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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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要东线德军离英美战线尚远，即使国家领导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会持否定态度的。
要达到拯救德国东部居民这一军事目的，首要条件是前线和国内的安定。任何混乱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牺牲。考虑到敌人的情况，当时要公开这个军事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军事目的正是我当时下达许多命令的原因。
有一点我在1944年冬并不相信，那就是认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破裂，因而战争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我对英美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彻底消除大陆德意志力量的政策不可理解——因为因此而产生的真空必然会被东方国家的势力扩张所填补——但我却不相信当时的西方盟国已看清了这一点，从他们的战争宣传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显然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1944年夏开始，随着芬兰的背信弃义、东线逐渐向德国边境靠近以及东普鲁士面临的威胁，德国海军通过波罗的海向东线运输人员、武器、弹药和物资，再把伤员、难民和士兵运回西部的这一主要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当俄国人在1945年1月突入德国后，东波罗的海沿岸的陆地、船厂和训练基地就受到威胁或被占领；这时很清楚，潜艇部队再也不可能大规模使用它们多次战胜过敌反潜兵力的新型潜艇了。
因此，潜艇战已不再是海军的主要任务。我把大部分潜艇用来支援东线和拯救德国人民。我把准备分配给建造之中的潜艇或战舰的海军人员或并不急需的其他人员都给了陆军，或者把他们编成海军陆战分队和海军陆战师加入陆上的对俄作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以这种方式在德国东部陆上作战的海军人员约有50；000名。第2海军陆战师师长朔伊尔伦海军中将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以身殉职。
在北海和挪威海区除维持海上交通所需的兵力外，其余的海军兵力都被我抽调到波罗的海，去执行掩护运送东线难民的海上运输船和商船的任务。对波罗的海的运输来说，德国商船的吨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帝国海运特派员、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负责商船运输工作。作为帝国海运特派员，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直接归希特勒领导。但鉴于当时德国东部的整个形势和东线的情况，有必要集中使用那里的全部力量。因此，现有的商船便归我管辖，以便在海军的统一指挥下尽可能高效率地将它们用于波罗的海的运输工作。我把最高指挥权委托给恩格尔哈特海军少将。他在海军任职多年，在商船运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主要功劳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使海军除了为东线运送补给品外，还成功地通过水路从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越过波罗的海把200多万人运到西方。
在西波罗的海组织前线运输工作的指挥官是驻基尔的东线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在东波罗的海主管东、西普鲁士运输工作的是布尔夏迪海军上将。这两人都主管多方面的工作，设立了相应的特别参谋部。但顺利完成这些运输任务，主要还应归功于在前线不停地来回奔波的作战舰艇和商船的乘员们，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曾经关照过，任何部队都不得阻挠或破坏、干涉留在我们手中的各港的造船和港务活动。为了使商船和作战舰艇随时作好起航准备，各船厂必须高度紧张地工作。这些船只在港口和海上随时处于敌机的空袭之下，经常被俄国潜艇的鱼雷和水雷击伤，加之主机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经常检修。为了完成运输任务，这一切都得尽快进行。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众所周知的代号为“焦土”的破坏命令，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的权限之内采取一些能使海军免遭这次灾难的措施。我终于在1945年3月23日得到希特勒的一次命令，内容是各海港的破坏需得到我的批准。这一点在国防军统帅部1945年3月25日颁布的实施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在各海港城市我授权各海军指挥机关作为我的机构负责处理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
同时我还得让希特勒委托我负责德国北部的煤和燃油的分配工作，这对于领导海上运输工作来说也是需要的。我必须能保证运输舰船得到必要的燃料。
当俄军向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地区实施突击、美军向德国中部推进、德意志帝国面临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威胁时，希特勒为防万一在4月10日下令，准备将德国北部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不过却又说明，如果此令生效的话，我仅有权对民事方面的事宜作出决定，只有当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撤离北部地区，转到南部地区之后，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才移交给我。
为协助我完成陆上各项任务，不来梅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作为帝国特派员被派来负责处理民事问题，金策尔将军被派来负责指挥陆上的军事行动。
在执行希特勒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我在俄军包围柏林的前夕，即1945年4月22日前往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普伦。
在把德国北部的指挥权移交给我的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插手。我觉得这个措施原则上是正确的。根据我当时在普伦进行的调查，我很快就全明白了，执行希特勒关于保卫德国北部的命令实际上已没有可能。但我的任命使我陷入这样的境地，那就是只要来自德国东部大陆的难民队伍继续需要我指挥，我就需要和民事机关和国家机关协调一致地行动。任何混乱都会干扰和阻碍海上或陆上的运输，而且必然会有人员伤亡。擅自行动或不相互配合都会对难民的流入和安置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阻止和避免这种现象。为此，我在4月23日邀请梅克伦堡大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区和汉堡大区的指导部部长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以商谈互相配合事宜。他们之中只来了两位，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没有来。他不同意合作。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他从4月中旬以来一直竭力想尽快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但我在这种时候决不同意这种擅自把汉堡及其相应的战区交给盟国的做法。因为要接收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从陆上或海上来到西部的大量难民，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地区。可以考虑用于此事的只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盟国的占领图，梅克伦堡属俄国占领区，因此不能指望它一直控制在我们手里。此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有海军港口基尔，该港是海军在波罗的海整个运输工作的基地和出发点，同时又是当地海军部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汉堡投降就会使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立即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随之而来的便是海军港口及一些用于运回难民的尚未被占领的通航港口的丢失。一些执行海运任务的海军军事机构将被英国的占领军撤消，军人将被俘虏，于是难民的运输也就只好终止，来自东部的难民从此将再也无法登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英国人占领之后，是否还会为接收从陆上来的难民队伍而继续开放，就很难说了。总之这取决于英国人是否同意，但我们对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了解。
因为英国人十分可能会照顾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利益，因此同样难以预料，他们会不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逮捕与难民一起从奥得河左岸向西撤退的德国魏克塞尔集团军的成员。据我们后来所知，美国前线部队拒绝接收难民，甚至对个别手无寸铁的舍尔纳集团军的士兵也是如此，而且还用武力阻止他们西逃，把他们驱赶到一起交给俄国人。
由此看来，汉堡单独提前投降只会给难民和来自东部地区的德国士兵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4月30日我收到考夫曼发来的一份电报，我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我便在当天下午，也就是在我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的前一天给他作了以下答复：
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领导的主要职责是拯救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因此，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部。只有在军事上竭尽全力地阻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挺进，或者至少尽可能长久地守住阵地，才能使德国人逃出来。
2。 只有敞开通往西部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的边境线，逃亡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我们就会把700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是绝对必要的。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过程中，物质上遭受的损失将通过拯救德国东部人民的生命得到千倍的补偿。但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阻止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地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决定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立下不朽功勋。
因此，汉堡在4月份单独提前投降会铸成大错。如果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已经完成了接收和运输难民的任务，那末汉堡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考虑无用的防卫问题。但现在则需要守住通向西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易北河战线以对付英国人，以便该战线后面的难民接收区不被占领。尤其是通往汉堡的易北河桥梁不可落入英国人之手。防卫行动应尽可能向西南方向推进，因为这样同时可使汉堡及其居民远离防御地带。西北线军事总司令布施元帅负责下达这方面的命令。
因此，汉堡战斗指挥官沃尔茨少将尽量多派遣一些兵力守卫汉堡是十分重要的。在汉堡港有许多潜艇艇员，由于军事局势的变化，他们已无法再在潜艇上工作，于是便穿上了灰色的军服成为沃尔茨少将的部下。沃尔茨少将让他们编成一个反坦克营，由海军少校克雷默、海军上尉佩谢尔和台特尔指挥。虽然我对潜艇艇员的战斗精神是了解的，但我对他们能否胜任陌生的陆地战争仍充满忧虑。沃尔茨少将把海军反坦克营、警察及空军分队编在一起用以执行合适的突击任务。它们突入已被英军占领的汉堡西南部地区，并在4月18日至20日这段时间内歼灭了英军40辆坦克和一些装甲车辆。根据沃尔茨少将的战斗报告，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中克雷默营所占比例最大。英国人由于这些意想不到的损失，在该区暂时停止了进攻，向汉堡的推进也就推迟了。汉堡因此而幸免了一次遭受直接攻击的灾难，直至由于局势的发展允许它投降为止。
4月23日我搞清楚了德国北部的指挥问题。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国防军统帅部从柏林迁到莱茵斯贝格。这样，按照4月初下达的命令，德国北部的作战指挥权就掌握在希特勒以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控制的国防军统帅部手里。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和为难民队伍的陆上运输创造方便条件。
4月28日我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去。我想亲自了解一下东线的军情。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路上挤满了逃往西方的难民队伍，有的坐着车，也有的不坐车。载有伤员、军人和老百姓的军用车辆与他们一起缓慢行进。英美的歼击机朝拥挤不堪的街道扫射。只要飞机一来，在路旁耕地的农民就慌忙离开马和犁，到附近去寻找可躲避的地方。由于敌机扫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
当我到达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时，我看到希姆莱也在那儿。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希特勒的接班人问题上，假如希特勒在柏林遇难的话。他问我，如果希特勒的接班人委托他而行使国家职能的话，我是否愿意为他效劳。我说，当务之急是避免可能引起更多流血牺牲的各种混乱，因此我愿为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效劳。
在军事方面，这次形势讨论会告诉我，“魏克塞尔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的挺进。估计梅克伦堡不久也将失守，从这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继续采取一切办法，加速从海上或陆上运输难民。
在莱茵斯贝格举行的讨论会很清楚地表明，德国的首脑已无法再在与外界隔绝的柏林地下室里实施统一的领导。虽然那里有电话与外界联系，而且我可以通过海军通信分队的无线电通信与那里保持可靠的联系，该通信部队配备了新型的不为外界所发现的绝密电码。凡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无论如何都是可靠的。但是在柏林要自己对形势作出任何一种判断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当时被定为国家元首接班人的戈林正在德国南部。
4月23日我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那里得到消息，说戈林准备发动一次政变，希特勒决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可能成为空军总司令。
后来发现，对戈林可能发生政变的估计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也反映了置身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下室里的希特勒多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
4月23日在得到解除戈林职务的消息时，我就明白了，戈林已不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相信还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我决心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使用海军去执行拯救来自东部的人民这一政治意义重大的军事任务。一旦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海军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准备和海军一起投降。
1945年4月30日我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叛逆者。博尔曼。”
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海军中称之为“违法事件”的事。对我来说，这时在我的主要任务中维持秩序是最重要的。命令让我飞快而果断地对付尚掌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帝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丝毫没有掌握对付他的统治工具。
为了执行运输任务，海军的全部舰船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