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岁就上常青藤-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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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华尔街日报》连续发表了3篇文章，尖锐地提出了这些问题。此文的作者不是常人，而是1994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智商研究名著《钟曲线：在美国社会中的智力与阶级构造》的作者之一Charles　Murray。
　　《钟曲线》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其基本论题非常清晰：在当今的美国社会，智能最优异的进最好的大学，智能低下的则沉入社会下层。过去你在社会中的地位是由家庭背景、经济条件等外在因素决定的。如今则是由你自己的智力决定。智商和犯罪率、失业率、福利、儿童教育、贫困等等都有显而易见的统计学上的相关性，必须认真面对。该书还进一步根据心理学上的研究，得出亚裔的智商比白人略高，黑人的智商则明显偏低的结论，惊世骇俗，被自由派斥为种族主义。乃至作者不论走到哪里讲演，都被抗议者包围，甚至有大动拳脚的场景。
　　此书的两个作者，一是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Richard　J。　Herrnstein，一是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的社会学家Charles　Murray。可惜，主要作者Richard　J。　Herrnstein在书出版那年就去世了。他是声誉甚高的职业心理学家。许多心理学家对此书提出的学术性挑战，他都无法回应。另一位作者Charles　Murray接受的是社会学的训练，最多不过是心理学“票友”，不具备和职业心理学家论战的资格，也只能根据Richard　J。　Herrnstein的基本理论，在智商研究的社会意义上和公众打口水仗。不过，这场口水仗的意义非凡，突显了美国自由派和保守派的基本社会理念。自由派认为：贫困是社会不公正的结果，只要消除了这种不公正，贫困就会基本消失。保守派则认为：社会的不公正固然存在，但贫困和贫困者本身的文化行为也有相当的关系。《钟曲线》则走得更远：贫困本身，也许和智商有关系。比如黑人享受了这么多社会政策上的照顾，其经济地位、教育水平仍然很低。这大概和他们的智商偏低也有关系。想想不久前一位诺贝尔奖得主因为说了类似的话被迫道歉的事情，就知道《钟曲线》犯了多大的忌讳。
　　这次Charles　Murray出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长篇大论，还是演绎智商理论的社会意义。当今最流行的思想是，大学教育是缩小贫富分化最有力的工具。给年轻人提供大学教育，是对未来最好的投资。越多的人上大学，社会就越平等、越有希望。Charles　Murray则反唇相讥：智商决定了有的人是上大学的料，有的人不是。把不是上大学的料塞进大学，就好像用劣质金属造精密机械，只会造成巨大的浪费。
　　Charles　Murray要人们面对一个基本事实：有一半孩子的智商是在平均线以下的。这个平均线是100。你低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低的50％的人口，高于此线，就属于智商偏高的50％的人口。不过，大部分人口的智商，都集中在100这条线的周围。假设一个女孩子的智商是135，那就是人口中百分之一的顶尖聪明人了。她如果英语课的成绩仅仅是C，那就叫潜力没有发挥出来。如果教育者对之悉心调教，她的学业会有惊人的长进。坐在她身后的一位男孩，考试得了个D，但他的智商在49％这道线上，略低于50％的平均线。我们可以多教他一些词汇，多给他做一些练习。但是，他不可能再往前走多远。不要指望他会成为个作家或者工程师。如果用股市的原则来分析教育投资，你把钱投在前面那位智商高女孩子身上，效益就可能翻出本金几十倍；如果把钱投在后面那位智商低的男孩身上，就可能连本儿也都要赔进去。
　　为什么这么说？现有的研究证明：智商主要是由先天的基因所决定的。现在没有人知道怎么能够提高智商。人工的干预和开发，只能短时间内把智商提高七八点。但是，一旦这种干预和开发停止，这些“提高”了的智商很快就会跌回去。2005年，“全美教育进步估价”机构的报告说，有36％的四年级学生的阅读水准低于该机构的基本水准，说明教育出现了很大问题。Charles　Murray则指出，四年级孩子智商低于95的，正好有36％。这主要不是教育问题，而是人的天生条件问题，不必大惊小怪。
　　在Charles　Murray看来，一般智商水准的人，努力学习后能够体面地完成高中学业，再往前走就非常困难。这在自然科学上最明显。平均智商的人到大学学自然科学根本跟不上课。据说当年有位俄罗斯的量子物理学家讲完课，一位学生跑过来抱怨：“教授，我怎么还是搞不懂。”那位量子物理学家不动声色地说：“量子物理学不是谁都能懂的。”我刚来美国时的一位英文老师向我们诉苦：她念大学的女儿数学不过关，跑到数学教授那里问究竟。那教授则说：“有人学得会，有人学不会。”智商低，在数理上一筹莫展。文科则似乎好对付些。比如一个智商为100的学生，上经济学入门也能跟着读书考试；但这大多似懂非懂，只能靠死记硬背蒙混过关，并无法掌握经济学的真髓。在我看来，低智商的人在文科中碰到的问题，是提不起兴趣，不理解也无法感受到一个很“不实际”的问题为什么那么重要。Charles　Murray的结论是：一个人读大学，智商低于110就很成问题，而这种智商人口中只有25％才能达到。如果你要在大学表现出色，就得至少要115的智商，也就是人口中15％的顶尖水平。如今美国的现实是，45％以上的高中毕业生进四年制大学，考虑到高中辍学的因素，大约40％的适龄青年在大学读书。这样，大学生智商的准入水平就降到了104。
　　以104的智商接受给110甚至115的智商的人准备的高等教育，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当今许多大学生，甚至也许是大多数大学生，到校园来寻找大学并不提供的东西。你很难想象一个智商略高于平均线的人会对柏拉图产生兴趣。这也难怪，这样的学生们上课没精打采，只会对“实际”的课程感兴趣，比如财会等等。他们的存在，在大学中创造了对实用课程的强大需求；一些抽象的、理论性的课程则无人问津。大学像个学徒的作坊，而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地方。
　　如果你在哈佛、耶鲁教书，当然不会感受到这样的变化。因为到那里读书的学生，都是智力顶尖的。但是，到草根的小学校教书，则不时要碰到低智商带来的问题。比如，我所在的Suffolk大学是个地方的私立学校，现在一年学费2　5万美元，不是个便宜的地方，按说应该保持相当的质量。但是，我第一年教书时，开学第一堂课就面对一个歪戴着帽子、懒洋洋地靠在前排椅子上的学生的提问：“我是学商务的。我就是想赚钱。我为什么要学历史？你能教我赚钱吗？”其实，这样的学生占了班里的绝大多数。我对他们很同情，也挣扎了两三年，试图向他们证明：成功的人，需要一些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到美国各大学一看就明白，越是水平高的学校，学生的兴趣就越抽象、越“没用”。比如，历史就是耶鲁最流行的专业。可是，我讲也白讲。班上几个智商高的学生，会频频提出尖锐复杂的问题。但是，大多数人，根本不理解中世纪的威尼斯和他们有多大关系。让他们学这些，实在是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了。
　　这并不是说智商低的人不配享受良好的教育。相反，社会有责任给他们提供教育机会，只是必须因材施教。Charles　Murray提出，这些智商达不到110或115的学生，应该接受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的教育，不要挤到四年制的大学中来。这些人，通过文字这种过于抽象的媒介来接受知识很慢，但可以通过音响和图像来模仿，可以跟着师傅迅速掌握某些具体的技艺。他们对超出自己直接生活经验的东西很难产生兴趣，但对身边具体的生活经验却很能领悟。比如，木匠、泥瓦匠、管道工、电工、油漆匠等等，在当今的白领社会仍然有大量的需求。一个好的木匠，一年能挣十几万美元。许多所谓低智商的人，在木匠这行比高智商的人也许还灵巧多了。不让他们进技工学校学木匠，赶着他们进四年制大学不知所云地读柏拉图、中世纪史，受这么大罪花这么多钱，最后毕业连个4万的工作也找不到，这岂不是误人子弟？
　　大学的这种困境，反映了西方文化中的一个难局。以基督教和民主制度为基础的西方文明，把平等视为社会的基本价值。如今男女平等、种族平等都成了政治正确的话语，更不要说阶层平等了。但是，人的智商却从来不是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又会带来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后果，无法对之视而不见。当今高等教育的普及，多少是建立在这种对智商因素无视的基础上的。放眼世界，美国的高等教育之所以还在全球领先，一大原因就是大学还强调竞争性，在全民性这条道路上走得还不是太远。美国适龄青年上大学的比例，比欧洲几个国家还略低，而且大部分大学生集中在社区学院等等低端大学中，常青藤等精英大学则一直选择智商极高的学生。在欧洲，高等教育过于大众化，盲目扩大学生人数，乃至一些昔日的世界一流大学，也因为严重超载、学生平均智商下降而失去了竞争力。中国过去几年的大学“扩招”，后果更加恶劣。学院改大学，大专、中专也升级为大学，高等教育盲目在四年制的高端扩张，最后造成了许多低智商的学生进入大学，毕业也找不到工作。
　　21世纪高等教育普及是个不可阻挡的趋势。但是，良性的普及，要求大学本身分出层级，在高端保持精英教育的品质，在低端扩张社区学院等等大众化的教育机会。人人平等仍然是人类社会的核心理想。但是，只有承认智商上事实上的不平等，才能设计出相应的政策，使每个人都能“天生我材必有用”地贡献于社会。这也许才是更深刻的平等。
　　智力开发能造就神童吗
　　莫扎特3岁弹琴，4岁作曲；居里夫人4岁开始阅读；马友友5岁上大提琴的演奏会，8岁则和著名大师伯恩斯坦在音乐会上合作；富兰克林的阅读开始得如此之早，乃至他不记得他不会阅读的年月。许多天才，都是这样的神童。
　　但是，爱因斯坦小时候，智力发育似乎还不如一般的儿童。在诺贝尔奖获奖人中，也很少有像居里夫人那样早慧的。天才似乎更是大器晚成。
　　这些天才的故事，让成千上万普通的家长着迷。当他们听到孩子的第一声哭时，脑子里就在想：我的孩子是不是天才？真正的天才，是从小先声夺人，还是后来居上？当然，对于更多的父母而言，他们面临的问题更为实际：天才顾名思义是上天给的。要自己的孩子成为人口中千分之一的神童，未免也太贪心。孩子的天分我们无法选择；但是，怎样培养孩子却可以选择。守着已经降生、未必是天才的孩子，早期的智力开发是否能够提高孩子的智商？
　　对此，西方几十年来已经有过许多研究，而且结论非常矛盾。应该说，儿童的智力发育及其开发，至今还是个谜。不管是哪种说法，不管其有多少科学根据，都带有强烈的主观倾向。我们必须把这些结论放在更大的传统中来分析。大致说来，对于儿童智力开发始终有两大派。一派为后天干预说，即认为儿童的智力需要开发，天才需要特别的护持；另一派则是自然成长说，认为天才的成长最好听其自然，特别去“开发”毫无用处，甚至可能揠苗助长，妨碍了儿童的智力发育。大人应该做的是给孩子的心智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使其能够充分发挥潜力。如今，这后一派似乎越来越占上风。
　　智商测试
　　首先我们必须回答一个基本问题：到底有没有智商这回事？自古以来，人们凭常识就知道有早慧的孩子。但是，人们对这种孩子却充满了偏见。在上个世纪50年代，著名的神童William　Sidis11岁进了哈佛，轰动一时。但是，很快他就身心交瘁，后来以在世界各地街道上收集车票度过了郁郁寡欢的一生。他的故事强化了传统社会对神童的看法：“早熟早烂”（early　ripe；　early　rot），成为神童不是件好事。在另一方面，学者把智商看作个人生活的积极因素加以研究。达尔文就把智力的遗传视为人类进化的关键步骤。法国心理学家Alfred　Binet则在1905年首先发明的智商测试法，目的是帮助有特别需要的孩子应付学校的课程。1916年，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家Lewis　Terman对Binet的智商测试法进行了修正和完善，创造了所谓Stanford…Binet　IQ，集中于语言和数量推理以及记忆能力，使测验的分数和学生的课堂表现有密切的相关性。这也是流行至今的现代智商测试的基础。1921年，Terman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全州的范围内挑选、招募神童参与他的“天才基因研究”。他动员了加州中小学教师帮助他挑选人才，最后用他的智商测试锁定了1500名学生。这些少年天才平均年龄11岁，基本都来自中产阶级的白人家庭，智商在135到200之间，属于人口中1％的最高智商阶层。1925年，Terman用对这些孩子的研究数据试图摧毁所谓神童是“古怪、才能过分专一、心理和感情不稳定、社会行为无法让人接受、道德上不可靠”的成见。他还进一步指出：神童不仅能够度过比一般儿童更加丰满健康的童年，而且会成为更加卓越的成人。不过，他的这一实验还是没有产生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些11岁的孩子在35年后被追踪调查，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事业上非常成功，在社会上如鱼得水。虽然这些孩子中的女性绝大多数长大后当了家庭主妇，但这显然是社会环境使她们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早熟早烂”的成见显然没有根据。天才还是比平常人要成功。不过，1956年Terman去世时，William　Shockley因发明晶体管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在20年代时就是个加州学校里的学童，但没有被Terman挑上。1968年，另一位Terman的“漏网之鱼”Luis　Alvarez也因为在量子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