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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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2年最后几天，海军部对大西洋战役的问题和前途再次作了总结。海军部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作报告时说，我们的航运从来没有象1942年那样困难，我们的护航舰艇和空中侦察兵力数量太少。纵然北非登陆获得了成功，但我们对未来的进攻计划仍感到十分担心，很可能因缺少运输船会使计划延迟或失败。尤其是燃料的储存量已下降到最低的数字。12月中旬英国燃料库的储存量只剩下30万吨，而每月的消耗量就达13万吨……”
关于舰艇的损失和补充问题，罗斯基尔说道：
“至于这一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敌人使我们在1942年又损失了约100万总吨位的商船……
“英国的商船进口量下降到340万吨以下，比1939年减少三分之一。英国海军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在护航运输队交通线上进行的战役还胜负未定，敌人的实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危机即将来临。”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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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笔从戎
第十七章 受命任海军总司令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
1943年1月中旬，海军元帅雷德尔给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准备提议让卡尔斯海军将军或我作为他的继任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他要我在24小时后作出答复，我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我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他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没想到雷德尔海军元帅会有辞职的打算。我也没想到，希特勒与他之间会因使用大型战舰打击从挪威北部海区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的问题而在1942年12月底产生分歧。当时大型舰只没有取得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战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舰只退役，他认为这些舰只已失去军事价值。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态度，当希特勒坚持执行这项命令时，他提出辞职。希特勒对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德尔回心转意，但无济于事。结果只好同意他辞职。
24小时后，我告诉雷德尔，我的身体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军的最高指挥权。
雷德尔提议，卡尔斯海军大将和我都可以作为继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强调潜艇部队目前对他来说是居于首位的话，那么选择邓尼茨是完全合理的”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90页。。
希特勒决定由我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所陈述的理由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他认为，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在大型舰只退役问题上与他有共同的看法。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令人不安的海洋》一书中的《希特勒和海军》一章，第53页，维也纳卡尔·屈内出版社。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一样向希特勒作一些军事汇报（如在“埃姆登”号巡洋舰出国访问开始和结束时）或者奉命向他汇报情况外，我与希特勒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这种汇报在1934年到1942年共有9次。海军总司令常常为此下达命令。
现在，我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我与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和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经常的接触机会。
在介绍我与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情况之前，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对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我出生在普鲁士。我的祖宗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后来从这个农民村长的家族里也出现了福音新教的牧帅、军官和学者。
在青年时代，我就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看到了德国美好的远景，并把它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作比较。当时我对德国内部的弱点还不甚清楚。
与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帝国海军的军官不去过问政党的任何政策，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整个民族和人民所创立的国家服务。
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这个原则。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时对于国内所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潮流，我们还是表示赞同的。我们觉得这些运动和潮流的精神似乎与我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回忆那些爱国者、下层人物和忠于职守者的传统美德，不把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相联系，我们就不能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恢复我们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1924年到1927年，我在柏林的海军指挥部工作。当时我对海军指挥部司令岑克尔海军将军和帝国国防部长格斯勒极为敬重。我的工作范围是处理与海军有关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国内政策中有关抨击海军的问题。后来冯·施莱歇尔（后来成为将军）领导的处专门处理海军和陆军中存在的这些事情。此外，我还充当过主管维护纪律和量刑等工作的军方负责人。
我的工作范围使我与国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有所接触。对于许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在国会决议中经常明目张胆地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为选举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等现象，我感到很厌烦。在国会中如何策略性地处理一些军事问题，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简单扼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符合军人的习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从1930年到1934年我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
我作为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和海军总参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还负责制定防止北海海军基地发生“内乱”的有关措施。
那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获得450万张选票和76个议员席位。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获得约89个、确切些是100个议员席位。
这几年，左右两派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激烈。始终存在更大规模的动乱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和海军的总参勤务军官（其中包括我在内）一直为准备动用国防军、时刻加强对军事设施（如军用仓库）的防护和防止盗窃武器事件的发生而奔波。我们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国防部，讨论防止内部动乱的有关措施。这些措施由国防军处处长冯·布雷多夫上校在冯·施莱歇尔将军的部长办公厅讨论决定。讨论的题目是国防军同左右两派激进党，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概括地说，这场斗争意味着反对德国人民的大多数。1932年11月当冯·巴本总理为阻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而决定解散这两个党时，国防军领导认为，一场公开的内战很可能会爆发。
由于力量不足，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同时控制这两个党派而避免发生这样的内战。冯·施莱歇尔将军让人把这一点转告给了冯·巴本内阁。
然而国防军对内战的态度还取决于下述事实：第三大党，即共产党，依然获得选票。一旦他们掌权，这就意味着德国将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是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出现，才使共产党在前几年直至目前没有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通过一场流血的革命来夺取领导权。20年来，资产阶级党派和民主国家的首脑都没有能够阻止共产党的蓬勃发展。在一场即将来临的内战中，国防军不可能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党派，因此，它必须作出决定支持其中的一个党派。不言而喻，这个党决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于是国防军终于支持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我认为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3年上半年，我有幸到当时的荷属印度、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以及锡兰和印度进行了一次富有启发性的国外旅行。
这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赏赐给国防军一名军官的例行旅行。
我回到德国后，在北海海军基地的管辖区内，海军和冲锋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冲锋队提出了一些干预国防军合法任务的要求。虽然海军基地司令奥托·舒尔策海军将军（因功而荣获过骑士勋章）与当地的冲锋队队长冯·朔莱默男爵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但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据我们所知，冲锋队企图通过政变来夺取政权，并企图通过威廉港冲锋队的头目在政变一开始就把舒尔策海军将军及其参谋长和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即我）“软禁”在各自的住宅里。在其它军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因此，国防军认为，为了恢复和维持内部政局的稳定，镇压罗姆暴动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恐怖性谋杀事件我们海军基地的参谋军官知道的并不比公开发表的多。当时我们的看法主要受到内阁决议的影响，该决议对所有与镇压政变有关的措施都作为“国家紧急防卫”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1934年11月，我以“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的身份出国防问，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直至1935年夏这次访问才结束。与1933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国在国外的声誉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举行公民表决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次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表决使德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如果说以前德国与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在开普敦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友好的，但还是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1935年初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当着他的那些对英国政府现有措施不满的军官们的面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而且英国对我——“埃姆登”号舰长的邀请也越来越频繁，凡此种种都是德国威望提高的结果。1935年3月16日我在国外听到了关于德国国防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对于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声望起了作用。
1935年夏我回到德国。从那时起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组建新的潜艇部队（将这一使命委托给我，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在海上进行训练。当然，我与全体德国人民一样为德国从希特勒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明显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与喜悦。希特勒开始执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解决大量问题时也会象以往的政府那样遭到失败。但这种现象没有发生。
1933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口为600万以上。而现在失业现象已经消失。分裂人民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强调劳动的伦理学和强调每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不管他干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内部的团结大大加强。对劳动者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我们军官们感受很深。
例如，对我们军官来说，在20年代，很不习惯着制服路过船厂和工矿企业区。那时工人看到军官很不友好而且远而避之。但现在完全不同乐。当工人或近或远迎面与军官相遇时，态度和蔼可亲，真诚坦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纪念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给我们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自由了。从萨尔表决的成功到发表有关国防主权的声明和占领莱茵兰直至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都是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连三的扣人心弦的伟大胜利。当德国经历了那些耻辱和贫困的年代后，哪一个爱国者，哪一个军人会不拥护德国这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呢？我们的祖先曾期望德国成为一个团结、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连德国的老对手丘吉尔在1938年发表在《时代》报上的“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曾反复讲过，如果大不列颠在战争中失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发现一个希特勒，以使我们在各国之间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丘吉尔发表在《时代》报上的其它信件的内容来看，虽然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前几年他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难道我们德国人在那时候还应该有其它想法吗？
在1938年秋以前的战前年代里，我对民族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海军只要一上舰就与党的机关没有接触了，这样相互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1940年认识赫斯，1941年认识戈林，1943年才认识希姆莱的。
对于迫害犹太人的一些骚乱事件（后来在“打砸抢之夜”“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10日夜间反犹太暴徒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第二天街上到处都是被砸碎的玻璃，故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达到了高潮），我们这些军官们毅然表示反对。在1938年11月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我的上级——舰队司令伯姆海军将军那里，并对他说，这种事件必将遭到主持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