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张恨水-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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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皮剥尽东西空，吃也无时饿越凶；
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死聚生离怎两全，卖儿卖女岂徒然！
武功②人市便宜甚，十岁娃娃十块钱！
越是凶年土匪多，县城变作杀人窝；
红睛恶犬如豺虎，人腿衔来满地拖！
平凉军向陇南行，为救灾民转弄兵；
兵来匪去屠不尽，一城老小剩三人！
真是一字一血，一字一泪！只要是还有点良知的人，读了这些诗，谁不会为人祸天灾带给西北同胞生
不如死的苦难，一洒同情之泪！《燕归来》这部小说，敌伪时期曾有人把它拍成电影，但被日本人查禁了
。
另一部描写西北生活的小说《小西天》，连载于上海《申报》副刊《春秋》（1934年8月21日至1936年3
月25日）。这部书和《燕归来》在构思和写法上完全不同，《燕归来》是通过女主人公杨燕秋回西北探亲
的一路见闻，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幅惨不忍睹的灾民图，使我们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小西天》则是采用
了西洋名剧《大饭店》的手法，把环境、背景、情节、人物以及故事的发展，都安排在名叫“小西天”的
大旅馆中，通过这一典型环境，让形形色色的各种人物，登上这个舞台来表演，将不同阶层、不同职业、
不同性格的人，都勾画得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小说在艺术上也很有特色，因为故事是发生在饭店里，人
物的穿插就像舞台剧一样上场下场自然而又富于戏剧化，它把西北的社会生活浓缩在一个饭店里，自然巧
第33节：“北华美专”与西北游（4）
妙地通过旅店小社会，反映的是全西北大社会。《春秋》主编周瘦鹃先生在1934年8月20日的《介绍》一文中说：“我们既希望有民间文学的出现，就不能不鼓励作家到民间去。而张恨水先生就是鼓励
的一个。张先生这次游历西北，在陕甘逗留约有3个月……他看到这一矛盾的事实，是绝好的小说材料，
于是就利用了这材料，构成一部实实在在的西北民间小说。我想，一个作家，只坐在咖啡厅里，高喊到民
间去，恐怕是不会想到西北的真实情况的。”
除了《燕归来》、《小西天》两部长篇小说外，父亲还写了大量介绍西北的散文，《西游小记》是父
亲应上海中国旅行社《旅行杂志》主编赵君豪先生之邀撰写的，连载于《旅行杂志》1934年9月第8卷第9
期至1935年第9卷第7期，长达数万字的长篇西北游记，在当时的文坛是绝无仅有的，父亲对历史娴熟，识
见通达，观察入微，描写生动，形象逼真地再现了20世纪30年代西北的社会风貌，自然景观，历史地理，
民生民俗。这篇《西游小记》共计33篇，全方位立体交叉地介绍了西北的社会和民情，以引起国人对开发
西北的关注。父亲自己在《西游小记》的前言中，很明白地作了交代：
今岁五月，予作陕甘之游，意在调查西北民生疾苦，写入稗官。至于风景名胜，旅程起居，则非稗官
所能尽收，乃另为一记游之文，投之本志。与本志主编赵先生约，盖已三月于兹矣。今征尘小歇，寄居牯
岭，虽寓楼斗大，然开窗北视，远及百里，但见长江如带，后湖如镜，烟云缥缈，胸襟豁然。觉赵君之约
，未容久违，遂即趁此逸兴，把笔追志。文以白话为之，取其通俗。而其内容，着重于旅行常识，俾为将
来西北游者，略作参考。间以风土穿插之，以增阅者兴趣而已。记游之文，此本不合，然《旅行杂志》之
命意，似当如是也。文中有图，亦记者所自摄，初为此道，佳构甚鲜，择其略可者入之，亦点缀篇章之意
目。二十三年八月七日，序于牯岭望江楼。
近几年，掀起了一股“西部文学热”，殊不知早在70年前，父亲就已经开拓在当时还是一片荒芜的西
部文学土地上了！
第34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1）
以笔当枪的抗战者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国和有着民族气节的人，他虽然是一个不过问政治，也不参加任何派别和文学团体
的人，从来都是“孤军奋战”，但在爱国和抗击日军的侵略上，他从不后人。他认为这不是政治，这是关
系民族存亡的大是大非和关键时刻，他愿摇旗呐喊，献出自己的一切。他不仅是这样说了，也这样去做了
。父亲在《写作生涯回忆》中说：“‘九一八’国难来了，举国惶惶。我自己也想到，我应该做些什么呢
？我是个书生，是个没有权的新闻记者。‘百无一用是书生’，惟有这个时代，表现得最明白。想来想去
，各人站在各人的岗位上，尽其所能为罢，也就只有如此聊报国家于万一而已。因之，自《太平花》改作
起，我开始写抗战小说。”的确，从1931年“九一八”国难后，他立即就开始写抗御外侮的文字，小说、
诗、散文，都在大力宣扬抗击侵略，民族自强。《太平花》这部小说，很能说明那时父亲的思想。此作连
载于1931年9月1日至1933年3月26日的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这原是一部反对内战，控诉军阀
争夺地盘，使百姓家破人亡的小说，但是小说连载不久，“九一八”事变发生了，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要
求武装救国，而《太平花》表现的却是非战的和平思想，和当时气氛是有些不相时宜的，父亲有感于此，
正在苦思冥想，如何改动？报社的编者也有同感，写信来问父亲，何以善其后？父亲考虑只有两个办法，
一、书的立意，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故事变成抗战。二、干脆，把这篇“夭折”，另写一部。考虑来
考虑去，还是采用了第一个办法，于是从第8回起，父亲做了大幅度的改写，由于是个大翻个儿，比另起
炉灶要难多了，父亲费了大力气，整整想了一个礼拜，才动的笔，父亲果然是倚马才高的人，这样的陡然
的大转弯，他居然不落痕迹地改写得顺畅自然，所谓“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故事变成：由于外寇侵袭
，交战双方认识到同室操戈不对，一致言好御侮。1933年春，全书写完，共36回。到出版单行本时，又把
描述内战的那一段删去8回，补写两回共缩为30回，在上海出版。1944年，上海原书局负责人也到了重庆
，告诉父亲此书是被日伪查禁的，还带来了原书，请父亲审阅，准备在内地印行。不想父亲再看此书时，
常常被引得哈哈大笑，因为书中描写的抗战军事行动太幼稚、太外行了，如果原封不动地出版，会让经过
了8年抗战的国民笑掉大牙的，所以迟迟没有动手。1年后，抗战已接近全面胜利，父亲认为必须要对这艰
苦卓绝、旷日持久的民族保卫战进行反省和深思，虽然我们要讴歌全国人民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但是也
不该忘记内战的祸害，若不是长期的内战内耗，国家的元气也不会削弱到如此的地步。因此，他又来了个
第二次修改，仍然把命意着重放在内战、削弱国本上。但是事隔十几年，当年内战带给人民的灾难的具体
素材已不大记得，而从前搜集的材料又因8年的抗战，早已不知下落，只好把内战的内容改为主角故事的
发展，并将回体改为章体，30回删去10回，又重新写了6章，变为26章，于1945年5月出版。父亲告诉书局
，今后出书，以此为准，并要求将纸型销毁。《太平花》的两次大改写，反映了中国近代史上两次大事件
，也反映了父亲在事变中的思想变迁，如果能把报上的连载，及第一次单行本、第二次单行本，都保存下
来比较的看，是一件很有意思和很值得深思的事。
和《太平花》堪称姊妹花的是《满城风雨》，此书连载于1931年1月18日至1932年10月8日北平《新晨
报》。这部书不仅揭露了军阀“内战内行，外战外行”的丑恶，而且也揭露了“外寇”残害中国人民的罪
行。这里的“外寇”，当然指的是日寇。
这一时期，父亲创作的最主要御侮小说，还应是《弯弓集》。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
二八”事变，使父亲感到可痛、可耻，于是他在1931年底和1932年初，用了两个月时间，写了这部《弯弓
集》，他在自序中痛陈“寇氛日深，民无死所”，深感“心如火焚”，接着他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
今国难临头，必兴语言，唤醒国人，必求其无空不入；更有何待引申？然则以小说之文，写国难时之事
物，而贡献于社会，则虽烽烟满目，山河破碎，固不嫌其为之者矣。……吾不文，然吾固以作小说为业，
深知小说之不以国难而停，更于其间，略进吾一点鼓励民气之意，则亦可稍稍自慰矣。
今国难小说，尚未多见，以不才之为其先驱，则抛砖引玉，将来有足为民族争光之小说
也出，正未可料，则此鹅毛与瓜子，殊亦有可念者矣。
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十二日，张恨水序于北京，时为革命家孙中山逝世七周年纪念，寒风怒号，黄沙蔽
天，凄惨动人之际也。
我想父亲已经在序言中说明他写《弯弓集》的动机，本无需我置喙。但是需要补充的是，这部书的出
版日期是“民国二十一年三月初版”，出版者“远恒书店”。也就是说《弯弓集》从动笔到出版发行，离
“九一八”事变只有5个月，离“一·二八”上海事变不到两个月。由于我所见有限，虽不敢说《弯弓集
》是第一部反映国难的小说，也可以说是最早的抗战小说，对于我们了解中国抗战小说史，是极有意义的
。父亲为了再次说明写《弯弓集》的本意，他在“跋”中作了更进一步的说明：
第35节：以笔当枪的抗战者（2）
恨水以糊口而治稗官之业，虽身长九尺，食粟而已。即言其文字，亦不过草间秋虫，月露晨风之下，
自鸣自止，更何敢言思想之变迁与否？第以非战之人而作是战之篇，则其踌躇考虑，实不始于《弯弓集》
。在吾方发表于报端之作，如《太平花》《满城风雨》二篇，已不惜推翻全案，掉其笔锋以是战矣。凡如
此者，吾自认非矛盾之行动。盖以昔日中国内战不休，民无死所，吾人犹不非战，非仅为人道之所不容，
而亦自觉置国家之创伤于不顾。至于今日，则外寇深入，国亡无日。而吾人耳闻目睹帝国主义者之压迫，
为世界人类所不能堪。于此而犹言非战，更何异率吾民束手就缚之余，且洗颈而就戮？不愿就缚与就戮矣
，则发扬民族思想，以与来束缚来戮者抗，理也，亦势也，更何疑焉？兄弟有斗于室者，唾涕泣而道之，
苟能息争，谦让之，拜揖之，可也。一旦明火执刀者夺门而来，视耽耽而欲逐逐，方将奴隶犬马我兄若弟
，虽焚吾庐，流吾血，倾吾家焉，吾亦死而后已，犬马奴隶，所不能为也。《弯弓集》之作，亦如是而已
矣。
父亲在“自序”和“跋”中的语言充满着爱国主义和民族自尊，真是掷地作金石声！父亲用了两个月
时间创作的《弯弓集》包括《咏史》诗七律四首，《健儿词》七绝七首，短篇小说《风簷爆竹》、《以一
当百》、《最后的敬礼》、《仇敌夫妻》、《九月十八》、《一月二十八》（再版时收入）；笔记九篇：
《江湾送粥老妪》、《汽车夫胡阿毛》、《不歇劲》、《神枪手》、《盘肠勇将》、《两兵士》、《却里
张》、《大刀队七百名》、《冯木匠》；电影剧本《热血之花》。
在小说里，父亲大力宣扬武装保卫祖国和民族精神；九则笔记基本上是真人真事，如把满载着敌人军
火和4名日军的汽车开进黄浦江，人车同殉的胡阿毛，就是安徽人王亚樵的司机。父亲在书中赞颂胡阿毛
爱国的英勇行为“诚不愧为中华儿女”！父亲在《健儿词》里高声赞美：
含笑辞家上马呼，者番不负好头颅；
一腔热血沙场洒，要洗关东万里图。
他满腔热情地歌颂那些奋起抗日的中华儿女：
背上刀锋有血痕，更衣裹剑出营门；
书生顿首高声唤，此是中华大国魂。
笑向菱花试战袍，女儿志比泰山高；
却嫌脂粉污颜色，不佩鸣銮佩宝刀。
需要说明的是，父亲为了《弯弓集》早日出版与读者见面，是他自费出版的，在父亲一生出版的小说
和散文集，自掏腰包出书的事，只有这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不仅如此，父亲为了扩大宣传，他又把《
弯弓集》中的小说、诗、剧本分别在北京、上海的报刊上发表，还把电影剧本《热血之花》改编为同名小
说，真个是用心良苦。然而在读者的热烈欢迎中，却受到了钱杏邨先生的着意批评，说父亲写“国难小说
”是“胡话”的“自我陶醉”，“是没有‘出路’的”。是不是“胡话”，有兴趣的读者不妨把钱先生的
大作和《弯弓集》对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