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宗仁回忆录-第4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可是合肥的情形便不同了。因原驻此地的第三十三军、第二十七军、第十军等，多系北军收编，加入革命为时甚暂，战斗力既差，扰民尤甚。士兵占住民房，强买强卖，拉夫借饷等事，时有所闻，绅民啧有烦言。我抵合肥时，全城绅商代表道左相迎。尤以绅士季雨农曾助马祥斌守城月余，不辞劳瘁，深堪嘉许。他们对我都很爱戴，我对他们也很尊重，彼此相处无间，他们遂得尽所欲言。因此，我对驻军扰民情形洞悉无遗。遂于合肥召集军事会议，面告柏文蔚、王天培、王普等军长，务必严申军纪。
柏军长是皖省耆宿，辛亥革命时曾任安徽都督，是一位革命老前辈。他向我诉苦说，他的第三十三军全是北军和地方军临时收编的，军纪极坏。我告诉他说，你必须痛加整顿，否则我便将一切不法的军队缴械，遣散。柏氏唯唯。王天培、王普、叶开鑫、马祥斌都表示绝对服从总指挥的命令。会后，我便通令全军，并张贴布告，整饬军纪，有违令扰民者，军法从事。三令五申之后，果然全军肃然，一反故态，卒能令行禁止，秋毫无犯。足见夭下无不可治的军，只是事在人为，以及主帅是否能以身作则而已。
合肥小住之后，我即随军北进。六月二日徐州克复，遂移总指挥部于徐州。此时我友军第一、二两路也北进到陇海路会师。高级将领于六月上旬云集徐州，作进一步北伐的商讨。
当我军进抵陇海路时，武汉方面北伐军也同时抵达该线。先是，武汉军在唐生智、张发奎二人指挥之下，曾与奉军激战于京汉路。斯时，玛玉样的西北国民军也已出潼关，攻占洛阳，威胁敌军的侧背。奉军不敢恋战，于六月一口自郑州北撤。武汉军遂占领陇海路中段，进驻郑州、开封，与徐州我军遥相呼应。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三十四章：徐州班师始末
（一）
六月初，我三路革命军会师陇海线时，山西阎锡山已正式附义。革命势力至此已奄有全国的大部，本可一举而下北京与天津，以实现我原先“打下北京再说”的主张。谁知正因军事进展的迅速，武汉方面反蒋声浪也随之高涨。卒使九篑仞之山，功亏一篑。
因宁汉分立后，武汉方面竟一变容共为联共，举行所谓“国共联席会议”，凡重要政令悉由两党合议施行。苏联顾问鲍罗廷操纵一切，俨然太上皇帝。所谓群众运动更搞得天翻地覆。这种过激的作风，早已引起军中官兵的疑虑。到十六年夏季，两湖军队愤懑的心情，已到无可压抑的境地。因当时中、下级军官多为中、小地主出身。其父母或亲戚在故乡都横遭工会、农会的凌辱，积愤已久。而各级党部竟视若无睹。纵使是革命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父亲，也被绑游街示众。到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驻军旅长许克祥部遂实行反共，并逮捕共产党员，是为“马日事变”。事变发生后，共产党即向国民政府施压力，要求处罚“不法军官”，而高级将官唐生智、何键等，反而左袒许克祥等，国民党领袖汪兆铭等也认为共产党过分嚣张，希图加以抑制。共党不服，遂伏下武汉“分共”的契机。适此时第三国际首领斯大林等，也以武汉国民党不可靠，训令武汉中共自组“工农革命军”，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没收地主土地，并组织军事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等。其真正企图，是在乘机取武汉国民党而代之，以与南京相对抗。此项训令原极机密，孰知第三国际驻武汉代表、印度人鲁易，竟于五月三十一日将全件密示汪兆铭，希望汪站在共产党的一边，共同奋斗。汪氏大惧，乃召集中央领袖密议防共之计。六月五日武汉中央政治会议议决解除鲍罗廷国民政府顾问职务，并驱逐回国。六月六日江西朱培德也开始驱逐共产党人出境。武汉分共到此遂成箭在弦上。嗣后，江兆铭、谭延辏А⑺锟啤⒌晟恰⒄欧⒖⒌搜荽铩⑿烨攘堑种Ｖ荩缭挤胗裱诹戮湃盏街＃嵋槿眨俏Ｖ莼嵋椤�
会中，武汉方面决定将河南交冯部接防，武汉军遂全师南撤。
武汉方面策动“郑州会议”的目的有二。其一为南下防共，因中共密谋已露，变生肘腋，不得不防。其二在重行部署其所谓“东征”计划。武汉方面以河南地盘饵冯，固希望冯氏沿陇海路东进，而武汉军则顺流而下，如是，可一举而囊括东南。谁知冯玉祥也是一老谋深算的政客，未为武汉方面甘辞厚饵所动。且冯在陕西时，对共产党活动已深感不满而屡加抑制。此次郑州之行，对武汉方面的建议，仅漫应之，使武汉领袖殊感失望。冯氏取得河南地盘以后，也答应蒋总司令之约，来徐州和我们一晤。六月十七日，蒋总司令偕冯玉祥代表李鸣钟莅徐。冯氏专车预定十九日抵徐。是日清晨，蒋总司令乃率在徐各将领，专车西上，到郝寨车站欢迎。一时冠盖如云，仪仗队、军乐队器械鲜明，金光灿烂。大家屏息以待，静候冯总司令麾节。
我们在郝寨车站静候很久，果然西方汽笛数声，冯氏的“花车”缓缓进入月台。一时军乐大作，欢迎人员在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率领之下，整肃衣冠，排立月台上，群向缓缓移动的车厢内窥视。惟车内概属冯氏的文武随员，未见有冯将军在内。随员见我们都在伸首窥探，乃以手指向后节车。我们遂一齐向后节走去。抵见后节车厢并非客车，而是一系列装运马匹的“敞篷车”，及装运行李货物的“铁皮车”，车厢上既无窗户，更无桌椅。铁皮车驶近了，只见一布衣敞履的关东大汉，站在铁皮车的门口，向我们招手，大家才知道这位大汉便是冯总司令。车停了，大家便一拥向前去欢迎，他也走下来和我们握手为礼。冯氏穿一套极粗的河南上布制的军服，腰束布带，足穿土布鞋，与这批革履佩剑，光彩辉耀的欢迎人员形成一尖锐的对照，颇觉滑稽可笑。
冯王祥为我国军界前辈，晚清时已任旅长。民初袁世凯称帝时，冯曾奉命入川与护国军蔡锷作战，并受袁氏封为“男爵”。嗣隶皖系军阀，曾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后叛皖转隶直系。二次直奉战争时，又叛直自称“国民军”。时人称他为“倒戈将军”，北方军人都对他衔恨。嗣国民军失败，冯氏走俄加入国民党，与俄人过从甚密，故北方军人又呼他为“北赤”。
冯氏行伍出身，未尝受正式军事教育。其部属也多系行伍出身，纵是高级长官，也每有目不识丁的。所以冯氏治军，仍一本中国旧军的陈规。部下犯过，纵是高级军官，也当众罚打军棍，初不稍贷。其部将也专以效忠其个人为职志，部队固然是其私产，将校也是其奴仆。军官每有升迁，冯氏常按北方军的陋习，先罚打军棍数十，然后发表升官派令。故其部曲如有无故被打军棍的，其同僚必购酒肉，燃爆竹，为渠庆贺，因打一顿屁股之后，必然又官升一级了。这种侮辱人性的作风，冯氏行之不以为怪。（嗣后，黄埔毕业生曾有数百人奉命至第二集团军见习，不久悉行潜逃，因打屁股升官的作风，实非一般现代军人所能忍受也。）
冯氏治军素称严厉。渠因皈依基督教，不烟不酒，所以其军中烟酒漂赌，概行严禁，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为时人所称颂。冯氏也很能以身作则，粗衣素食，与士兵共甘苦。渠尤善于装模作样，能躬自为伤病兵员洗脚、剪发。偶有士兵思亲、思乡，冯氏便令将其父母接来军中小住，关怀弥切，优礼有加，每使头脑纯朴的乡人父老感激零涕，叮咛子侄为冯氏效死力。
惟冯氏的为人却难免恃才傲物，倚老卖老。渠又口才伶俐，演说起来，幽默讽刺一时俱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常使听者处于尴尬万分的境地。所以冯氏实可说是一时的怪杰。以渠的历史背景和习性来加入革命，与一般党人如胡汉民、蒋中正、谭延辏У认啻Γ钊擞性滂牟煌吨小�
冯氏抵徐后，下榻花园饭店。当晚便由蒋总司今设宴招待，由在徐各高级将领作陪，席间谈笑风生，颇为融洽。翌日，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偕吴敬恒、李煜瀛、蔡元培、张人杰、李烈钧等专车抵徐，拟与冯氏会商今后北伐暨对付武汉诸大事。惟冯氏对北伐则竭力赞同，对武汉却力主“调解”，并谓武汉方面已开始进行“分共”，国民党自相残杀，殊无谓也。持论尚称公允。先是，蒋总司令于前日晚曾要求冯氏一致行动，向武汉进兵，消灭反动势力，为冯所婉拒，到正式会议时，蒋氏遂不再提此要求。双方磋商结果，决议由蒋、冯联衔于六月二十一日发出通电，声明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未及其他。同日，由冯另电武汉方面汪兆铭、谭延辏А⑺锟啤⑺巫游摹⒑蜗隳任保捌湓缛账捅尥⒒毓⒁种乒膊车娜褐谠硕皇改汉狭鳎瓿杀狈ゴ笠翟圃啤Ｐ熘莼嵋樗旄娼崾胧嫌谑侨兆ǔ滴鞣怠�
冯氏去后，蒋总司令便召集在徐将领会议，力主回师西上，解决武汉。蒋一再地说：“先把武汉解决了再说！”我当时竭力反对向武汉用兵，力主继续北进；如果武汉真图异动，我们可以抽调一部分部队以防之，但不必使北伐功败垂成。
会后，蒋、胡率领中央各同志返宁；北伐战事仍照原计划进行。六月二十三日，白崇禧指挥第二路军向鲁南临沂攻击前进，我则指挥第三路的第七、第十两军向临城；第三十三军及暂编第十一军向鱼台、金乡前进。当日便占领韩庄。
六月二十五日，我军占领峄县。二十七日，我遂亲率第七、十两军入驻临城。敌军前敌总指挥许琨退往兖州，所部情锐马玉仁师全部被俘。数日间，我军便已迫近邹县、济宁一带，克复山东，已成定局。
不意正当我军迅速推进之时，武汉方面真正厉兵秣马，准备“东征”。因自郑州会议后，唐生智、张发奎所部已全师撤回武汉，作沿江东下的部署。南京方面接获情报，蒋总司令乃急电令我于临城中止北进，并返南京会商防御武汉方面进攻的计划。我得电后，即令各军就原地据守。我本人夤夜南下，于七月初抵南京。至是，我才知武汉军的精锐第四、第十一、第二十、第三十五等军，确已向下游移动，我军如不克日回师，则后防可虑。
我回到南京，蒋总司令一见我面，便问，在这情况下，怎么办？我乃向他分析敌情说：今日武汉既以精锐倾巢来犯，我军势必亦以精锐调回安庆、芜湖之间，迎头堵截，如此则非将我的第七军自前方调回不可。但是我军已深入鲁南，北方之敌亦系直鲁军的精锐。第七军一旦回师，北军势将反攻。以北军的精锐攻我战斗力脆弱的第十、第二十七、第兰十三、第四十四各军，我军决难持久。况徐州向称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与其明知不可守而守之，倒不如将主力撤回淮河南岸，到不得已时，即放弃徐州，而守淮河天险。俟武汉方面问题解决，再挥军北进，尚未为晚。
蒋氏虽同情我的缩短战线，退守淮河的战略主张，但是他畏首畏尾，不愿放弃徐州。他认为徐州是战略要地，得失之间，尤足影响民心士气。放弃徐州，势必增涨北方军阀和武汉的气焰，所以他期期以为不可。
我说，古人有言，“蝮蛇啮手，壮士断腕”，又说，“小不忍则乱大谋”。在目前情况之下，我们纵以可战之师守徐州，在战略上已属下策，何况以战斗力薄弱的部队来守徐州，则徐州必失。既知其必失，倒不如先舍之而去，岂可患得患失。无奈蒋氏意志坚决，不愿放弃徐州。我深知徐州之失已成定局，然吾人服从命令行事，也只有徒唤奈何而已。我当即赶回徐州，召集军事会议，宣读蒋总司令训令。调第七军到芜湖以西地区布防。至津浦前线军事则由第三路前敌总指挥王天培负责指挥，固守徐州。
我宣布命令后，立见各将领面有愁容，默默无言。布置完毕，第七军即遵令南撤，开往指定地点布防。当我军南撤尚在途中，武汉军的精锐已向东移动。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正进驻九江，有克日东进模样。宁汉交兵已迫在眉睫。孰知即在此紧要关头，武汉方面的共祸也已至决裂阶段，拖延了武汉军东进的月程。
（二）
武汉方面，自鲁易示汪以共党秘件之后，各领袖已在积极准备分共（武汉自称其反共运动为“分共”，以示有异于南京的“清党运动”）。六月二十九日，武汉警备司令李品仙和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都表示反共，并解除汉口工会纠察队的武装。七月十三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宣言，声明中国共产党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一律撤退。七月十六日，汪兆铭等也以“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名义发表答辩声明，指摘共产党破坏革命联合阵线、并将各级政府内的共产党员解职。武汉方面国共至是已正式决裂。八月一日晨三时，张发奎第二方面军所辖的第二十军军长贺龙、第四军师长叶挺和第三军教导团团长兼南昌公安局长朱德遂各率所部叛变于南昌，并组织所谓“革命委员会”。武汉国民政府随即下令申讨，并严令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率部进剿。
八月七日，中共在武汉召集重要会议，另选瞿秋白为总书记，以代陈独秀，并决定实行秋收暴动。武汉国民党中央也于同日开除中央委员会中的跨党分子党籍，明令拿办。执行“分共”之严，有过于宁方。因此宁汉分立的基本原因遂告消失，所遗留的问题，仅为双方领袖间意气之争了。
正当武汉方面因共党问题延误其“东征”计划时，我们津浦线上的战事也急转直下。我第七军于七月上旬撤离鲁南后，直鲁军许琨、徐源泉等部即会同孙传芳所部，向我军反攻。临城一得一失，我第十军损失甚巨。七月二十四日，直鲁军许琨等部竟攻陷徐州，我前敌总指挥王天培部退回安徽宿州。第二路军也自鲁南急剧向陇海路撤退回苏北。败讯频传，南京为之震动。
蒋总司令乃召集在京将领密议，渠意武汉军为共党所稽延，一时不易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