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第6期-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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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文学遁入历史已经十余年，今天，我们已经可以比较客观地回顾那段历史，《苏联文学反思》为我们提供了从多个角度和侧面思索并把握苏联文学总体面貌的契机。但是，要对这段往事做出完全公正的评价，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相信这本书会带给这条道路上的艰辛跋涉者们以许多有益的启迪。
（《苏联文学反思》，刘文飞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9月版，38。00元）
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
蒋劲松
老实说，我对于作者的一些观点不敢苟同。多年前当我还是一位愤青时，也同样沉浸在弥漫本书的全盘性反传统情绪之中，今天看来则未免失之片面、肤浅。但即使如此，我仍然要说这是一本非常值得阅读的好书。
中国的饮食文化博大精深，举世公认，今天经济繁荣，市场发达，更是在继承、发掘古老饮食文化传统之上，海纳百川，兼容并包，全方位引进外国饮食文化，并且加强自主创新，日新月异，一日千里。与饮食业经济繁荣交相辉映的是，所谓美食家和“写食主义”的异常兴盛。一时间，所谓“酒文化”、“饮食文化”歌舞升平，俨然一副太平盛世再现辉煌的意思。
然而，李波先生这位自称“没有执照的历史学家”，却能独具只眼，在觥筹交错、喧嚣浮华中，洞见一触即发的重重危机，以批判的眼光冷静地审视中国饮食文化中丑陋的种种表现。更有意义的是，在李波先生笔下，饮食文化批判还具有更加广阔深远的文化批判的方法论价值。在他笔下，食欲、饥饿、味觉、器官、咀嚼、烹饪、礼仪、酒、美食家等食文化元素都化为“坐标系”、“显微镜”和“解剖刀”，来窥视和解构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格、国民性……他振聋发聩地提出了：“中国人主要靠味觉在认知自己，认同同类，认知这个世界，也是通过味觉来表达这个世界”。这一命题是一个能够产生丰富文化研究成果的富矿。作为一个极具本土特色的研究课题，个人认为倘若能够深入下去，甚至像福柯的“性史”、精神病院研究那样产生出极其丰富成果的研究成果。
作者为2003年SARS流行的悲剧所触动，并进而从对中国饮食文化丑陋积习的反思和批判不断深入到对国人口腔文化的全面批判。出版之后，作者并没有停止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本书从2004年的《吃垮中国——中国食文化反思》，到2005年修订扩展为《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书名的变迁体现出作者思考深度的不断推进。
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华人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对作者的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并为本书作序。按照他的观点，中国文化之所以缺乏超越性，“身体化”、“口腔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和标志。精神世界的过度身体化和感性化，往往使得中国文化中缺乏形上追求，常常显得那么的“唯物”和“现实”。好处自然是中国文化中少见西方历史上压抑人性的狂迷。那种为了宗教教义分歧而互相残杀的悲剧在中国历史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为了某种形而上的理论分歧而将思想家烧死的惨剧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难想象的。套一句常说的话，那些理论“能当饭吃吗？”这句犀利的反问体现了中国文化务实稳健的特征。
但是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之过度的身体化，使得中国人常常回避死亡的问题，自我欺骗道：好死不如赖活着。鲁迅先生曾指出，中国文化的根底在于道家。道家中高明者固然可以领会老子“身为大患”的道理，体悟庄子“死生一如”的境界，但大多数国人念兹在兹的还是庸俗化和歪曲了的道家理念，不是看似虚无缥缈的长生久视，羽化登仙，而是实实在在的能活一天算一天。所以，才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那是要把平时饮食男女的生活全盘搬上天的。面对即将来临的死亡，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应对之策居然是撒开了吃，可见吃好喝好就是人生的意义。难怪中国缺乏系统发达的追求形而上超验目标的本土宗教，也缺乏系统发达的近代科学文化。
总体来说，在西方人看来，吃仅仅是满足基本生理需要，因此主要关心食物的营养，附加在饮食上的文化内涵并不很丰富。科学和宗教等具有超越性的文化因素则吸引和消耗了西人更多的热情。相比之下，中国人在饮食上就投入了更多的热情了。作者犀利地指出，“吃是中国的国教。”正因如此，几乎中国文化的所有智慧都与饮食烹饪密切相关。例如，治大国如烹小鲜，调和鼎鼐既是大厨的烹饪手段，又是良相的治国功夫。清明政治源于公平分肉，尊卑有序、主客和睦的礼仪来自进餐的规矩。
由于中国文化过度感性化，在某种程度上能不能“当饭吃”变成了事物是否真实存在，是否有意义的最高标准。于是，为了口腹之欲，活生生的生灵就完全沦为“物化”为“人间一道菜”了。书中不厌其烦，一一对比了“十大名菜”与“十大酷刑”，两者的惊人相似，反映出国人在美食诱惑之下的残忍和麻木。酒文化的过度发达，同样往往让国人丧失了直面严酷而丑恶的现实的勇气和理智。不仅如此，国人过度追求感性享受的恶习，使得国人常常毫不顾及营养、卫生，最终走向对身体的戕害，这可说是“身体化”倾向推到极致后产生的自我否定。作者对国人过分沉溺于口腔快感的恶习，提出了严厉的批判：“一个人想要获得灵魂的自由，首先必须摆脱味觉的囚禁。”
中国传统口腔文化，或者更精确地说过度身体化、感性化的弱点，绝非仅仅局限于饮食文化的畸形发展，还体现在沉溺于其他方面的感官享受上。如鸦片传人中国后，近乎“全民皆烟”的盛况，催生了极其精致的烟灯、烟枪艺术。又如，传统文人对情色文化的迷恋，也同样成为古代诗词歌赋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土壤。如明代中国的色情小说性描写细节之丰富多彩、肉欲刺激，较之人欲横流的当代西方也不遑多让。论者多以此归咎于宋明理学之压抑人性与虚伪教条，不能说没有一定道理。但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说，这恐怕还是宋明理学为了与佛道二氏争抢意识形态地盘，不遗余力地排斥佛道两教超越性的精微教义，从而将国人的身体化、口腔化推到极致造成的。
最后一章的题目是“素食主义救中国”，乍读起来未免有点耸人听闻，小题大做，但是联系我们当下严重的现实，可谓一语中的，抓住了要害。近些年来，国内动物福利和动物权利的相关论争日趋激烈，而物种主义者们最有力的武器居然是人们对于肉食的需求。因此，无论是为了保护动物，还是为了减轻环境的压力，抑或是为了保障我们的健康，我们都有必要返璞归真，洗尽铅华，建立和平、慈善有益于环境和健康的饮食文化。
当然，作为“没有执照的”年轻作家，相关学术功底难免有所不足，本书是在巨大生存压力下出于责任感的友情客串研究，所以书中也有一些武断的结论、情绪化的宣泄，作者自身固有痛快淋漓之爽，也有利于本书的市场销售，然而却不免多少影响了立论的严谨性和可靠性，也因此影响了本书的思考深度。例如，不应该为了控诉酗酒的危害，而贬低李白诗词的艺术成就；又例如，在揭批中国传统文化沉溺于口腹之欲，普遍不惜虐杀虐食动物的恶习时，不应该忘记中国大乘佛教素食的优良传统。在批判中国文化身体化、感性化的同时，不应该忘记中国文化对超越性存在的消解，也避免了西方历史上类似宗教裁判所、女巫审判的丑恶与罪行。
这种批评与其说是仅仅针对作者李波的，还不如说更是对于体制内“有执照的”研究者的一种鞭策。毕竟，“皇上不急太监急”的李波先生已经走出了拓荒的第一步，继续精细地开拓这个领域，应该是具有更好研究条件的专业人士了。当然，我们也期望李波先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早日通过“路考”，或者学界伯乐能赏识其才华和敏锐，帮助他尽早获得“执照”，提升学术功力，在更为优越的条件下努力深化相关研究。
相比之下，那些“有执照的”专业人士确实太懒惰，太不够专业了。而那些为丑陋的口腔文化唱赞歌的文人，难道真像作者李波先生所挖苦和痛骂的那样，变成了只会胡吃海塞的“马桶”？真的都让资本家们给收买了，只会唱赞歌了吗？难道真的是脑满肠肥，酒令智昏，在罪恶和丑恶面前完全丧失了批判能力，只会助纣为虐了吗？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我们永远不要低估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华文化吐故纳新的伟大潜力。李波先生的著作中虽然充满了激进的反传统话语，但是字里行间中所流露的忧国忧民的情怀，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关怀的入世传统。这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口腔化批判，其实正是中国传统文化自我更新的一种形式。在此方面，李波先生并不完全是孤军奋战。实际上，我们知道以北京大学素食文化协会为代表的相当一批“知识青年”，也正在通过倡导和实践素食来身体力行保护动物的崇高理念。他们当然仅仅是中国文化界很少的一小部分，但是在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超越中国传统口腔文化弱点，努力向上探索的一种可贵追求。这种追求，与年轻一代努力建设科学文化，复兴传统文化，推广环境保护动物权利理念，探索心灵奥秘的种种尝试一样，都应该看作是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实现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
（《吃垮中国：口腔文化的宿命》，李波著，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1月版，22。00元）
伦理在生活之中
贺更行
曾钊新教授多年致力于伦理学研究，其学术研究不是“纯理论”的，而是具有非常强烈的问题意识和现实感。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人性”讨论中，曾钊新教授所提出的观点作为一家之言，曾经引发广泛争议。在研究人性问题有所得之后，其学术研究方向转入人的心理和社会现实道德问题，潜沉深思，奋勇精进，终成为道德心理学和伦理社会学两个领域的开拓者。如果说道德心理学是理论性的、基础性的研究的话，那么，伦理社会学则是操作性的、应用性的研究。对德性做心理分析，属于道德现象的微观研究，主要揭示道德在个体身上萌发和被汲取的奥秘。对德性做社会探索，属于道德事实的宏观研究，着重跟踪道德运行和延伸的轨迹。曾钊新教授之所以毕生着力于此，如其所言：“探索社会生活中的伦理操作程序，宗旨是让人在操作中塑造灵魂，使灵魂合于德性。合于德性的灵魂在行动，才是真实的幸福。”介入社会，贴近生活，指导人生，追求幸福，即是贯穿在其新著《伦理十讲》中的一条主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作者对“伦理学是什么？”的回答。
《伦理十讲》不是一本“纯学术”著作，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伦理学”著作。此书是作者对在读博士研究生的系列专题讲演的汇集。虽然名日《伦理十讲：伦理的现实问题研究及方法讲演录》，但作者并未就时下的伦理学热点理论问题或社会道德话题进行思辨式研究，而是围绕着学问、为人、做事的主题，就一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予以论说，依次讨论了学术研究、人生、腐败、婚恋、教育、城乡风情、德育、品格等问题。《伦理十讲》没有长篇大论，没有高深思辨，完全以浅显通俗的日常语言将作者多年的道德学问和人生感悟娓娓道来，令人在轻松愉悦的阅读过程中时时有“于无声处听惊雷”之感受，或可实现作者所期望的“授人以渔，不授人以鱼”。
或许曾钊新教授早就预料到听众、读者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讲的这些就是伦理学吗？这些就是伦理的现实问题研究吗？故其在书中对此作出了肯定而独特的回答，认为这些不仅是伦理学，而且是对伦理的现实问题的高深研究。他将伦理分为三种情形，大伦理、中伦理、小伦理。大伦理又叫做宏观伦理，就是研究关系的，人和物的关系，人与天的关系；中伦理又叫中观伦理，是研究道德的，社会道德、公共道德、职业道德、角色道德；小伦理又叫做微观伦理，是研究修身、慎独、反省、自责等等的。换句话说，微观伦理是研究个体道德的，中观伦理是研究社会道德的，宏观伦理是研究一切道德的。曾钊新按照关系的限定，确定宏观伦理研究的是天人关系，中观伦理研究的是人我关系，微观伦理研究的是我我关系。天人关系、人我关系、我我关系这就是伦理的三种情况、三个层次。
我对作者的这种划分非常赞同。道德不是高高在上的知识说教，不是概念体系的精巧思辨，也不是高深莫测的神秘体验，而是能够切实指导民众积极行动的社会精神和人生智慧，大众习焉而不察，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以道德为研究对象的伦理学理应源于生活也介入生活，这是伦理学的应有之义。无论是关注人的德性，还是关注人的行为，都应该以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为指向，而不是基于某种理论前提来进行逻辑建构，并试图以这些概念原则来指导生活。伦理学的任务不是抽象地论证应该怎样生活，而是应该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我我关系三个层面入手，回答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遇到的问题，为人们提供安身立命之所在。当然，伦理学不可能为人们遇到的一个个具体问题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或“药方”，而是要给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