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第6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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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维主义了”。后来我从美国的电台广播中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对我上述声明的回答，“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纳粹在艾森豪威尔及其俄国同盟国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伎俩之一”。
　　艾森豪威尔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方案也表明，他对现在已发生的世界政治局势的转变并没有加以考虑。自从美军在雷马根附近越过莱茵河后，对美国来说，战胜德国的这个战略目标就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以政治目的来代替军事目的，就是说在俄国人突入德国之前应为英美西方国家占领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对美国军队来说，尽快向东推进，抢在俄国人之前夺取柏林，这在政治上应该是正确的。但艾森豪威尔没有这样做。他仍一味地协同红军力求达到消灭并战胜德国这样的政治目标，他在易北河畔停了下来，任凭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和尽可能多的德国东部地区。他尽力按照华盛顿那里给他规定的政治框框行事。看来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似乎毫不了解。对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的这种态度我当时就觉得是错误的，而且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那还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一位美国陆军上校曾对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说，俄国人是否占领整个德国，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看来这一定也是美国公众的态度。
　　如果我接受金策尔将军在5月6日早晨通知我的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投降条件，我就得立即把东线的德国军队交给俄国人。我之所以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要求，是因为东线的部队是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去做的。
　　其结果必然是大批人员乱作一团地向西方逃窜。
　　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不能满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我只得再作一次尝试，使他相信我不会让德国士兵和东部的居民落到俄国人手里。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求局部投降的。
　　金策尔汇报之后，我即约请约德尔大将来我处。他应该协助弗里德堡带着我的新指令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一致同意给约德尔下达以下指令：
　　“再作一次尝试，讲清我们希望向美军局部投降的原因。如果您象弗里德堡一样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那么您就要求按以下过程实行全面投降：即投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停止战斗行动，但德国军队还可以行动。到第二阶段才取消这种行动权。您要设法尽量拖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无论如何要允许逃散的单个士兵进入美军阵地。这样才可以把更多的德国士兵和难民救到西方”。
　　除上述指令外，我还给了约德尔一份书面的全权证书，给了他签署所有战线全面投降书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有当第一个目标即局部投降未能实现时，才可以行使。而且他在实行全面投降之前，还必须事先把全面投降的内容告诉我，并在我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同意后才可实施。谈话结束后约德尔于5月6日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
　　5月6日深夜1时左右，我收到约德尔从兰斯发来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署条约。否则，同盟国将封锁所有战线，任何企图单独投降的人将不再准许进入，所有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除了混乱或者签字，就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有权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投降即可生效。双方将于5月9日德国夏令时间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约德尔。”
　　后来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又一次一口拒绝了局部投降，而且对我们提出的全面投降在时间上分阶段进行的要求也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他曾对约德尔说，他会下令向任何一个德国军人射击的，即使对那些不带武器到美国战线来投降的人，他也会这样做。日内瓦公约禁止采取这种行动。后来似乎是由于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的建议，加上约德尔的解释，说我们在通信设施损坏的情况下，要向部队传达投降命令至少也得两天，他才同意了两天的期限。但是同意这一点的前提是，德国必须立即签署投降条约。因此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对约德尔的电报作出决定。根据电文，从5月7日签署全面投降条约到5月9日零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尚有48小时可用于部队撤退。
　　我担心这点时间对于拯救全体军人和难民是不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约德尔到底还是争取到了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把大批德国人救到西方还是有希望的。
　　这两天时间对于要从东部地区逃到西部地区的难民来说实际上是不够用的。如果我以此为理由而拒绝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那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更大的混乱、毁灭和生存危机。因此，我在当夜1点钟打电报给约德尔，告诉他有权在上述基础上宣布全面投降。于是约德尔即在5月7日深夜2时41分于兰斯签署了全面投降条约。
　　也许是应俄国人的要求，5月8日又在苏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司令部，柏林的卡尔斯霍尔斯特重演了这场全面投降的签署活动。凯特尔元帅、施通普夫大将和弗里德堡海军大将分别代表德国三个军种在投降书上签名。在他们签名之前，西方盟国和苏联都坚决要求他们出示由我以国防军最高司令名义签署的全权证书，以证明他们有权作为德国国防军合法的代表，并经过检查认为符合规定后才同意他们签字。
　　现在是决定东线德军和正在涌向西方的难民的命运的关键时刻。南方集团军群（伦杜利克大将）的大部分军人因已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区分界线以内而获救。但勒尔大将的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形势却糟糕得多。5月9日那天，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分人员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尚有2至3天路程。勒尔想方设法通过他与南斯拉夫人的私下谈判为他的士兵争取到了最好的条件。但尽管这样，他们中仍有万把人死在南斯拉夫的俘虏营中。
　　在北部，美国的加文将军率领的空降师在5月2日向卢卑克推进的同时又占领了梅克伦堡地区，在作战上他隶属于英国集团军群。他允许“魏克塞尔集团军”的剩余部队撤到英美战线以内。但尽管这样仍无法阻止大量晚到的难民队伍在分界线附近落到随后赶来的俄国人手中。
　　中央战线的第十二集团军在4月的最后几天受命向东部进攻以解柏林之围。该集团军在其久经考验的总司令（当过兵团指挥官和总参勤务军官）文克将军的率领下成功地到达了波茨坦地区，从而为保卫波茨坦和第九集团军（布塞将军）向西部的撤退打开了通路。大批难民队伍随着他们一起行进。但在第9集团军、第12集团军及波茨坦防御部队的士兵被准许越过易北河畔的美军战线时，美国人却不许老百姓中的难民通过易北河。文克集团军想方设法不被美国人发现让尽可能多的难民混在越界的士兵中逃到了西部地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不幸者由于这个非人道的禁令，最终还是落到了俄国人手中。可怜这些不幸者为了逃避俄国人，已连续几周在途中疲于奔命。
　　舍尔纳集团军群士兵的遭遇比第9、第12集团军更为糟糕。他们大部分人都已到达了美军战线，但大多数人却未获准通过。相反他们还被美国人用武力驱赶到一起，交给了随后赶来的俄国人。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在战争结束后却仍被关在俄国的监狱中多年，有的饿死，有的冻死。
　　我曾在5月1日顺从了反对舍尔纳集团军群立即撤退的意见。这是我的过错。一开始我担心在自愿的迅速撤退过程中集团军群可能会土崩瓦解，但这种现象看来在以后的撤退中照样无法避免。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士兵能早一些到达美军战线，究竟他们是会获准通过，还是会同样受到阻止，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东部地区士兵和难民的撤退完全依靠海军从海上运输。陆路已被俄国人封锁。在1月23日至5月8日这段时间内，通过海上运输从库尔兰、东西普鲁士，以及后来从波莫瑞湾及梅克伦堡地区，有2204477名人员被救到西部。在航行过程中，要不断地对付英、美、俄的飞机及俄国的潜艇、快艇的袭击，并且航行是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的。在此期间，“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载有4000人）和“戈亚”号（载有7000人）运输舰以及“施托伊本”号（载有3000人）卫生船的沉没是骇人听闻的。尽管这些船只的伤亡人数令人痛心——但数量只占全部装船人数的1％，99％的幸运者仍安全抵达波罗的海西部港口。相反，陆路上的难民队伍蒙受损失的百分比却高得多。
　　由于舱位太少，加上利保尔港码头设施不足，库尔兰集团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救出。
　　5月9日零点，各战线均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防军5月9日的最后一次报告说：
　　“从午夜起所有战线开始停火……奉海军元帅之命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行动。于是，几乎长达6年的英勇搏斗终告结束。这场搏斗给我们带来了巨大胜利，同时又带来了惨重的失败。最后德国国防军被敌方强大的优势兵力所战胜。
　　“忠于誓言的德国军人竭尽全力为德国人民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后方人员自始至终全力支援前方，为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前线与后方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将在日后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得到最后的承认，德国陆、海、空三军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牺牲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此每个军人可以坦然和自豪地放下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满怀勇气和信心地为我们民族的永久生存去工作。
　　“此时此刻国防军十分怀念那些已阵亡的战友。面对着满布创伤、血流遍地的祖国，死者在表现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方面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5月7日弗里德堡和约德尔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返回我所在的米尔维克。弗里德堡带来了一份供美国士兵看的“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几幅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图片惨不忍睹。我们觉得，即使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中由于运输和补给情况的混乱可能会加剧集中营里健康状况的恶化，但图片上所揭露的那些状况毫无疑问是犯罪，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我和弗里德堡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这种情况决不可能！但是，这种可憎恶的事实（不只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才有），直到这几天当一艘载有集中营囚犯的商船驶入弗伦斯堡时，我们才亲眼所见。他们的身心确实受到了令人吃惊的损害。弗伦斯堡的埃尔特斯特海军基地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量为这些不幸者提供补给和医疗条件。我们不能不责问自己，对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毫无察觉？
　　在1939年以前建设海军的那些年里，我作为“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不是驻在国外，就是和新建立的德国潜艇部队一起出海。战争一爆发，我就坐在我的军事指挥所里，开始在东佛里斯兰的森瓦登，后来在法国巴黎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洛里昂。这些指挥所都是军事上的世外桃源。与德国居民很少接触与往来，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我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如何指挥潜艇战和提高潜艇部队的技术水平。对敌人的报道我也只听与潜艇战有关的方面。毋容置疑，敌台和我台的广播一样，都得受战时宣传部门的控制。因此双方的电台广播我都不听。
　　在我于194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有极长一段时间我是呆在柏林以北的贝尔瑙和埃伯斯瓦尔德之间偏僻的代号为“珊瑚”的指挥所里。我到领袖大本营去也是为参加军事讨论会，希特勒叫我去也只是问问有关海军方面的事情。战争期间这些问题已使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要我再关心除此之外诸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已无此可能。
　　在1945年投降后的那几个月和在1946年我所获悉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非人性方面的行为，使我大为震惊。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前面几章已经谈到过。我说过，以纯洁的民族和社会这个词的含义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人民的内部团结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种族联合成了一个共同的帝国，从而实现了德意志自古以来的梦想。我国所以会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战胜国在为结束30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中所作出的裁决。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敌对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
　　不从事实中吸取教训是愚蠢的，也是软弱的。在纽伦堡宣判前，在我的诉讼结束语中我得出了结论，并说：
　　“人们经常谈论被告中有人曾经参与了阴谋活动。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出自一种政治信念。对这类事情人们是无法证实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是由这样的一种阴谋集团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可以对此提出诉讼，但是，他们只会使德国人民更加难于从这次审讯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将领袖原则视为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于德国人民正确地认识过去，对于德国人民将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指挥中被证明是最适用的。据此经验，我曾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