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风雨人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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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下午，陈独秀“看云楼”寓所窗门紧闭。陈独秀、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刘尔菘、包惠僧及一姓李的教员围坐在一起，一个特殊的会议正在举行。陈独秀说：“现在孙中山和陈炯明在广东已建立了军政府，正是开展民众运动的好时机。但是，领导民众运动，个人的力量是比不上组织的领导的，就是一个小团体，也担负不起领导民众运动的历史重任……我的意见，广东也应该建立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去担负起领导民众运动的任务。”这次会议决定正式成立广州共产党小组，陈独秀任书记。根据陈独秀建议，谭平山任副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广州群报》改为广州共产党小组机关报。
广州共产党小组成立后，广州工人运动发展很快，三四月份成立工会21个，罢工次数增多。陈独秀对谭平山说：“找个时间，把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梁冰弦等人叫来，看看我们能不能绑在一起。”开会那天，来了不少人，有陈独秀、维经斯基、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朱诺尔、别斯林、梁冰弦、黄鹃声、区声白、谭祖荫、黄凌霜等。
黄凌霜提出，个人加入和退出团体有绝对自由，不能捆住手脚。陈独秀说：“团体和社会组织、生产事业一样，必须有持续联合的方法……”陈独秀明确表示，反对他们用公意代替法律、主张善良教育等观点。讨论党纲时，听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条，区声白说：“这一条我们断难接受。”会议不欢而散。
此后，发生了陈独秀和区声白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
陈独秀讲“说谎话是最可耻”，争得不可开交。
区声白讲陈独秀是卢布主义，不是无源之水。4月21日，共产国际远东部书记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陈独秀：“迄今党的实际领导权还在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杂志编辑部手里。这个杂志是由我们资助在上海用中文出版的，主编是陈独秀教授，当地人称他是‘中国的卢那察尔斯基’，即天才的政论家和善于发动群众的宣传员。”其中“资助”二字，有些冤枉陈独秀。如果共产国际远东部有足够的经费补贴，李汉俊大约不会不知道，陈独秀的经费也不会紧张。
共产党总书记（1）
共产国际代表、荷兰人马林（希夫廖特）1921年6月3日到上海后，提议各地共产党小组派代表6月20日到上海开共产党成立会。接到通知，北京小组推荐张国焘和刘仁静出席“一大”。李大钊6月3日到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头部被刺刀戳伤，不能出席会议。
张国焘到上海后，给陈独秀写信说，北京、上海、武汉、湖南、山东的代表来了一部分，有的在路上，惟有广东代表没有消息。收到张国焘的信后，陈独秀和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包惠僧等人商量，决定请陈公博和包惠僧出席上海的会议。陈公博新娶了一位漂亮的妻子，想去上海玩一玩。包惠僧不是广东小组的，陈独秀写信请他带上，出席上海的会议。信中，陈独秀提出了4点意见：“一曰培植党员；二曰民权主义之指导；三曰纪律；四曰慎重进行征服群众政权问题。”
6月29日，毛泽东和何叔衡到沪，住博文女校。见人未到齐，他们到宁、杭跑了一圈。
7月23日晚8点，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谭秋、王烬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陈公博、包惠僧13人，分头集中到上海法租界贝勃路村德里3号（现兴业路76号）。这是一间高大敞亮的穿坊木质结构房子，进门的一面被隔成三开门，每扇门的上半部分镶着8块玻璃。红漆地板光洁明亮，摆着小巧玲珑的茶具、烟缸的长方形桌子旁，放着十来张小圆鼓凳子，进门两侧依墙放着几张椅子、茶几。
张国焘主持会议，他介绍北京小组时说：“同志们，北京共产主义组织仅仅是在十个月以前才产生。此外，加入这个年轻的组织的，只是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他们多半缺乏革命经验，由于时局本身的变化，我们整个活动遇到了不少困难，所以，我们的工作成果是微不足道的……”根据会议要求，毛泽东发言介绍了湖南小组的情况。刘仁静注意到，毛泽东“很少发言，但他十分注意听取别人发言”。
慢慢的，陈独秀提出的4条意见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李汉俊说：“中国革命怎么搞，中国共产党的党纲怎么形成，我主张先派人到苏联去考察，先不急于定党纲。目前的工作是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广州政府。”有的代表说：“仲甫现在议及群众政权问题，为时过早。”
大多数代表发言没有支持李汉俊不需要固定党纲的观点。刘仁静参加了北方小组翻译工作，讲话中用了一些马克思、恩格斯批评党内议会派的词语。陈公博则说：“陈独秀在广州任教育委员长，说明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
会议连续开了几天。在望志路李公馆李汉俊家开会时，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开了不久，一个陌生人挑开门帘往里闯。守门的佣人连声叫嚷：“你是谁？你找什么人？”陌生人推开门，眼睛乱扫，见到一屋人围桌而坐。马上堆起笑脸，说：“对不起，我走错了门。”说完又看了一下屋里的人，转身走了。马林问：“这个人你们认识？”李汉俊摇摇头，说：“没有见过这个人。”马林盯着李汉俊问：“以前有这样的事？”李汉俊说：“以前也有过，大都是些不务正业，包打听的人。”房屋里的气氛一下变得紧张了起来。马林沉吟了一下，说：“这里已经不安全，我们必须马上转移，或者停止会议。”
8月5日上午，代表们乘火车到嘉兴，在南湖的一艘画舫上继续开会。画舫租金8元，包括3元茶水费。船到湖心，张国焘宣布开会。陈公博惊魂未定，没有来；马林是外国人，易引起注意，也没有来。会议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影响大，代表们都说要选陈独秀，结果陈独秀被选为中国共产党总书记，李达主编《共产党》月刊，任宣传；张国焘个性外露，组织能力强，任组织。
散会时，代表们又议论到陈独秀人在广州，书记一职空缺，应该有一个代理书记。张国焘提议请周佛海暂时代理书记一职。会议结束时，代表们轻呼“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等口号。到火车站时，已是夕阳西下。
“一大”结束后，马林嘱包惠僧回广州请陈独秀到上海。他说：“陈独秀先生现在是中央局书记了，既然是书记，就要回到上海，负起责任来。”
1921年8月1日，陈独秀给蔡和森写了一封信。蔡的信是2月11日寄自法国，距今已6个月，大意是他从毛泽东处知道陈先生的反张东荪的驳论，深感遗憾的是“未得而见”。蔡和森提出马克思主义精髓在于综合革命说与进化说，引起了陈独秀的兴趣。9卷4号《新青年》还缺一点稿件，陈独秀作答说，经济制度的革命是创造历史最有效最根本的方法。他不同意把唯物史观等同于自然进化说。陈独秀不知道蔡和森是什么派别，信尾说：“很盼望赞成或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加以详细的讨论。”
8月中旬，包惠僧到“看云楼”向陈独秀汇报“一大”情况。看完张国焘的信，陈独秀沉吟了一下，说：“看来是打马回程的时候了。”最近，广东省议员伍光谣说陈独秀“几欲取中国数千年五伦之数根本取消以为快”。旅沪粤人的“广肇公所”致电广州政府，要将陈独秀逐出广州。《民国日报》总编叶楚怆发表文章说：“平心而论，广东教育无论发展到怎样，不应归功于陈独秀一人……不许陈独秀据为己有的。”
共产党总书记（2）
8月17日，正在桂林指挥粤军与陆荣廷作战的陈炯明，接到陈独秀的胃病严重，需回上海养病的辞呈，于8月24日复电说：“仍望以教育为重，当风独立，我做我事，不萌态为妥，至于一切障碍，我当能为委员长扫除之。”陈独秀决定先斩后奏，一走了之。
这时，胡适已离开上海回到北京。这次考察商务印书馆，呆了许久，还去看了仲甫家眷高君曼。第一次陈夫人不在，打麻将去了，第二次才遇上。高君曼在胡适来访的次日，买了食品回拜胡适，尽了礼节。胡适觉得奇怪，人家总说仲甫曾力劝自己离婚，甚至拍桌骂自己，而自己不肯。这真是厚污陈独秀而过誉胡适之了！大概人情世故喜欢抑此扬彼，他们想骂独秀，所以不知不觉大造此谣言！
包惠僧在广州呆了一星期后，和陈独秀一起离粤。在船上，包惠僧问：“中国革命怎么革法？”陈独秀说：“中国革命要一步一步地走，怎么革法？我也一下说不清，但有几条是清楚的，中国革命信仰马克思主义，依靠工人阶级，推翻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
9月11日，船到上海，陈独秀回到渔阳里2号。包惠僧住到马霍路马德里3号楼上。
李达高兴地说：“特立昨天还问陈先生回来没有。”不一会，张国焘来了。他遇到丁竹倩（默村）；知道陈独秀回来了。张国焘进门就说：“这几天周佛海出了一点事，我正担心周佛海一走，谁来任代理书记呢。”原来，周佛海在湖南娶妻生子，到上海来又与杨小姐谈恋爱，被人捅到《时事新报》。杨小姐父亲是上海工商会主任秘书，这几天正和周佛海过不去，周佛海准备去日本读帝国大学。
张国焘提出要给劳动组合书记部十几个人发薪金，陈独秀说：“这不是‘雇佣革命’么？……中国革命一切要我们负责的，所有党员都应无报酬的为党服务，这是我们所要坚持的立场。”李达也不满张国焘，觉得他像个少爷，坐在办公室，一个星期接触不到两三个工人。一个多月来，一个工会也没有成立。但马林则归咎于青红帮干扰和共产党组织的非法性。
和马林见面后，陈独秀在成都南路辅德里625号李达新寓所说：“摆什么资格，不要国际帮助，我们也可以独立干革命。我们干我们的，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张太雷也帮助马林说话，可气。”张太雷劝他说：“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运动，都是在第三国际领导之下，中国也不能例外。”张太雷二十二、三岁，刚出席国际“三大”回来。陈独秀把桌子一拍，说：“我们有多大能力干多大事，决不能让任何人牵着鼻子走，我可以不干，决不能戴上第三国际这顶帽子。”说着，陈独秀拿起皮包要走。张太雷连忙笑嘻嘻地挽留，说：“陈先生，意见不一致，我们再商量嘛。”
过了几天，陈独秀到李达处坐了一会。李达说：“先生看上去有些憔悴，近日我和特立常找不到你，连你家太太也说不知道你去了什么地方。”陈独秀问：“高君曼说什么了吗？”李达迟疑了一下说：“你太太没说什么，有人怀疑你住小房间，白相去了。”陈独秀说：“舆论自由，随人怎么说。”李达小心翼翼地说：“马林那儿你还没有去？”提到马林，陈独秀生气地说：“我现在情绪不好，不想见他，见了也没有好处，以后再说吧。”
召开第一次中央扩大会议时，负责北方书记部的罗章龙说：“北方工人运动范围甚广，工作繁难，最好另由中央选派经验较丰富的同志前往负责。”陈独秀说：“你说谁有经验？大家不都是一样！你不做谁做？你回去做，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来信，大家商量，必要时，以后可补充人员。你不要舍近求远，应把读书计划全部放弃，再来向我讲话。”罗章龙提出调王烬美到北京，加强北方工作，但山东不同意。最后决定山东书记部与北京合并，调王烬美到北京。
第二次被捕（1）
1921年9月25日，陈独秀给鲁迅写信，告知已从广州回到上海，仍住渔阳里2号，希望周氏三弟兄来稿。鲁迅收到载有《故乡》的《新青年》9卷1号，想到书坊再买一本，没有买到。他怀疑书坊怕侦探将《新青年》没收了去，不敢将书拿出来。陈独秀在这期“编辑室杂记”上写道：“本社社员某人因患肋膜炎不能执笔，我们希望他早日痊愈，本志次期就能登出他的著作。”指在香山碧云寺调养肺病的周作人。上月底，鲁迅收到刘半农从巴黎寄来两篇文章，他抱怨看不到《新青年》，说陈独秀不给他写信。在这之前，鲁迅听说陈独秀在上海劫住人家带给刘半农的吃的东西，自己吃了。
接到陈独秀信的第二天，鲁迅将二弟、三弟及自己的译稿各一篇寄给了陈独秀。
山东人宫竹心月初来信要借《新青年》，鲁迅回信说：“这种杂志大抵看后随手散失，所以无从奉借，很抱歉。”
10月4日中午，杨明斋、周佛海、柯庆施到渔阳里2号陈宅楼下和高君曼打麻将。
过了一会，包惠僧来了。他对周佛海说：“你好啊，把杨小姐一个人丢在外面，自己跑到这儿打麻将来了。”于是，包惠僧代替周佛海继续打麻将。
正在打牌，有两三个陌生人进来说找陈独秀。听说陈先生不在家，这几个人还要往里走，中间有一个尖脸猴腮的说：“我们要买几本《新青年》。”包惠僧说：“大自鸣钟下有的卖，那儿是专卖《新青年》的。”一个看见了地上堆的9卷5号《新青年》，说：“这儿不是有《新青年》吗？”在楼上午睡的陈独秀知道出岔子了，下楼准备走后门，见一个戴礼帽的大个子陌生人站在那儿，又退了回来。
这时屋外传来巡捕房的汽车声，来人将陈独秀、高君曼、杨明斋、柯庆施、包惠僧5人带上汽车，又将《新青年》杂志和其他书刊资料一部分搬到另一辆汽车上。
到了巡捕房，陈独秀填了王坦甫。包惠僧填了杨一如，高君曼填了林氏，杨明斋、柯庆施填了牟有德、胡树人，然后按了手印。巡警见陈独秀没抓到，在渔阳里2号留了几个便衣。
这时，上海法院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