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鼎白宫-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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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关税问题，威尔逊始终认为自南方重建后的保护性关税体系是助长托拉斯恶性膨胀的原因之一，是所谓的“托拉斯之母”。威尔逊认识到这一方面不利于小企业的生存，同时也人为地减少了同国外企业的竞争，继而损害了工业的发展动力。从对外贸易来讲，保护政策必然招致其他国家的报复性的高关税壁垒，这无疑对于处于竞争优势地位的美国企业十分不利。在威尔逊和他动员的国会两院民主党的努力下，1913年10月3日，一个降税面达900多种商品，平均降税幅度达11％的《安德伍德—西蒙斯关税法》终获签署。此举不仅使威尔逊深得进步势力的信任，而且从中受益匪浅的中西部农场主们均表示赞许，就连大企业家们也不得不承认新税法为美国的企业“打开了一扇通向国外市场的窗子”。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威尔逊又集中对联邦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进行攻坚。12月，国会通过了《联邦储备法》（又名《格拉斯—欧文法》），从此美国建立起一个适应现代社会经济的金融管理体制，尽管并不十分健全，但对于应付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需要还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协调经济发展和美国经济抗御金融风险的能力，这是威尔逊在内政改革方面最为辉煌的成就。
对于最为棘手的“托拉斯”问题，威尔逊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直到1914年10月才和国会达成一致，签署了《克莱顿法》。此法确认了商业行为上的“合理原则”，并对“不公正”的商业行为列出清单，同时还相应成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作为反托拉斯的具体执行部门。该法案还将劳工运动排除在“限制自由贸易”的行为之外，从而获得劳工组织的支持。
从上任到1915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威尔逊主要是实践其“新自由”的政治纲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不仅维护了自己的“进步主义者”形象，同时也为即将到来的1916年大选做了准备。
与在野候选人相比，在任总统的职权是一个很重要的助选工具。每当大选来临，在职总统总能利用手中的人事任命、行政命令和立法倡议等权力提出一些举措，向选民做出一些姿态，拉拢选民，得到他们在舆论上的支持，以期获得党内的再次提名和竞选的胜利。1915年下半年，威尔逊开始由“新自由”转向“新国家主义”，这一政策转移在1916年达到了顶点。如果说这种转向在1915年是历史进程所驱动的话，那么1916年的一些措施则多少带有备选色彩。这些备选姿态主要有：任命了他的密友、进步主义人士路易斯•；布兰代斯为最高法院法官，使之平衡以首席法官塔夫脱为首的保守势力，借助立法手段推进社会改革；通过了一系列的社会立法，如处理工伤事故的《联邦雇员赔偿法》、对铁路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亚当森法》和禁止使用14岁以下童工的《基廷—欧文法》等。为取悦中西部农场主，威尔逊还批准了《联邦农场贷款条例》，使得农场主们更容易获得农业贷款。
如果说1912年大选的竞选主题是关乎社会公正的“进步运动”的命运的话，那么到了1916年，面对战作一团的欧洲，面对屡屡挑衅的德国，同时面对战时难得的商机，美国将何去何从，是战还是和？广大选民拭目以待。
1914年，一战爆发之后，美国远离战争尘嚣，因而威尔逊选择了“中立政策”，充分利用这场消耗战带来的战时需求以及英法等国撤出后出现的世界市场的真空，同交战双方和其他国家做生意。威尔逊的这一政策选择是多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在传统上，为保守势力固守的“孤立主义”是使美国置身欧战之外的重要原因之一。从现实的角度讲，对于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一边是对英国怀有深厚感情的“老移民”及其后代和东南欧的新移民，一边是对英国怀有敌意的爱尔兰和德国移民。对此，除了“中立”，威尔逊政府很难找到一个“皆大欢喜”的外交政策。即使从当时的世界格局来看，对美国这个列强中的“新贵”来说，在还没有获得绝对的实力之前，它不希望欧洲大陆的任何一个国家胜利并取得全部的“战利品”，从而有实力和自己抗衡。所以在战争还未现出失衡的端倪之前，美国是不会插手介入的。它还需观望，伺机而动。
美国这个时期实行的“准孤立政策”给其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正是凭借这一政策，美国很快就摆脱了战争初期的衰退，进入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从经济繁荣中大受其益的不仅是大企业家，还有中间阶层，甚至包括广大的劳工阶层，当然还有在职总统威尔逊。其实，正是生产利润的增加和经济的光明前景，才使得威尔逊倡导的一系列社会和劳工立法获得顺利通过。此时，威尔逊的个人声望也因其“进步”立法和中立倾向而达到了顶峰。就这一点来看，1916年注定是属于威尔逊的，属于民主党的。
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天使”“魔鬼”争执牛耳（2）
1916年的共和党，虽然没有了像1912年分裂那样严重的问题，但在野党的不利地位使他们在竞选政纲的选择上与执政的民主党相比显得处处被动，而竞选纲领在某种程度上无疑决定着选举的最终结果。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西奥多•；罗斯福非常想获得提名，但1912年的分裂行为使他失去了党内大多数人包括进步分子的信任。进步党虽然想再一次提名他作候选人，但这位素以政治热情高涨、精力充沛著称的“第一骑兵团的指挥官”对两党制开始深信不疑，认定第三党不会有什么作为。罗斯福拒绝了这份荣誉，并且意味深长地说：“美国人民信奉两党制，而在我们的政治中是没有第三党存在的余地的。”6月初，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在芝加哥召开，在党内提名的投票中，来自纽约州的州长、曾任最高法院法官的查尔斯•；伊万思•；休斯在第3轮投票时获得了提名，与他搭档的是罗斯福的老副总统查尔斯•；W•；费尔班科斯。休斯是一位温和的进步派人士。从这次的提名结果来看，共和党显然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提出了一位既能为大企业家接受，又能顺应改革时代潮流的候选人。在竞选纲领上，休斯也抓住了对外政策这个焦点问题，但他抓住了要领却未能提出切近选民心理、立场鲜明的口号。他针对威尔逊的外交政策和竞选口号提出了“美国利益第一”的主张，时而指责威尔逊的政策“过于因循守旧”，时而又谴责英国和德国“对美国商业和邮政的不正当干涉”。休斯支持一种“真正的中立政策”，但是当人们问其“美国利益”该如何维护时，他又无法给出一个明确而有力的答案。休斯的纲领之所以含糊不清，是由他在党内的处境决定的：如果他采取罗斯福的主张，认为“中立政策”在捍卫美国人的权利方面不够主动，那他就会得罪大部分倾向于“和平”的选民；如果向威尔逊靠近，他疏远的是诸如罗斯福、洛奇这些党内鹰派。正是这种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使得休斯提出的竞选口号让人们觉得模棱两可，似乎是在回避问题的实质。休斯在这一点上显然是失算了：他不知道他所面临的选民要他回答的只有一个字，要么“是”，要么“不”。为此，反对派奉送给了休斯一个诨号：“查尔斯•；模棱两可•；休斯”（在英文中，“伊万思”与“模棱两可”以同一字母开头）。
相比之下，民主党的党内提名就显得顺利多了。在6月14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新泽西州法官约翰•；威斯科特再次发表提名威尔逊的演讲，仅经过了一轮投票，威尔逊就以1096对1票获得了连任提名。威尔逊能够如此顺利地获得提名，一方面是由于党内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挑战者，另一方面主要是因为他在第一任的政绩和在选民中的威望。威尔逊自上台以来促成的一系列改革法案，尤其是1916年实行的一些助选政策，在最大限度上为他争取到了选民的支持，使得他的个人威望也空前提高。对于这一切，民主党人是不会熟视无睹的。民主党看清了当时选民的普遍心理，提出了“他使我们免于战争”的著名口号，把威尔逊装扮成“大天使长”的形象。在民主党的竞选者游历全国时，都强调要“避开战争”。在散发于全国的竞选小册子中，也提醒美国的母亲们，是威尔逊“从不义的战场上拯救了她们的丈夫和儿子”。在投票前的11月4日，全国各主要报纸都以整版的篇幅为威尔逊造势：“是要威尔逊的光荣与和平，还是要罗斯福和休斯的战争？”这种旗帜鲜明的竞选纲领与休斯含混的“美国主义”形成了对照。民主党的成功之处还在于他们给休斯贴上了“罗斯福战争党”的标签：他们在罗斯福支持休斯的声明上大做文章，千方百计使选民相信休斯和罗斯福的主张并无二致。他们还威胁说共和党的胜利即意味着美国要卷入欧洲战争，休斯和罗斯福都是“战争魔鬼”。这对于离间休斯与选民的关系无疑是有效的，因为民主党知道选民对罗斯福这个“身上散发着火药味”的鹰派分子都是“避而远之”的。威尔逊也深知这一点，他甚至不准备浪费时间回击来自他对手的各种攻击：“我决不会谋杀一个慢慢地而且肯定是在自杀的人。”威尔逊并没有亲自组织什么竞选活动，只是在新泽西海滨长堤城他的避暑新居“荫凉的草坪”中，发出一篇篇的文章，大谈他是如何用现行的政策来“既维护了和平，又从未放弃过美国的利益的”。
这就是1916年大选的基本情景。多数美国人的态度和立场是，既想得到对德国屡次挑衅答复，又不想政府卷入战争；对企业界来说，参战意味着损失另一半的市场，还意味着政府将对经济实行管制；对广大中间阶层来说，除了所得税会增加之外，兵役也是逃不掉的；而对劳工阶层和方兴未艾的妇女运动来说，战时对公民权的限制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两党给选民提供的选项，一方是“天使”，另一方却是“魔鬼”。正式的竞选还未开始，两党的命运似乎就已注定了。
伍德罗·威尔逊：跻身政坛持国柄妇女助选再度问鼎
美国妇女获得与男子同等的选举权是在1920年宪法第19条修正案通过之后，但在此之前，有个别州已经通过法律，给予本州妇女以选举权。第一个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州是怀俄明州，在1869年还是联邦领地时就通过了相关的法律。到1916年，陆续共有9个州，主要是西部州，纷纷效仿，包括伊利诺伊、加利福尼亚和华盛顿等州。尽管这些州的妇女刚获选举权不久，却有着极强的参政意识，其选举倾向和选举行为有着自己的特点。有选举权的妇女虽然为数不多，但也有近400万人，且大都分布在对选举结果影响很大的关键州，这对于每票必争的候选人来说不容忽视。
1916年的妇女选民基本上有两种选举倾向，一部分集中于“和平”问题，不希望卷入欧战，破坏眼前平静的生活。另一部分则关注“进步”问题，这部分人又可分为两类，一类以华盛顿州的“进步”妇女为代表，认为诸如反童工法案这样的社会改革不应因大选换届而中断；另一类以怀俄明州妇女为代表，她们的丈夫或儿子受益于威尔逊政府的《亚当森法》或是《联邦农业贷款条例》，使得她们不自觉地倾向于“进步”。无论是倾向于“和平”，还是关注于“进步”，大部分妇女选民都从自己的政治观和利益而非家族政治传统出发，在一定程度上还摒弃了党派成见，进行跨党投票。
显然，威尔逊和休斯都认识到了这一点，并且相应采取了一定的竞选策略。休斯在竞选过程中开创了一个先例：总统候选人夫人陪同丈夫一同参加竞选旅行。夫人助选，一则给候选人增添了激情，使他保持昂扬的斗志；二则给选民留下候选人是个重家庭的“平民”印象。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夫妇竞选还会起到争取妇女支持的作用。难怪休斯对记者们说他的妻子是“共和党最伟大的人”。
休斯为了争取妇女选票可谓是煞费苦心，他一边拉拢“国家妇女党”，让这个还只是个俱乐部的组织为他助选，一边向西部开出了一列“妇女列车”，大肆鼓吹他支持给予妇女选举权的《安东尼联邦宪法修正案》。“国家妇女党”虽然不遗余力地号召已有选举权的妇女支持会给她们全国的姐妹们带来选举权的休斯，但是效果甚微，因为她们不知道广大的妇女究竟最需要什么。
休斯不仅在妇女问题上未得要领，而且在党内团结上也言行失当，这就不得不提到著名的“忽略握手事件”。事情还得追溯到1912年，由进步党提名的罗斯福的竞选伙伴海勒姆•；约翰逊在竞选失败之后回到了加利福尼亚这个进步主义者的重要地盘，不久便当选为该州州长。1916年，约翰逊以“好战的进步派”身份角逐加州联邦参议员席位。与共和党内的保守派相比，他和他领导的进步派在加州的影响更大一些，所以对于休斯来说，与约翰逊的亲疏远近对能否获得该州的支持至关重要。然而，当休斯西部一行于8月来到加利福尼亚时，却似乎是有意避免党内之争，维护自己的“超然”形象，故意同约翰逊和进步派保持一定的距离。8月21日，两个人都住在长滩的同一家旅馆却没有会面。事后，休斯回到洛杉矶，知道了此事，便主动给约翰逊送去了一张表示友好的便笺，但为时已晚。约翰逊表面上支持休斯，实际上并没在加利福尼亚帮他什么忙。约翰逊竞选联邦参议员进行得很顺利，休斯却失掉了整个加州的支持。休斯离总统宝座最近的时候只差12张选举人票，而加州就有13张选票。
大选过后，纽约州的一位国会议员曾把此事比作“一美元的失败”。他假设说，如果当时“有个明智的人，身带一美元，得知休斯和约翰逊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