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鬼蛇神录-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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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左家塘前不久，粟异邦就被执行了死刑，但他临死前的一些细节我是到建新农场后从一个当时在场姓杜的犯人那里才知道的。“那天真是牛上马笼——乱了套，”他语气里和眼睛里还有一丝恐怖，“粟异邦的举动令所有人感到意外。他那天还不等宣判完毕，就在东风广场十几万人面前突然大呼‘打倒共产党！’‘打倒毛泽东！’。我们对发生的事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只见粮子们都朝他跑去。我在他的身边，渐渐看清了那场景。他被上了死绑，头很难抬起来，但是他却拼命昂起头来呼喊。这时几个粮子用枪托打他的头，他的声音还没有停止，有个粮子用枪刺朝他口里扎，顿时鲜血直喷，但他还在奋力挣扎。这时另一枝枪刺插入他的嘴中，金属在牙齿和肉中直绞的声音使我全身发麻，还不到宣判大会结束，他已死在血泊中。”
我觉得那天的天气特别惨黄，全身被这故事刺激得起了鸡皮疙瘩。“这成了那天长沙市民中的新闻，参加东风广场宣判大会的十几万人都知道有人喊反动口号被当兵的当场刺死。”小杜神色悲伤地结束了他的讲述。
一九七四年四月间，我正和其他犯人在建新农场三大队的一块旱地上劳动，天突然下起雨来。我和小杜跑到附近的一个鸡场的屋檐下躲雨。鸡棚里，一位老头子犯人正在给鸡喂食。小杜问我：“你知道这老头是什么人吗？”我摇摇头。“他是个戴反它的家伙”。戴反它是犯人中对共产党派到犯人中的特务的称呼。“粟异邦就是死在他的手上。”我大吃一惊，忙问究竟是怎么回事。
小杜小声说：“在劳教农场时，干部发现粟异邦与其他几个政治犯关系密切，就有意把他们安排到同一个小组，并让这个老家伙与他们一个组。这老家伙私下里表现得比粟异邦更‘反动’，积极参与粟异邦及他的同志们的交谈，大家都把他当成‘内伙子’，鬼才晓得他是公安局派来专门戴反它的。他也是劳改犯，但干部向他保证，如果他协助破获了这个反革命组织，至少会被提前两年释放。”我可以想象以后的故事，公安局通过这个所谓特情（特别情报）人员，把粟异邦的秘密民主党的情况完全掌握了。但我还有些事不理解，“为什么这个老家伙现在还在劳改呢？”小杜笑道：“恶有恶报！他向干部汇报粟异邦等人的政治观点时讲得既具体又详细，加上他本来就是因为有类似的政治观点坐的牢，使干部怀疑他心底里完全赞同粟异邦的观点，黄泥巴掉在裤裆里——不是屎也是屎！粟异邦的组织被破获后，这个组织的人都一口咬定这个老家伙是真正参加了他们的民主党。干部不但没有给他奖励，反面给他加了五年徒刑。其实当初干部正是要他不择手段地骗取粟异邦的信任，但是再没有人提起当初干部的空头支票。本来也是的，三年苦日子，饿死那么多人，谁都会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这来老家伙心里可能也是真的同意粟异邦的观点，而干部也是哑巴吃黄连，知道这些政治犯没有一个不恨共产党的。”小杜口气中又有了一点对那老家伙同情。直到今天，我并不真正了解粟异邦的政治观点，我并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和意识形态，但他那血肉模糊的身影却给我留下了比对第一个粟异邦更深的印象，特别是他与我“打电话”时诚恳镇静的声音与他临死前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形成如此强烈的对照。可悲的是，世人可能永远也不知道他的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了。“联动份子”有个“二十问”的游戏，对九号的所有人都是新鲜的，程德明告诉我们这是他从在北京的“联动”朋友那里学来的。
我发现玩这种游戏的诀窍是找到适当的方法将世界名人不断地分成相等的两部份。我和张九龙是九号最会玩这种猜名人的游戏的人。我提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外国人”？如果回答是“是”，则我会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第二个问题常常是“死了的人？”如果回答是否，我就会把所有死人排除在外。一般我能用十七个问题从对方的“是”或“否”的回答判断出他心中默想的一个名人。我的问题不能超过二十个，他必须在我提问前将他默想的人秘密告诉游戏的裁判。我猜出来我胜，否则他胜。我从来没有输给程德明，但是他也知道我屡玩屡赢的诀窍。他告诉我，按照商农的信息论，只有当问题设计得把剩下要猜的名人分成相等的两类时，我能从“是”或“否”的回答中得到最大的信息量。这对我来说很合理，因为死人与活人或外国人与中国人的可能性大概都在一半左右。程德明心中默想的人往往出乎我们的意料。“外国人？”我开始了第一个问题。
“否。”
“死人？”
“否。”
“男人？”
“是。”
现在我要用点脑筋了，“一九四九年后成名的人？”“是。”
“南方人？”
“是。”
“文革前成名的？”
“否。”
“湖广地区的人？”
“是。”
“两湖人？”
“是。”
“湖北人？”
“否。”
“仍在当官？”
“否。”
“保守派？”
“否。”
“大学生？”
“否。”
“现在还自由？”
“否。”
“被公安机关关押？”
“是。”“在省看守所？”
“否。”
“在左家塘看守所？”
“是。”
现在范围已缩得很小了。这里关的有名点的学生有周国辉——但他是大学生；张玉钢——也是大学生；黄杏英——女人这家伙真鬼，有八成我们在谈论我自己。我还可以提几个问题以更加确定我的判断，例如问他“在北边号子里？”“在九号？”但我算一算，我还有四个问题可提，而左家塘满足已知条件的候选人不可能多过四个，于是我问：“杨曦光？”
“是！”
又是十七个问题问出来了。但是我不高兴道：“杨曦光算什么名人，一个科学家或政治家才能算名人。”
“怎么不算名人？我进九号前看到过几个批判杨曦光的材料都将你的思想作为文化革命中资产阶级反动思潮的典型。有人说《中国向何处去？》已被译成英文，通过香港传到了世界各地，你这还不算有名的‘反动人物’？”我知道他是在开玩笑，但我心里还是不舒服，难道我在历史上就成了一个“有名的反动人物”？像栗异邦一样，程德明在长沙一中算是有名的思想家，他并没有参加任何组织，但大多数人都知道他的思想与极端保守的“联动”观点非常接近。“联动”的全名叫“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前身是北京最早的“老红卫兵”。成员大都是高干子弟，他们歧视和迫害出身不好的反动组织。长沙一中的学生们谣传程德明是个“联动份子”。尽管他是保守派的思想家，我是造反派的思想家，我却喜欢他这类头脑里没有权威的人，我猜他喜欢我这种头脑里充满着异端邪说的人，因为他进九号的那天，我们俩互相认出对方时都高兴得不得了。那天我一边帮他安顿行李，一边急着问他自从我离开后长沙一中的情况。他匆匆叙述着各所学校里的各种事。现在学校完全在军宣队和工宣队的控制之下，学生中的两派不再有任何权力。大家都讨厌军宣队和工宣队，他们比文革初的工作组还要糟糕，因为这些工人和军人比工作组的干部对教育和学生更不了解。学生们被迫上山下乡，他们逐渐失去了对政治的兴趣。男同学热衷于用电焊制造自己的半导体收音机，女同学热衷于编织各种毛衣。大家都说现在是“男焊女织”的年代。过去最正经和专注于严肃的政治问题的学生，现在也在爱情的海洋里游泳了，好多起桃色新闻在同学们中流传。“你记得吧？”程德明问我，“文革前一年，有个男同学与女同学有了麻烦——怀孕了，我们大家都为他们害羞，学校动员所有墙报批评他们，而且开除了他们的学籍。现在没有人对这类桃色事件持那种态度了。”他犹豫一下，问我：“哦，你有个女朋友吗？”我摇头。
“同学们中流传着一些关于你的故事。有人说你在看守所领头抗议军人打犯人，还有人说有个女孩经常到左家塘看守所要求见你，但她拿不出她是你亲属的证据，总是被拒绝。”后一条新闻我自己都不知道。想了半天，我记起曾经收到过不认识的人送来的日用品。但我实在想不起认识这么一个女孩子。程德明不相信我，但也不追问，只是会意一笑，好像在说，我不会捅破你的秘密。他接着又问：“你在这里已经快一年了，怎么熬过这么长的日子的？”我告诉他，我找了位教师学英文，找了位电机工程师学电机，找了位机械工程师学机械制图。我还要读《世界通史》、马克思的《资本论》和一本叫《毛泽东思想万岁》的书。最后这本书中收集了一九四九年后未公开发表的毛的内部讲话及批示。这里还有人能全部背诵《唐诗三百首》，能把《三国演义》每章的细节都讲给你听。如果你对词赋有兴趣，有人能背诵诸葛亮的《出师表》和苏东坡的《岳阳楼记》。我转过头去看着号子里形形色色的人物，又说：“我正在找数学老师。文革时没有时间坐下来读书，现在正是读书的机会。”程德明与我臭味相投，马上要看我所有的书。他把我床头的书翻了翻，挑了那本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一边说：“我早就想好好研究一下毛泽东的极左思想是怎样形成的。”他加重“极左”二字，并笑起来。他的话在那个时候实在是对权威的极大胆的挑战。程德明很快就订出了他的学习计划。他与我一块学英语和电机工程。但他的大部分时间用来研究“毛泽东思想”。
学习的第一件是需要一张桌子。过去我需要一块木板放在木桶上做椅子，用下铺的床沿做桌子。后来我发现我无法与打牌的人争这种椅子。我只好盘腿坐在床上，把一块木板放在腿上做桌子。程德明也找到了一块木板，有了他自己的桌子，开始在床上做功课。找老师在左家塘不是难事，因为不少工程师、教师和其他知识分子那个时期都被关在那里。我们的电机工程老师是一位电机工程师，他右眼白内障，说话时有点口吃，一口地道的长沙话。他告诉我们他的家庭一九四九年前非常富裕，他一九五七年被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劳动教养。劳教回来后，他失业在家一段时间，后来自己与街道居民委员会合作开办了一个专门修理潜水泵的小工厂。那时湖南没有人能修潜水泵，所以这个厂的生意极好。虽然他的技术是工厂生意的根本，但他因为是个右派，每月也只能拿五十元薪水。他得到的唯一优惠是他们两个儿子被接受为工厂的工人。他悄悄地告诉我他是因为攻击江青，说“一个好端端的中国被这个太后搞得污七八糟”而被抓的，他的右派前科使他的案子更加麻烦和复杂。朱老师讲话慢条斯理，鼻子大大的，厚厚的嘴唇，讲话很重的卷舌音，显得十分诚实和稳重。我和程德明都很喜欢他。
我们背景如此不同，因而在我们的电机课中，师生间常会有些意料不到的插曲。有天朱老师告诉我们中国有两套电机铭牌和工业标准系统，一个是英美系统，另一个是苏联系统，两个系统对马力、频率、相位都有不同的标准和符号。“解放后，所有大学的英文教授都要学俄语，教俄语，而所有的工业标准都从英美制转换成苏联制，我们被这种转换搞得头昏脑胀，非常不习惯。”“哪个制好些呢？”程德明是“苏联修正主义”的支持者，他总是问这类敏感的问题。“当、当、当然是英美制好些。”朱老师的回答根本不是程德明喜欢的。第二天，朱老师悄悄问我：“小程是为什么进来的？”“像你一样，攻击新慈禧太后把个好端端的中国搞得一塌糊涂。”朱老师笑起来。程德明走过来，不知我们为什么事好笑。朱老师问他：“你知道为什么慈禧太后决定支持义和团吗？”
“不知道。”程德明回答，有点迷惑。
朱老师抬起他那有白内障的眼睛，很知情似地向我们引述这段历史。“光绪改革失败被慈禧太后废掉后，慈禧知道自己重新垂帘听政‘名不正言不顺’，就准备立一个新皇帝，当时叫大阿哥，就是后来的溥仪。消息一传出，国内国外议论纷纷。西方各国的驻华使节都同情光绪的改革，很多谣传说他们反对另立皇帝。这时天津北京等地的农民会党组织义和团经常与外国人发生冲突，而慈禧太后听说他们有种种神功，刀枪不入，扶清灭洋，起了利用他们之心。而这种动机的背景当然就是另立大阿哥造成的她的心、心、心病。“一天，南方一位总督截获一封外国驻华使节之间的信件，信中声称如果慈禧太后强行立大阿哥，外国可能会进行干涉，支持光绪皇帝复辟。这个消息传到慈禧耳里，正着她的心、心病，她感到理亏和孤立，渐渐失去理性，大发脾气。在精神不正常的情况下，召集群臣，下令支持义和团攻打各西方国家驻华公使馆。这就酿成了八国联军进京的庚子之乱。”“毛泽东支持红卫兵时大概也像慈禧太后一样失去理智，只不过他的心病是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吴晗批评大跃进大概是刺激他的直接原因。”程德明打断朱老师的故事。“你不、不、不能讲、讲这种话呀！这、这讲不得的呀！杀、杀头的呀！”尽管他们的声音低得只有我能听清，但朱老师脸色都吓得变白了，好像全左家塘都听见了这能导致杀头罪的话一样。程德明除了做英文和电机功课外，其它时间都在抄写毛泽东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笔记》。文革中毛泽东的书是最容易送进看守所的。那时红卫兵将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