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鉴赏大典-第2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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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垂珠般的果实呢？
最后两句：“若教坐待成林日，滋味还堪养老夫。”字面的意思是说：如果让我等到柑树成林的时候，它的果实滋味还能够供养我这个老人的。但这是托词，实际上的意思是感伤自己迁谪时日已久，唯恐延续到黄柑成林，自己还能亲尝。这两句以舒缓语气说出，言淡而意远，颇值玩味。
此诗通过种柑一事，反映了作者任柳州刺史时的生活思想状况，表现了他不同流俗的坚贞品质，同时也流露了久谪的哀怨。
在写作手法上，作者善于运用典故和比喻。典故概括力强，含意深刻，可以用少量的语言来表达深广的内容，如三、四两句，分别用了屈原爱桔和李衡以柑谋利的两个典故，就把作者种柑之意和坚贞品质鲜明地表现了出来。五、六两句中“喷雪”、“垂珠”两个比喻也用得很好，形象生动，含意丰富，寥寥四字，就分别把柑花的颜色、香味和柑果的色泽、状态表现了出来，语言极为省俭。
入黄溪闻猿
柳宗元
溪路千里曲，
哀猿何处鸣？
孤臣泪已尽，
虚作断肠声。
柳宗元诗鉴赏
这首诗作于永州（今湖南零陵县）。永州在当时属偏僻荒凉之地，奇山异水很多。诗人于永贞元年（805）贬为永州司马后，因司马是个闲官，加之心情抑郁愤懑，常寄情山水，形诸笔墨，排忧解愁。正如诗人自云：“仆闷则出游。”（《柳宗元集》）著名的“永州八记”等文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写成的。诗人因此被后人誉为“游记之祖”。故《新唐书》本传说他“既窜斥，地又荒疠，因自放山泽间，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这首五绝正是诗人怀着“堙厄感郁”之情，“自放山泽间”时所作。
黄溪，在永州东面，距州治七十里，是环永州城百里内名山水之最佳处。两山墙立相连，崖峭岩窟为缺，花木骈植，与山升降；浅水处多石，小者平布于底，大者可坐饮食；深水为潭，若剖大瓮，积水莫测。。《柳宗元集·游黄溪记》有生动介绍，可资参读。
其文末记时为“元和八年（813）五月十六日”。《入黄溪闻猿》可能同出一时，只不过一为文，详记黄溪之游，一为诗，直抒个人感慨。
首句紧承“题中意”而来，从“溪略”写起，使人开篇即进入“溪路千里曲”的山间小溪境界。开宗明义，单刀直入，省去许多闲笔。“千里”极言“溪路”之长，“曲”字极绘“溪路”之形。“千里”而又“曲”，可见“溪路”依山就势、蜿蜒曲折之态。次句点题，写“闻猿”。“哀猿何处鸣？”正是“两岸猿声啼不住”，时断时续，此起彼伏，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山势之陡峭，森林之莽苍，“溪路”
曲折回旋，山水相连又相隔，尽在不言之中。正因为“溪路千里曲”，故不知“哀猿何处鸣”。“猿”前着一“哀”字，富于感情色彩。诗人此时，正处在寂寞、凄怆、哀怨的心境之中，由情及景，故所闻“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以上两句，一从视觉上写“溪路”，一从听觉上写“猿鸣”，而“千里曲”与“何处鸣”又互相映衬，“入黄溪”后的情景宛然清晰。
这样写，尚属平常，当读到三四句时，才使人品出“奇趣”来。诗承上，紧扣“闻猿”写感受。君不闻：“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同上）写的是古代渔民舟子的痛苦生活，故闻猿鸣而下泪，倍感其声凄厉。诗人呢？理当“猿鸣三声泪滂沱”才是。然而不然，诗却说：“孤臣（诗人贬后自称）泪已尽，虚作断肠声。”言下之意，孤寂的我早已被贬边州，申诉无效，前途无望；泪已流干，愁肠寸断；这哀猿声声，徒自空啸，我哪里还有泪可流，哪里还有肠可断啊？这看似“反常”的写法，却更深沉地道出了诗人难以言状的身世之感和“哀莫大于心死”的极度的惆怅和痛苦！“长歌当哭，是必须在痛定之后的。”（鲁迅《记念刘和珍君》）
痛定思痛，痛何如哉！故清人沈德潜评此诗曰：“翻出新意愈苦。”（《唐诗别裁集》）又说：“柳州诗长于哀怨，得《骚》之余意。”（同上）这些评述均中肯綮。
此诗头二句写景，景为情设；后二句抒情，情由景生。溶情于景，情景交融，自不必说。妙在抒情不落俗套。苏东坡曾说：“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全唐诗话续编》卷上引惠洪《冷斋夜话》）
诗人闻哀猿长啸，不写“泪沾裳”而说“泪已尽”，不写“肠欲断”而说“肠已断”，由此带出一个掷地有声的“虚”字来—— “虚作断肠声”。就本应“猿鸣三声泪沾裳”的常理来说，是“反常”；就实际“孤臣泪已尽”的心境来说，又是“合道”—— 合乎泪尽愈苦之道。所谓“翻出新意”，所谓“奇趣”，正在这“反常合道”之中。诗人所以“自放山泽间”，原是为了借山水以遣悲怀，然而结果正如李白所说借酒浇愁一样，“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掩卷沉思，诗人遭遇之不幸，生活之痛苦，情思之含蓄，寄慨之深远，都包孕在这二十字之中。诗的艺术魅力正在于此。
田家（其二）
柳宗元
篱落隔烟火，
农谈四邻夕。
庭际秋虫鸣，
疏麻方寂历。
蚕丝尽输税，
机杼空倚壁。
里胥夜经过，
鸡黍事筵席。
各言：“官长峻，
文字多督责。
东乡后租期，
车毂陷泥泽。
公门少推恕，
鞭扑恣狼藉。
努力慎经营，
肌肤真可惜。”
迎新在此岁，
唯恐踵前迹。
柳宗元诗鉴赏
此诗原题作《田家三首》。从内容上看，可能作于永州。因为诗人于唐顺宗永贞元年（805）被贬永州后，才有更多机会接触社会下层，写出农民遭受封建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的痛苦。具体年月待考。
唐德宗以后实行“两税法”，按夏秋两次向百姓征收户税和地税，夏税限六月纳毕，秋税限十一月纳毕。从此，唐王朝的财政收入增加了，然而却逐渐成为人民沉重的负担。加之唐王朝以税收完成好坏，作为进退地方官吏的重要内容之一，于是刺史、县令为求取上考，不管农户家破人亡和田土是否受灾减产或业已丧失，照征不误，结果肥了专横的官吏、割据称雄的藩镇和兼并土地的贵族大地主们，却害苦了广大劳动人民。柳宗元这首诗，正是通过具体事例真实而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官吏为催租逼税而威胁恫吓直至私刑毒打农民的种种恶行，从而反映了广大农民在封建暴政下的苦难生活。
全诗可分三个部分。
开头六句，写农民在完成夏税的征敛中被封建官府剥掠一空的情景。“篱落隔烟火，农谈四邻夕。”
烟火，炊烟，泛指大家。农家左邻右舍聚居在一起，隔着稀疏的篱笆墙互相可以看见，傍晚时分彼此过往谈天。“庭际秋虫鸣，疏麻方寂历。”疏麻，屈原《九歌·大司命》：“ 折疏麻兮瑶华。”王逸注：
“疏麻，神麻也。”这里泛指普通的苎麻。这两句写谈天时的农村夜景：附近苎麻地里静悄悄，庭院墙根边秋虫唧唧。在这寂静的秋夜，农民们在“谈”什么呢？没有说。但从下面的诗句可以悟出。“蚕丝尽输税，机杼空倚墙。”蚕丝已全部交纳夏税了，织布机只好空闲下来靠在墙边。一个“尽”字，道出了“赋税”之重；一个“空”字，写出了农民生活之苦。这就点出“谈”的内容来，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赵钱孙李，这家那家都在谈；仅有的一点蚕丝都交了赋税（当时交纳户钱可以绫绢折算），靠什么生活；收获一点，拿走一点，弄得家徒四壁，机杼停织，日子怎么过；夏税刚过，秋税又至，又怎么应付。。“四邻”所“谈”，充满着农民对被剥夺的残酷遭遇的愤恨不平，也表露出诗人的义愤。
接下来的十句，从“里胥夜经过”至“肌肤真可惜”，写里胥对农民的敲榨勒索和威胁恫吓。“里胥夜经过，鸡黍事筵席。”农民刚交罢夏税，官府又派出大批差役下乡来威逼农民及早做好交纳秋税的准备。
从农民赶快杀鸡做饭，备办酒席招待里胥上，可见里胥平时的作威作福，农民是万万得罪不起他们的。真是“县官踏飧去，簿吏复登堂”（李贺《感讽五首》其一）。从下句“各言”二字可见来的里胥不止一人，而是一批，农民怎么承受得了！“各言”以下八句是里胥们在酒筵上说的话，可分三小层：一是“官长峻，文字多督责。”是说上司严厉凶狠，追缴租税的官府文书催逼得很紧。这既是事实，又是里胥对农民的威胁，既从侧面揭露了封建官吏的凶狠残暴，又从正面写出了里胥们狐假虎威、为虎作伥的丑态。二是以“ 东乡”为实例，写延误了“租期”的严重后果。
“东乡后（延误）租期，车毂陷泥泽。”后句是解释前句的“后租期”乃因车轮陷进泥潭之故。尽管如此，“公门少推恕，鞭扑恣狼藉”，官府很少推究实情而予以宽恕，结果东乡人仍被肆意鞭打得血肉模糊。交租税只迟了一步，而且事出有因还尚且如此，少交或不交，其后果之严重更可想见。封建官府不查实情，不问是非，私刑逼租的暴行，由此可见一斑。三是“努力慎经营，肌肤真可惜。”表面上看，是里胥劝告农民要努力而小心地筹划交纳租税，以免皮肉受苦，那真是可怜！实际上，言下之意是“一旦后租期，刑同东乡人”！这就揭露出里胥对农民露骨的威胁和恫吓。以上十句，从表面上看来好象只是在揭露里胥的罪恶，实际上是针对当时的封建官府和官吏们。
最后两句“迎新在此岁，唯恐踵前迹”，写农民听了里胥恐吓话后的想法：新谷登场正在此时，只得准备缴纳秋税，唯恐重蹈东乡人的不幸。这里，诗人以写农民的心态作收，“唯恐”二字道出了农民内心深处多少难言的苦衷，可见农民们是怎样忍受着这超经济的剥削与压迫。全诗正是通过这一典型事例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统治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榨，从而反映了农民在横征暴敛下的怨愤和痛苦，也表现了诗人对受压迫者深挚的同情。
清人毛先舒曾称子厚《田家三首》“叙事朴到（朴实而周到）”（《诗辩坻》卷三），是恰当的。
这首诗纯然用白描叙事手法，于平淡简朴的语言中寄寓着深远的忧愤，让人嗅到真实的时代气息，而且语语自然，字字深情，耐人咀嚼。恰如苏轼所说：“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东坡题跋》卷二《评韩柳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书黄子思诗集后》）。这正是柳诗的独特风格。除此，朴实的叙述与个性化的说白相结合，正面控诉与侧面揭露相结合，也是此诗值得注意的特点。
晨诣超师院读禅经
柳宗元
汲井漱寒齿，
清心拂尘服。
闲持贝叶书，
步出东斋读。
真源了无取，
妄迹世所逐。
遗言冀可冥，
缮性何由熟？
道人庭宇静，
苔色连深竹。
日出雾露余，
青松如膏沐。
淡然离言说，
悟悦心自足。
柳宗元诗鉴赏
此首诗为诗人被贬永州时所作。他生活在一个腐朽衰败的时代，身为统治阶级的一员，客观上受到无数打击，主观上又受到儒、释、道“三教调和”思想的限制，结果才不得施展政治抱负，贬斥终身，壮志未酬，走完了悲剧的一生。他象当时大多数有志于积极用世的封建知识分子一样，在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上坚信儒家学说，以实现尧、舜、孔子“圣人之道”为奋斗的最终目的；同时又在佛教盛行的唐代崇信佛教，主张“统合儒释”（《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不过，他的崇信佛教，与王维愚妄地佞佛逃世不同，与白居易以信佛寓“独善之志”
也不同。他是把佛教与诸子学说并列看待，想从中找出积极有益的内容作为济世的手段，以实现“辅时及物”的理想。不幸的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如愿，由于自身思想上的主观唯心主义因素和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倾向，最终落入了佛教唯心主义的泥沼。特别是在他遭贬永州之后，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前途无望，更促使他到佛教中去寻求宁静与解脱，其时佛教对他的消极影响就更明显了。
了解了这些背景，再来读这首诗就容易理解了。
清晨早起，他到住地附近一个名叫超的僧人（师）的寺院里去读佛经，有所感而写下这首五古抒情诗，既表达了他壮志未已而身遭贬谪，欲于佛经中寻求治世之道的心境，又流露出寻求一种超越尘世，流连于冲淡宁静的闲适佳境的复杂心情。
头四句总说“晨诣超师院读禅经”。诗人把研读佛典安排在一天中最宝贵的时刻。“汲井漱寒齿，清心拂尘服。”清晨早起，空气清新，以井水漱牙可以清心，又弹冠振衣拂去灰尘，身心内外俱为清净方可读经。可见用心之虔诚，充分表现了诗人对佛教的倾心和崇信，其沉溺之深溢于言表，不啻教徒沐浴更衣以拜佛祖。“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贝叶书简称贝书，佛经之泛称。古印度人多用贝多罗树叶经水沤后代纸，用以写佛经，故名。一个“读”字，是全诗内容的纲领；一个“闲”字，是全诗抒情的主调。
诗人贬居永州，官职虽名曰“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但只是个“闲官”而已。闲人闲官闲地，无政事之烦扰，亦无名利得失之拘牵，正是难得清闲，正好信步读经。就读经来说，闲而不闲；就处境而言，不闲而闲，其复杂心情曲曲传出。
中间四句承上文“读”字而来，正面写读“经”的感想。这里有两层意思：前二
