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4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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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冲突。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发生在一次大的形势讨论会上。会议一开始戈林就报告，德国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军的快艇没有分散隐蔽，为了图舒服“一古脑儿”地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反唇相讥：“我不允许您抨击海军的事，元帅先生，您最好还是去关心关心您的空军吧，那里够您忙乎的。”
　　顿时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后来希特勒要求那位作报告的军官继续讲下去才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
　　这次讨论会结束后，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同样的情况：希特勒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饭，而与戈林握手告别。
　　打这次后，戈林再也不敢象上次那样指责海军了。他似乎也打算与我和解，这次冲突后短短的几天他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用钻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姿态我无法回敬。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坚持我的坦率而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原则。在好多情况下我曾讲过：“我这个海军总司令可能干不长了。”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与瓦解国防军战斗力有关的刑事案件均应交给人民法院处理。但由于我的抵制，这项命令对海军来说等于无效。只有在海军中，由于我的反对，才使得1944年委派的民族社会主义指挥官没有对部队的指挥活动产生多大影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为海军作出特殊的规定。
　　1944年7月20日以后，希特勒不再邀我与他共餐。我只能在大庭广众中见到他，与他说说话。但他对我的亲切态度仍一如既往。
　　由于在工作上我幸运地得到希特勒对我的信任，从而使我能为海军争取到他的许多支持。凡是海军装备方面需要的物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虽然当时正在进行的轰炸要求德国工业生产力大大超过前几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十九章中谈到。
　　限制每个负责人的职权范围是希特勒的原则，与海军无关的问题他从来不问我，更谈不上征求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实际上我想关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38年以来不再举行内阁会议，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门的首脑向希特勒汇报情况时我能参加旁听，或者能得到这些报告的文字材料。但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对职权范围以外的一些主要问题缺乏系统和足够的了解。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对这些问题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过问少数的特殊情况外，无法过问我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对这些问题提的建议，总是被希特勒用相反的理由加以驳斥。这主要是我对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这种对我的任务范围的限制，并不能打消我作为海军总司令想经常了解整个军情的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经常性地参加大本营召开的大的军事形势讨论会是很有必要的。
　　纽伦堡法庭对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战争期间与希特勒就海军问题进行过120次会谈”。
　　世界上哪里有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的某军种总司令是采用其它办法来完成他的每一项任务的呢？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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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笔从戎
　　第十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六阶段（1943年1月至5月）　从最大规模的反护航运输队作战到潜艇战的失败
　　1942年12月，有9艘新型潜艇调到前线作战。这样，到1943年1月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分别为：大西洋64艘，地中海24艘，挪威海21艘、黑海3艘。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1月1日战争日志。
　　关于向黑海派遣潜艇的情况我将在下一章谈到。
　　12月，在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平均每天有98艘在海上，其中39艘在作战区，59艘往返于作战区的途中。
　　在1942年潜艇战战果最大的那个月，大西洋潜艇部队平均每艘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为220吨。人们还记得1940年10月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反而是920吨。这有力地证明两大海上强国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多么强大。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经过3年的战争之后必然的发展趋势。由于我们预料到肯定会出现这种趋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曾多次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建造大批潜艇。现在要取得象战争头几年那样的战果，就必须投入比当时多3倍的潜艇。因劳动力和原料不足，新潜艇的建造速度和数量一时还上不去。所以对我来说，如何尽量经济地使用现有兵力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1942年12月8日我在柏林再次请求海军总司令，把挪威海区的潜艇用于大西洋作战。挪威海区的潜艇从194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只击沉敌船262；614总吨位，而同一时期相同数量的潜艇在大西洋却击沉敌船约91万总吨位。由于把潜艇调到挪威海区，使击沉敌船的吨位减少了约65万总吨位。1942年1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反对把潜艇派到挪威海区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趋势。被击沉的敌舰船吨位数的减少，给我方的整个战争行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对敌人、尤其是对通过挪威海区和大西洋的敌运输船队则极为有利。海军总司令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下令在挪威海区只允许留下6艘潜艇。见本书第107页（第8章）。
　　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北大西洋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从这时起一直到1943年1月，风暴连续不断，势不可挡，给潜艇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夜里看不到星光，航行特别困难。各潜艇阵位之间常常产生很大的间隙，要想系统地搜索敌舰船是不可能的。即使偶尔与敌船遭遇，天气也大大限制了武器的使用。陆地上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1943年1月在大西洋上风暴呼啸、恶浪滔天的气象条件下潜艇艇员特别是舰桥上的值更官们处境是多么艰难。用皮带牢牢拴住的艇长和指挥塔上的嘹望哨不仅要忍受怒吼的海浪对潜艇劈头盖脑的冲击，还得冒着被卷入漩涡的风险。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潜艇只能偶尔取得一些小小的战果。
　　但是天气条件并不是1943年1月头两个星期里找不到所要打击的4支护航运输队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月里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护航运输队对以往保守的做法已有所改变。英国人似乎又采用了规避航线，让他们的护航运输队分散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显然护航运输队又变得灵活机动了。我们在指挥所里每天标绘出“潜艇配置图”，标出的潜艇位置与敌人根据观察和无线电报告而对我潜艇配置情况可能作出的估计一样。然后我们问自己：敌人对潜艇的这种配置将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考虑，敌人护航运输队要么改变航线绕道而行，要么敌人料到我们的潜艇会根据敌规避机动情况而转移阵位时，它径直进入了我潜艇原来的配置海区？
　　为了针对敌人多变的措施而及时采取对策，我们作以上“第一步或第二步”考虑都是必要的。1942年我们在这方面多次作出正确的推断，而现在1943年，我们觉得“这盘棋”越来越复杂了。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1942年11月英国海军将军马克斯·霍顿爵士接受“西部海防区”最高指挥权，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潜艇部队总司令。从那时开始，丘吉尔把指挥“大西洋战役”的重任托付于他。在霍顿海军将军的指挥下，英国的反潜作战在物质和技术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尤其在战术指挥和增强士气方面的进展更为显著。霍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最善于判断德国潜艇战的实施情况。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给我们的作战造成了重大困难。“他的学识、才干、果断和旺盛精力无疑使他成了邓尼茨的劲敌。”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页。
　　在北大西洋，由于风暴和敌人采用规避机动战术，使我们在年初头几个星期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而同一时期在亚速尔群岛以南海区的战斗却特别富有成效。
　　1942年12月底，我在纽约…加那利群岛的大环形航线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海豚”的潜艇群。该群从北向南散开，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海区发现驶往直布罗陀、增援北非登陆部队的敌护航运输队。与北大西洋的航运密度相比，经过这个海区的护航运输队是比较少的。此外在这些低纬度海区护航运输队分散航行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不会去延长它们的航线。鉴于这支护航运输队对美国在北非发动攻势来说极其重要，我当然想发现这样的护航运输队并与之作战。
　　1943年1月3日，U…514号潜艇（艇长奥尔曼海军上尉）在“海豚”艇群西南900海里处的特立尼达海区活动时发现了一支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油船队。到那时为止，“海豚”艇群已进行了4天无效的搜索。
　　U…514号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船，此后与敌船失去接触。
　　我可以断定，这支护航运输队来自库拉索…阿鲁巴石油区，而且是从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驶往直布罗陀，为美军在北非登陆提供大量燃料的。这批燃料运到后，对尔后几周和几个月内的敌方北非进攻作战的开始和进展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发现该护航运输队的地点与“海豚”潜艇群的位置相距约1560公里。敌护航运输队会走什么航线，我们并不知道。但我认为，它必定会采用大环形航线上那条最短的航线。因此，我决定派相距甚远的“海豚”群前往截击，尽管我们刚刚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而且对它的航向只能估计而已。如果把这种情况换到陆上来解释，这就等于位于汉堡的潜艇奉命向东南方向航行，去捕捉一支大约在米兰发现的估计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于是潜艇立即起航，火速驶往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估计的有可能搜索到护航运输队的地点。
　　可以想象，在浩瀚的大海，而且又是在无空中侦察的情况下，德国对潜艇实施战术指挥的根据是多么不可靠，他们只能进行推断，并把推断的所有情况标示在图上，然后以已提出的各种设想为基础进行作战。
　　“海豚”群奉命在1月3日向西南方向航行。U…514号潜艇及其附近的U…125号潜艇（艇长福尔克斯海军上尉）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发现护航运输队的东北方向实施搜索，发现后想方设法与其保持接触。但是它们并没有搜索到敌护航运输队。
　　正当“海豚”群奉命即将起航时，U…182号潜艇（艇长尼古拉·克劳森海军上尉）在驶往好望角海区的途中，约距“海豚”群以东600海里处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正向“海豚”群的方向驶去。现在看来，利用“海豚”群来对付近得多的而且又是驶向该群的护航运输队是正确的。然后还可以根据情况把潜艇派到遥远的南面去拦截护航油船队。
　　遗憾的是U…182号潜艇很快与敌船队失去了接触。1月5日凌晨3点，“海豚”群组成的巡逻幕已经在其南端发现了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如果这支护航运输队就是U…182号在1月3日所发现的那支护航运输队的话，那么它在这段时间内采用的航速必然是14。5节，这样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即使这是另外一支速度较慢的位于巡逻幕南面的护航运输队，那末对巡逻幕北面的潜艇来说，这个位置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潜艇最快也需10个小时后才能到达作战海域。
　　虽然一个战斗目标就在我们附近，但我总觉得成功的希望很小。所以我打算让“海豚”群继续向南航行，去袭击在特立尼达东北方向所发现的那支护航油船队。经过夜间的讨论后，我在我的参谋部宣布了我的决定，但却遭到了反对，他们一再劝说我，说手中的麻雀胜过房顶上的鸽子。因此，打击那支已发现的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肯定要比日夜兼程航行几百海里去打击那支完全无把握的护航油船队更为正确。而我认为，那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并非手中的麻雀，它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如此高速前进，一定是空船。因此，打击这支护航运输队的结果必将是，潜艇因高速前进而大量消耗燃料，而收效却不大。所以我坚持我的观点，仍然决定去打击南面的护航油船队。
　　“海豚”群接到命令后，于1月7日14点在加那利群岛以西配置成侦察幕。该幕由8艘潜艇组成，采用245度航向、7节航速驶向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它们拦截的正面宽度约120海里。
　　到了夜间月亮西下之后，该侦察幕以9节速度相对而行，也就是迎着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的同一航线航行，以防止护航油船队可能在黑暗中溜过侦察幕。
　　为了搜索这支护航油船队，我们想尽了办法。不过我们还真走运！在月落之后我们最后采取的与护航油船队同一航线前进的这个措施还真起了作用。1月8日凌晨，天刚麻麻亮时，该护航油船队恰好与侦察幕潜艇相遇，船队驶入了侦察幕。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第一次接到潜艇发现该船队的报告时，我顿时如释重负。我们追逐的并不是一只蝴蝶。
　　潜艇对这支护航油船队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月11日。该队共有9艘油船，其中7艘被击沉，潜艇无一损失。这是一次特大的收获。正如罗斯基尔所形容的，那支护航油船队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驻北非德军总司令冯·阿尼姆大将（隆美尔的继承人）特来电向我致谢。他懂得，燃料的损失对敌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作战中，U…436号潜艇（艇长赛比克少校）、U…575号潜艇（艇长京特·海德曼海军上尉）和U…571号潜艇（艇长默尔曼海军上尉）表现尤其突出。
　　在叙述1943年2月的潜艇战之前，我必须说明，1943年1月30日我就任海军总司令时仍兼任潜艇部队司令。我认为这种兼职是正确的。因为潜艇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都拥护我，而且当时海军的高级军官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担任潜艇部队司令这一职务的军官，他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