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史下卷-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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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坡针对美苏企图使马六甲海峡“国际化”的阴谋，宣布三国共管此海峡。
全世界共有11O多个沿海国家，到1974年4月，有80多个国家发表了关于
拥有200海里海洋权的声明。其中，除亚非拉国家外，还有加拿大、澳大利
亚、新西兰、挪威、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在此情况下，1973年12月3日联合国在纽约总部召开第三次海洋法会
议。此前，联合国曾于1958年2—4月和1960年3—4月在日内瓦举行过两
次海洋法会议，由于大国的控制，把领海规定为12海里，没有反映发展中国
家的愿望。所以，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举行本身，就是对海洋霸权主义者的重
重的一击。与会的国家共有167个。美苏则对会议采取抵制态度。它们先以
“时机不成熟”为借口进行阻挠，后又一反常态，提出海峡通行、捕鱼、科
研等问题的“一揽子解决方案”，企图使会议达不成协议。但是，经过第三
世界国家团结一致的努力，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历时9年，共举行了11期、16
次会议，最后于1982年12月10日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通过了《联合国海洋
法公约》。公约共320条，另有9个附件。公约虽然继续规定领海为12海里，
但沿海国有权建立200海里专属经济区，对大陆架的所有权可延伸到200海
里，在特殊情况下可延伸到350海里，同时规定国际公海海底及其资源是人
类的共同财产。该公约基本上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要求。到1984年底，共
有159个国家和地区在公约上签字，唯独美英等国拒绝签署，为公约的实施
设置障碍。但是，这一完整的海洋法体系的确立毕竟是第三世界国家联合反
霸斗争中的一次重大的胜利，它标志着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事务中越来越成
为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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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分歧的发展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复存在
一、中苏分歧和中苏关系的恶化
中苏两党的分歧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苏之间存在着友好同盟关系。但
从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起，两党出现分歧，两国关系逐渐恶化。
中国共产党对苏共二十大总的来说是支持的。中共八大文件肯定了苏共
二十大的重要性，特别指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重大意义。但认为苏共二十大对
于当代国际斗争和国际共运所提出的许多观点，是违反马列主义的，特别是
借口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和通过所谓“议会道路”和平过
渡到社会主义这两个问题，更是重大的原则错误。苏共二十大以后，中共领
导人曾多次在与苏共内部会谈中就此提出过不同意见。1956年4月5日和12
月29日，中国党又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再论无产阶
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文，在驳斥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反共谰言的同时，对
于斯大林的一生作了全面分析，肯定了十月革命道路的普遍意义，总结了无
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委婉地然而又是十分明确地批评了苏共二十大的观
点。当时，由于苏共二十大产生的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在国内外处境困难，
不能不重视同中国的关系。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
工人党会议。中国党再次以内部商谈方式向苏共提出了对苏共二十大若干问
题的不同看法。最后中苏两党协调立场，互有妥协，共同提出《莫斯科宣言》
草案，获得会议通过。尽管如此，中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以后还是逐步激化
了。
中苏的矛盾和冲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
际形势，对于国际共运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存在尖
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当时的苏共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要求中
国党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企图使中国受他们的控制，在军事和外交上服从
其“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
1958年，苏联向中国提出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
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
导人的严辞拒绝。同一年，赫鲁晓夫深恐中国炮击金门妨碍“苏美合作”，
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承担不使用武力的义务，中国当然也不能接受。1959
年9月，中印边境冲突爆发，苏联领导又不问是非曲直，发表偏袒印度的声
明，把中苏分歧公之于世。
中苏两党论战 1960年4月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时，中国党发表《列
宁主义万岁》等3篇文章，不指名地批评苏共领导的某些观点。6月，罗马
尼亚工人党三大期间，赫鲁晓夫策划几国共产党在布加勒斯特会晤，对中国
党横加指责，中国党不向压力屈服。7月16日，苏联政府突然照会中国，片
面决定立即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废除两国经济技术合作的各项协
议。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发生在中国正经受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极大地损
害了中苏之间的关系。
1960年10月，刘少奇率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经过激烈的争论和必要的妥协，会议通过了《莫斯科声明》。但在1961年苏
共二十二大会上和会后，国际共运中的争论愈演愈烈。苏共领导、苏联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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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苏共影响下的许多国家的共产党领导纷纷发表决议、声明和文章，攻击
中国党和支持中共观点的一些党。中国党则从1962年12月到1963年3月陆
续发表7篇文章，答复和批评受苏共影响而指责中国的几个党。1963年7月，
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去莫斯科举行中苏会谈，没有结果。在这前后，中共中
央发表了《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建议》，苏共中央也就国际共运问题发表
了《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中苏争论进一步公开化。
从1963年9月—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报》编辑部和《红旗》
杂志编辑部的名义，相继发表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
鲁晓夫修正主义”，并由此论述了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和“资本主义
复辟”的世界历史教训。这场空前规模的大论战，导致国际共运和许多国家
共产党的分裂。
中苏关系的恶化和恢复 1964年10月，苏共中央撤销赫鲁晓夫领导职
务，勃列日涅夫继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中国党抱着改善关系的愿望，派周
恩来率团赴苏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苏共新领导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
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没有细微的差别”。1965年3月，勃列日涅夫强行召
开以集体谴责中共为目标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的筹备会。在被邀的26
个党中，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如中、朝、越、罗、阿5国党，以及日本共
产党、印尼共产党都拒绝参加。1966年3月，苏共召开二十三大，中共决定
不派代表出席，从此两党关系中断。此后，苏联向中苏边境不断增兵，并挑
起边界武装冲突，而且还向蒙古派驻苏军，中苏关系长期处于对抗状态。
中苏关系恶化的历史表明：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是根据已有
的公式或某些定型的方案，这是行不通的。关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关键
在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各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各国党的
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只能由那里的党和人民，归根到底由他们的实
践做出回答。在这方面，这时期中苏双方都处理不当。至于涉及一个党和由
它领导的国家的对外政策问题，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和侵略、颠覆别的国家，
则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这时期，苏联党在对外政策上奉行的
是霸权主义的路线和政策，中国党坚决反对苏共的大党大国主义。在这方面，
中国以大无畏的精神顶住巨大压力，表现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国
际主义的原则性。
在80年代后期，中苏之间解决或初步解决了妨碍两国关系的几个问题以
后，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华，破裂了20多年的中苏两国
两党关系开始正常化。但这时恢复起来的正常关系并不是恢复到50年代的结
盟关系，而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睦邻友好关系。两国间这种新关
系的建立对全世界也是一件大事。
1991年，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苏联解体。这以后，中国政
府仍根据既定外交方针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与这些新独立国家相继建立和
发展友好关系。
二、1968年苏联出兵侵捷事件
《行动纲领》和《两千字声明》进入60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
发展陷于停滞，社会矛盾日趋激化，捷共领导层内的意见分歧也逐渐暴露。
在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上，改革派占了上风，担任近15年党中央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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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的诺沃提尼被解除这一职务，由杜布切克接任。3月，诺沃提尼又被迫
辞去所兼总统一职，由斯沃博达接任。4月5日，举行改组后的捷共中央全
会，通过了推行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行动纲领》，宣布它将“创立一
个新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国情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就在
捷克斯洛伐克出现了一个被人们称之为“布拉格之春”的新局面。
《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在政治方面提出：（1）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实
行党政分离； （2）加强民族阵线的作用，广泛发扬民主；（3）执行独立的
对外政策。在经济方面提出：（1）改革国家计划体制，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
济； （2）工商企业和农业合作社完全独立经营；（3）取消外贸国家垄断。
随着改革运动的开展，5月底捷共中央全会决定将诺沃提尼开除出党，
并决定于9月9日召开捷共非常“十四大”，以确认并深化这一纲领。
捷共4月行动纲领和“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明显地表现出捷克斯洛
伐克要求摆脱苏联控制和苏联模式、争取独立发展的倾向。这在国内外都引
起不同反响，苏联尤为关注。4月12日，苏联《真理报》在开始报导捷共中
央4月全会时发表一篇长文，提出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5月4日，
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党政代表团应邀访苏，同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党政代表
团进行会谈，苏方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提出了批评，捷方进行了辩解。5
月8日，苏、波、匈、保、民德5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讨论了捷克斯洛
伐克的局势，苏联提出应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强硬措施。5月17日，苏国防
部长格列奇科率军事代表团访捷，次日苏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也抵布拉格，
他们迫使捷方同意于5月20—30日在波捷边境举行一次华约国“训练参谋人
员”的军事演习。
在苏军准备干预的情况下，6月27日，在布拉格几家报纸上，同时发表
了由记者瓦楚利克执笔、有70位知识界知名人士签名的一份《两千字声明》。
声明指责战后捷共领导的错误路线，使党变成了一个“权力组织”，“影响
了党的性质和作风”。它呼吁人们支持捷共的“进步派”领导实现改革的行
动纲领，并自行组织起来以“公开批评、作出决议、游行示威”等方式，迫
使“那些滥用自己权力”的人“离职”。声明表示，坚决支持政府反对“外
国势力”的干预，“直至手拿武器来支持它。”
《两千字声明》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应和争论。捷共中央主席团当即发
表声明，指责它是对捷共、民族阵线和政府的不信任，是反gemin的号召。但
在捷克地区各州有半数的县党代会同意《声明》的内容。7月6日，勃列日
涅夫致函杜布切克，说他们根据保、匈、民德、波等党中央的“委托”，建
议在华沙举行6党高级会议，“以讨论目前捷克斯洛伐克所出现的情况”。7
月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复信5党，建议改集体会谈为双边会谈。7月中旬，
苏联等5国领导人在华沙会晤讨论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并联名写信向拒
绝与会的捷共领导人发出严厉警告。信中说，“我们不能坐视敌对势力把你
们的国家推离社会主义道路并且引起使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
危险。这已经不是你们一国的事情了。这是我们参加华沙条约的所有国家的
共同事务”。7月18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对此分别复信进行了反驳，认为尽
管在捷“存在着企图破坏党的威信”的倾向，但没有现实的理由把捷“当前
的局势叫做反gemin局势”，或说“存在着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具体危险”。
复信重申，愿与各国进行双边会谈。7月底8月初，苏捷双方在捷边境小镇
切尔纳会谈，最终达成举行6党会谈的协议。8月3日，6党领导人在布拉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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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拉发举行了联席会议，并发表了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不允许任何人离
间社会主义国家、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
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
看来，苏捷关系似乎有所缓和，捷共中央乃集中精力准备即将召开的捷
共“十四大”。实际上，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仍然不满，正积极准备
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