝皇帝下长兴三年（壬辰、932）
后唐纪八潞王下清泰元年（甲午、934）
后晋纪一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天福元年（丙申、936）
后晋纪二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下天福二年（丁酉、937）
后晋纪三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中天福四年（己亥、939）
后晋纪四高祖圣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下天福七年（壬寅、942）
后晋纪五齐王中开运元年（甲辰、944）
后晋纪六齐王下开运二年（乙巳、945）
后汉纪一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上天福十二年（丁未、947）
后汉纪二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中天福十二年（丁未、947）
后汉纪三高祖睿文圣武昭肃孝皇帝下乾元年（戊申、948）
后汉纪四隐皇帝下乾三年（庚戌、950）
后周纪一太祖圣神恭肃文孝皇帝上广顺元年（辛亥、951）
后周纪二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中广顺二年（壬子、952）
后周纪三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下显德元年（甲寅、954）
后周纪四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中显德三年（丙辰、956）
后周纪五世宗睿武孝文皇帝下显德五年（戊午、958）
　
周纪一　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前403）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公元前403年）
　　＇1＇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
　　＇1＇周威烈王姬午初次分封晋国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国君。
　　臣光曰：臣闻天子之职莫大于礼，礼莫大于分，分莫大于名。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
　　臣司马光曰：我知道天子的职责中最重要的是维护礼教，礼教中最重要的是区分地位，区分地位中最重要的是匡正名分。什么是礼教？就是法纪。什么是区分地位？就是君臣有别。什么是名分？就是公、侯、卿、大夫等官爵。
　　夫以四海之广，兆民之众，受制于一人，虽有绝伦之力，高世之智，莫不奔走而服役者，岂非以礼为之纪纲哉！是故天子统三公，三公率诸侯，诸侯制卿大夫，卿大夫治士庶人。贵以临贱，贱以承贵。上之使下犹心腹之运手足，根本之制支叶，下之事上犹手足之卫心腹，支叶之庇本根，然后能上下相保而国家治安。故曰天子之职莫大于礼也。
　　四海之广，亿民之众，都受制于天子一人。尽管是才能超群、智慧绝伦的人，也不能不在天子足下为他奔走服务，这难道不是以礼作为礼纪朝纲的作用吗！所以，天子统率三公，三公督率诸侯国君，诸侯国君节制卿、大夫官员，卿、大夫官员又统治士人百姓。权贵支配贱民，贱民服从权贵。上层指挥下层就好像人的心腹控制四肢行动，树木的根和干支配枝和叶；下层服侍上层就好像人的四肢卫护心腹，树木的枝和叶遮护根和干，这样才能上下层互相保护，从而使国家得到长治久安。所以说，天子的职责没有比维护礼制更重要的了。
　　文王序《易》，以乾、坤为首。孔子系之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言君臣之位犹天地之不可易也。《春秋》抑诸侯，尊王室，王人虽微，序于诸侯之上，以是见圣人于君臣之际未尝不也。非有桀、纣之暴，汤、武之仁，人归之，天命之，君臣之分当守节伏死而已矣。是故以微子而代纣则成汤配天矣，以季札而君吴则太伯血食矣，然二子宁亡国而不为者，诚以礼之大节不可乱也。故曰礼莫大于分也。
　　周文王演绎排列《易经》，以乾、坤为首位。孔子解释说：“天尊贵，地卑微，阳阴于是确定。由低至高排列有序，贵贱也就各得其位。”这是说君主和臣子之间的上下关系就像天和地一样不能互易。《春秋》一书贬低诸侯，尊崇周王室，尽管周王室的官吏地位不高，在书中排列顺序仍在诸侯国君之上，由此可见孔圣人对于君臣关系的关注。如果不是夏桀、商纣那样的暴虐昏君，对手又遇上商汤、周武王这样的仁德明主，使人民归心、上天赐命的话，君臣之间的名分只能是作臣子的恪守臣节，矢死不渝。所以如果商朝立贤明的微子为国君来取代纣王，成汤创立的商朝就可以永配上天；而吴国如果以仁德的季札做君主，开国之君太伯也可以永享祭祀。然而微子、季札二人宁肯国家灭亡也不愿做君主，实在是因为礼教的大节绝不可因此破坏。所以说，礼教中最重要的就是地位高下的区分。
　　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非名不著，非器不形；名以命之，器以别之，然后上下粲然有伦，此礼之大经也。名器既亡，则礼安得独在哉！昔仲叔于奚有功于卫，辞邑而请繁缨，孔子以为不如多与之邑。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政亡则国家从之。卫君待孔子而为政，孔子欲先正名，以为名不正则民无所措手足。夫繁缨，小物也，而孔子惜之；正名，细务也，而孔子先之：诚以名器既乱则上下无以相保故也。夫事未有不生于微而成于著，圣人之虑远，故能谨其微而治之，众人之识近，故必待其著而后救之；治其微则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则竭力而不能及也。《易》曰：“履霜坚冰至，”《书》曰：“一日二日万几，”谓此类也。故曰分莫大于名也。
　　所谓礼教，在于分辨贵贱，排比亲疏，裁决万物，处理日常事物。没有一定的名位，就不能显扬；没有器物，就不能表现。只有用名位来分别称呼，用器物来分别标志，然后上下才能井然有序。这就是礼教的根本所在。如果名位、器物都没有了，那么礼教又怎么能单独存在呢！当年仲叔于奚为卫国建立了大功，他谢绝了赏赐的封地，却请求允许他享用贵族才应有的马饰。孔子认为不如多赏赐他一些封地，惟独名位和器物，绝不能假与他人，这是君王的职权象征；处理政事不坚持原则，国家也就会随着走向危亡。卫国国君期待孔子为他崐处理政事，孔子却先要确立名位，认为名位不正则百姓无所是从。马饰，是一种小器物，而孔子却珍惜它的价值；正名位，是一件小事情，而孔子却要先从它做起，就是因为名位、器物一紊乱，国家上下就无法相安互保。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从微小之处产生而逐渐发展显著的，圣贤考虑久远，所以能够谨慎对待微小的变故及时予以处理；常人见识短浅，所以必等弊端闹大才来设法挽救。矫正初起的小错，用力小而收效大；挽救已明显的大害，往往是竭尽了全力　也不能成功。《易经》说：“行于霜上而知严寒冰冻将至。”《尚书》说：“先王每天都要兢兢业业地处理成千上万件事情。”就是指这类防微杜渐的例子。所以说，区分地位高下最重要的是匡正各个等级的名分。
　　呜呼！幽、厉失德，周道日衰，纲纪散坏，下陵上替，诸侯专征，大夫擅政，礼之大体什丧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犹绵绵相属者，盖以周之子孙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晋文公有大功于王室，请隧于襄王，襄王不许，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恶也。不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请焉！”文公于是惧而不能违。是故以周之地则不大于曹、滕，以周之民则不众于邾、莒，然历数百年，宗主天下，虽以晋、楚、齐、秦之强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尚存故也。至于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白公之于楚，智伯之于晋，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今晋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晋国，天子既不能讨，又宠秩之，使列于诸侯，是区区之名分复不能守而并弃之也。先王之礼于斯尽矣！
　　呜呼！周幽王、周厉王丧失君德，周朝的气数每况愈下。礼纪朝纲土崩瓦解；下欺凌、上衰败；诸侯国君恣意征讨他人；士大夫擅自干预朝政；礼教从总体上已经有十之七八沦丧了。然而周文王、周武王开创的政权还能绵绵不断地延续下来，就是因为周王朝的子孙后裔尚能守定名位。为什么这样说呢？当年晋文公为周朝建立了大功，于是向周襄王请求允许他死后享用王室的隧葬礼制，周襄王没有准许，说：“周王制度明显。没有改朝换代而有两个天子，这也是作为叔父辈的晋文公您所反对的。不然的话，叔父您有地，愿意隧葬，又何必请示我呢？”晋文公于是感到畏惧而没有敢违反礼制。因此，周王室的地盘并不比曹国、滕国大，管辖的臣民也不比邾国、莒国多，然而经过几百年，仍然是天下的宗主，即使是晋、楚、齐、秦那样的强国也还不敢凌驾于其上，这是为什么呢？只是由于周王还保有天子的名分。再看看鲁国的大夫季氏、齐国的田常、楚国的白公胜、晋国的智伯，他们的势力都大得足以驱逐国君而自立，然而他们到底不敢这样做，难道是他们力量不足或是于心不忍吗？只不过是害怕奸夺名位僭犯身分而招致天下的讨伐罢了。现在晋国的三家大夫欺凌蔑视国君，瓜分了晋国，作为天子的周王不能派兵征讨，反而对他们加封赐爵，让他们列位于诸侯国君之中，这样做就使周王朝仅有的一点名分不能再守定而全部放弃了。周朝先王的礼教到此丧失干净！
　　或者以为当是之时，周室微弱，三晋强盛，虽欲勿许，其可得乎！是大不然。夫三晋虽强，苟不顾天下之诛而犯义侵礼，则不请于天子而自立矣。不请于天子而自立，则为悖逆之臣，天下苟有桓、文之君，必奉礼义而征之。今请于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有人认为当时周王室已经衰微，而晋国三家力量强盛，就算周王不想承认他们，又怎么能做得到呢！这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晋国三家虽然强悍，但他们如果打算不顾天下的指责而公然侵犯礼义的话，就不会来请求周天子的批准，而是去自立为君了。不向天子请封而自立为国君，那就是叛逆之臣，天下如果有像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贤德诸侯，一定会尊奉礼义对他们进行征讨。现在晋国三家向天子请封，天子又批准了。他们就是奉天子命令而成为诸侯的，谁又能对他们加以讨伐呢！所以晋国三家大夫成为诸侯，并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