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的故事(全)-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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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野果然蹲在他的办公桌边，枪口指向墙壁——头盔刚刚落在那里。我立即向他射击，但他马上又缩回了办公桌下，同时从桌子底下向我开枪，我立即向一旁扑去，在我落地时听到了北野的枪里传来的“咔嗒”声——他没子弹了。我立即起身向桌子下开枪，他就地一滚，在枪了几声后，我的子弹也打光了。我顺手将枪扔向了北野，他动作很快，一向子就从办公桌周围的那块小地方蹦到了屋子一偶的较开阔地带，我向他扑去，他继续向侧面一蹿，我扑到了他刚才呆的桌子周围的地带。北野向门口一挪，顺手拿起了挂在墙上的日本军刀——糟糕，我现在开始后悔刚才不该扔空枪砸他，因为我现在完全是徒手对他的军刀了。我随手拿起桌上的一本书向他扔去，北野很轻松地用军刀一劈，那本书被齐齐刷刷地切开了，这并没有阻挡他向我逼来的步伐。我又拿起另一本书向他砸去，他又是一劈，准确无误地把这本书又劈成了两截，他不愧是剑道高手，这仍没有阻挡住他的进逼的步伐——他现在已经离我很近了，脸上带着狞笑。我又拿起了桌子上的一本辞典向他扔去，这次我扔向了他的军刀劈击的死角——他持刀的手臂，因为他的军刀可以劈向任一方向，唯独无法劈向他自己持刀的手臂。这下子他不得不躲闪了一下，我抓住这个机会向前一蹿，正站在了他的面前，我的脸几乎要贴在了他的脸上——这时他的军刀已经基本上没什么用了，因为对付长刀就如同对付棍子和鞭子一样，当你冲到了他的面前时，这些武器就会失去效力。当一个人差不多脸贴脸地站在你面前时，你手中的军刀根本劈不到他，因为你连胳膊都抬不起来，更没法抡起军刀了。
北野被我这一新奇的招法震惊了，我趁机一记低发的上勾拳打在了他的裆部，当他被击中后弯下腰时，我又借机一个转身过腰摔将他扔在了地上，他的军刀也掉了。但北野不愧是个老手，刚一倒地就一记外摆腿踢在了我的腰上，同时去够掉在地上的军刀。我看见办公桌上有一只钢笔，就立即拿起来并取下了笔帽。这时，躺在地上的北野已经拿到了军刀并准备向我劈来，但用军刀砍人前是要有一个抡起的过程的，北野在地上向我抡起军刀时，我也在用手中的钢笔沿着最短的路线以最快的速度向他的脖子刺去。当他的军刀还在半空中时，我的钢笔尖已经刺进了他的颈动脉。
2003年1月25日14：35——东京时间我坐在返回中国的飞机上，看着窗外的天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执行间谍任务，却经历了这样的生与死的考验。我现在在飞机上坐着无聊，大脑便开始搜索着所有关于间谍的信息。曾经有一段时间不少学者都在追溯间谍这一行业的起源，一时间众说纷纭，有人竟然说最早的间谍是在《圣经》里的摩西那一时代，但最后最全面、正统的间谍学的起源被认为是在中国，因为《孙子兵法》里详细地阐述了用“间”的理论。科技在不断地发展，技术情报手段在不断地更新，但《孙子兵法》里的人力间谍理论却从未变过，因为人的本性是不变的。间谍这一行业也由于影视小说等作品的渲染而变得浪漫化了，它的残酷性却往往因此被人忽视。以前我就提过对外情报工作的难度是大于反间谍工作的难度的，因为在国内反间谍时你有着种种为你的侦察提供便利的特权，又有着军队和警察的支持。但在国外从事情报工作时就不一样了，你没有任何特权来支持你的工作，而且一切都需要绝对的保密，而且有时你会发现你在用自己一个人的力量对抗敌对国家的整个反间谍机关，军队和警察。但即使这样，在历史上仍有许多间谍能从敌人的天罗地网中死里逃生，特别是在二战和冷战时期，这样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可见间谍这一行业被神化也的确由其原因。奇怪，我怎么又开始琢磨这些抽象的东西来了？可能是我被囚禁的太久了，养成了*琢磨事情来消磨时间的习惯了。不想了，睡觉吧。在我闭上眼睛时，大脑中又闪过了麦克阿瑟的那句话，不过我替换了主语：Spiesneverdie；theyjustfadeaway。————间谍不会死，只会慢慢消失。（完）
后记：2003年8月2日11：00——北京时间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该死的“非典”总算过去了，大家终于可以放心地出来玩了。今天是星期六，我刚刚在丰联广场的星巴克和林新喝完咖啡。她现在打算在国内上学，不太想回日本了。她是个可爱的小女孩，头发现也又染着了酒红色，还是那么长。我们聊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就分开了，因为我还有一个重要的约会。
我从星巴克走出来后又向前走了一段，然后在路口向右一拐，前面就是“老番街”，这个名字是因为这里外国人很多而来的。这条街的前面就是使馆区，我走了不一会儿就到了朝鲜驻华大使馆，使馆的门口站着一个身穿朝鲜人民军武官制服的人——朴正圭，他也很准时地在等我，我们看见对方后都快步走上前去，四只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特工的故事（第四部）
第十部分 台北绝密档案（一）
2003年9月12日22：39——伦敦时间
我坐在带着外交牌照的车里，等待着刘文泰的到来。我来伦敦快一周了，一直等待着这一刻。我这次的任务是从刘文泰那里拿到他所掌握的中国政府内部为A国情报部门工作的人员的名单。刘文泰出生在新加坡，后来移民A国，并成为A国情报部门的特工人员。由于他在新加坡出生，所以在长相和语言等方面在向中国渗透这一点上占有极大的优势。刘也的确是一名很有成效的特工人员，他不仅打入了中国政府的高层圈子，而且还成功地渗透了中国的黑社会组织，为A国情报部门出生入死，立下了汗马功劳。后来A国情报部门将他从一线调到了A国情报部门的机关里做案头工作，但可能是因为刘知道的内情太多，触及了A国情报部门的利益，他开始在A国情报机关内受到排挤。后来，刘由于长期从事紧张的秘密工作使自己的神经出了问题，经常做一些不太正常的事，不过都算不上大事，但最终他还是在一家超市里偷窃小日用品时被保安抓获。A国情报机关则借机将他踢出门外，刘一下子就成了一名流浪汉。刘对此耿耿于怀，因为他坚信自己之所以因小事被开除是因为A国情报机关早就有缷磨杀驴的想法。他曾向有关方面投诉过，但自然不会有结果。这件事也曾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
然而，就在十天前，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研究室的一位工作人员在外出购物归来后突然发现口袋里被人塞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纸条的作者是刘文泰，他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当年由他发展的而且现在仍在中国政府内的A国情报员名单，交换条件是我方向其提供若干数额的美金以解决其生活上的问题。这名使馆工作人员实际上是T机关的驻外情报人员，看来对方显然知道他的身份才专门把纸条递给他的，由此可见这不是个恶作剧，而且纸条上还提到了一位敏感人物，仅凭这点就可以确定此人应该是刘文泰一样的知晓内幕的人物。估计他是为了躲开A国反间谍部门在国内无孔不入的监视才把地点选在第三国的，但像他这样敏感的人物离开A国国境也肯定是要被跟踪和监视的，更何况英国反间谍部门MI5和A国情报部门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估计也会对他进行监视。刘文泰在纸条上还写了交货与付钱的时间与地点。为确保交易时不出意外，T机关决定派一名行动特工负责在现场与刘交易，由于T机关驻英情报站全是由负责政治经济情报，科技情报和反间谍情报三条线的秘密情报人员组成的，所以没有专门执行危险的外勤任务的行动特工，T机关总部便将我派到了英国。
我到了伦敦后一直住在使馆，因为这次我的掩护身份是外交部办公厅信使队的外交信使，以信使为掩护身份是因为信使在国外都是短期出差，最多十几天就回国。我可以借这个机会与刘接头，在拿到资料后就可以把情报装入受国际法保护的外交邮袋安全地带回国，因为外交邮袋是不受侵犯的。但这只是在敌人不敢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下。以前就出现过信使被杀，被绑架，邮袋被劫的情况，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的人也许还记得影片在一开始就说两名德国外交信使被杀，证件被劫。这虽然是电影，但现实中也不乏其事。冷战时期，法国情报机关〃国外情报与反间谍局〃的特工一次想在国际列车上夺取两名苏联外交信使铐在手腕上的外交邮箱，但见这两名苏联人身材高大，看起来训练有素，估计是由克格勃的行动特工假扮的，就没敢贸然直接下手。后来法国特工设法住在了两名苏联人的卧铺隔间的隔壁，然后他们在两个隔间之间的墙壁上钻了个眼，对两名苏联人施发了催眠气体，在两人昏睡过去后偷到了外交邮袋。
我这次是和另一名真正的信使一起来英。一般情况下，临时出差的人可以选择住在外面的旅馆里，但信使则必须住在使馆里以保证其安全，而且信使一般要在使馆里住上几天到十几天，等使馆方面回复完他们从国内带来的公函后再将复函带回。信使在使馆等待的那段时间一般都颇为无聊，所以和我同去的那位信使竟然带了一部电视剧的影碟去以打发时光。我为不引人注目，所以很少出去转，但我也可以肯定我已经被MI5拍了照——我是坐着使馆来机场接我们的车进入使馆的，但这也难不倒MI5的反间谍技术人员的，他们在鉴别外国情报人员方面一直居世界前列。驻英使馆的研究室里居然还有两位是我在XX学院时的老师，他们是被XX部以干部交流的名义派到驻英使馆来的，因为XX学院由XX部直接管理，所以其教师也算作事业单位编制的XX部干部，但教师出身的人在使馆一般都是做调研工作。使馆的日子比较平静，只是每周三下午要有点风波，因为这是流亡英国的〃藏独〃分子每周都铁定了要来中国使馆前示威的时间，但他们也不敢太造次，如果使馆碰巧在这时有外事活动的话，就会把电话打到苏格兰场，到时自然会有英国警察来驱散他们。
终于等到了这一天，我盼着刘快点到来，大半夜地呆在这个不熟悉的僻静地点不是很安全，真遇上亡命的劫匪他们才不管什么外交特权与豁免呢，警察倒是轻易不敢犯这条。我在开车来这里的路上发现了有车在跟踪（使馆的车外出一般都要受MI5的跟踪），但我在路口转弯时轻易地甩掉了他们。我以前就看过刘的照片，也了解一些他在中国时的活动情况，现在只要他一出现，我就能认出他来。
2003年9月12日22：40——伦敦时间
规定的接头时间到了，我在车里向四周望去，看见一个人从小巷里向我走来——果然是刘文泰。他见了挂着使馆牌照的车子和坐在车里的中国人后就直接向车子走来。他坐在副驾驶的位子上后就问我钱带来了么，我指了指车的后座，他让我把钱拿过来。
他在看了钱后就递给了我一样东西，我一看，是一个电脑优盘。我说：“我怎么知道里面就是我要的东西？”刘笑了笑说：“间谍活动也是有游戏规则的，我是一个老特工，当然明白这一点。A国情报局破坏了对自己人的游戏规则，我当然也没必要遵守这些规则了。比如，他们本来是不允许我出境的，但我还是耍了他们，溜到了英国来。我们之间的规则是你给我钱，我给你情报，如果我骗了你，恐怕你要找到我也不是很难吧。我听说你们T机关的行动特工可是比国家安全部的厉害得多了。我可怕会中国功夫的杀手，哈哈。”——他居然知道T机关的存在，事实上目前也没几个国家的情报机关知道T机关这个中国最秘密的情报机关，知道的也不是太确定，只是把它当作国家安全部下属的一个秘密部门。看来刘对中国政府的渗透真的是很深。而且他对T机关和国家安全部的行动特工的比较也是不无道理的，国家安全部的主要职能是指导和协调地方各级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并非一个实战单位，尽管它也有自己的对外情报特工和行动特工，但在外勤秘密活动方面还达不到T机关的实战水平，因为T机关的特点就是以外勤秘密情报活动为主要业务，不存在什么指导地方各级机关的工作，因为它根本就没有地方分支机构，只是在国外有许多情报站。二者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二战期间德国的盖世太保——秘密国家警察和更隐蔽的情报单位SD——党卫队保安处之间的关系。
刘文泰下车后，我也调头把车开走了，但我刚开了几步就从反光镜里发现刘文泰的身后出现了两个身影，并向刘快速逼进。不好，我立即调转车头开了过去。
当我逼进那两个人时已经看见其中一个掏出了刀子。我快速逼上去，把车挡在了他们和刘之间。我猛地把车门推开，撞在了那个拿刀的人的身上，他被撞退了几步，刀子也掉了。我刚一下车，他就一拳打过来，我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